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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于“金戈铁马”式的各种野战场面的描写，似乎还缺少一些“把吴钩看
了，栏干拍遍”的宏观驾驭力。
该书书名借自于屈原的浪漫主义杰作《天问》。但作者在该书中所叙述
的，却已是距屈原约2000 年以后的大明王朝在崇祯那17 年间的“可悲的大
结局”：“冥昭瞢暗，谁能极之？”林佩芬女士有志于对当年“引无数英雄
竞折腰”的明末历史作出文学角度的“诘问”，以探求新势力同旧世界交迭
更替的历史底蕴，这无疑是可喜的。
（1996 年9 月2 日）
《甲行日注》
生不逢时，会当国破家难之际，逃难似乎就是不可免的了。颠沛流离，
遍历苦辛，终至保命或葬身于乱世，这是每个时代都没有少过的故事。然而，
一应逃难情节，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却不多。明末叶绍袁（1589—1648）的《甲
行日注》8 卷（毕敏点校），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详记始末的“逃难日记”，
很值得说说。
记主叶绍袁，字仲韶，号天寥，江苏吴江人。系明天启间进士，曾通籍
为官。旋因阉党魏忠贤辈擅权祸国，遂弃职回乡。叶氏早年负才名于江南，
生平交游甚广。其妻沈宜修及其所育三女皆富文才，彼此多唱和之作，曾辑
为《午梦堂集》10 卷行世，一时吴中文坛传为佳话。叶氏的逃难，是在清兵
南下、吴中抗清义军起事失败以后才决定的，时在乙酉（1645）八月二十四
日。次日即甲辰日，叶绍袁料理逃难后事毕，乃取屈原《楚辞》中“甲之朝
吾以行”句意，命名日记曰“甲行”。
《甲行日注》从八月二十五日始记，到戊子（1648）九月二十五日为止，
其间恰好经历了三年又一月。那以后不久，据说叶氏便以贫病赍恨逝于空山
荒刹之中，卒年才60 岁。因此，《甲行日注》是一部较为完整的逃难始末记，
记录着一个士大夫在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是如何艰难地去保持晚节的。
在甲申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江南的天气似乎也是格外的不好，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叶绍袁离家出走的那一日，更是阴雨绵绵。叶氏乃对前来送行的
家人悲怆地表示：“此行也，若幸中兴有期，则归来相见亦有日。不然，从
此永诀矣。”似已暗下了“与汝偕亡”的决心。
离家以后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大概首先遇到的便是“行将焉往”的问题。
虽说叶氏此行原则上是“游方外以遁”，可以各处的寺庙为居停，但是兵荒
马乱，人人自危，也并不是随处都能得到接待，可以随遇而安的。后来虽然
找到了一处久乏人烟的荒寺作为栖身之处，但亦未长久，叶氏父子就重又走
上了风雨飘泊之途，出没于苏南浙西一带的湖山间。其次是遇到了经济上的
窘困。叶家原非巨富，主人似又宅心仁厚，在此国难民厄的时期，做不出那
种穷凶极恶的催逼佃户的事情来，所以出逃以后便断了后勤上的供给。四方
游食，始终是在友人的接济和主动的告贷中生活着。日记中这方面的记录是
很多的。
如果说，居无定处、清贫困苦的物质上的困难尚可多方克服的话，那么
黍离之悲、家国之痛这种精神上的重负，则确乎是无计排解。对于叶绍袁来
说，家国多故，身为遗民，除了密友的过从之外，大多数时候的心境是不好
的。这从日记中虽寥寥数语，但出现甚频的“分袂增怆，更伤羁旅”、“黯
索之况，凄然莫写”一类的词句中可以约略窥知。于是也就有友人好心前来
相劝：“毋久陨忧时之泪。”（乙酉十月初十日）然则于叶绍袁来说，除了
对朋友的关爱表示感激之外，内心深处却似乎又办不到。他说：“予不堪忧
者，家国殄瘁，岂能忘心！”（丁亥十二月初九日）念兹在兹，不可释怀，
这情节是很感人的。后来在流亡到浙西时，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很
可见出叶绍袁的节概：
庵有邻人，昔曾识余者，属致一牍于王敬锡，当以一百二十金为寿。余曰：“饿死
事小，夷齐亦非异人耳。岂可通姓名于失节之叛臣哉！”（卷6）
我在读到《甲行日注》的最末几卷时，始终伴有这样的一种预感，叶氏
在那以后的很快故世，恐怕同当日复明事业的失利消息的不断传出，遂致他
心境日趋恶劣，从而损害了健康是有密切关系的。大概到1648 年前后，叶绍
袁的心中先已幻灭了罢！
诚然，支持叶氏在贫病交困中生存下去的，惟有抗清复明的大业。叶绍
袁在逃难前曾资助过吴中义军，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他的家庐曾因此
得到过当地义军的保护。在逃亡中，他还同义军暗通着讯息，保持着联系。
他的日记中就常常出现一些行踪诡秘的人士的来访行驻记录。如乙酉九月三
十日所记：“客有谈王孝廉昭平（名道昆）、陆大行鲲庭（名培）俱殉节死。。。
山阴刘、祁二中丞则先于七月间，一谢孤竹之粟（刘公宗周念台），一捐沅
江之袂矣（祁公彪佳世培）。”此次来访之“客”，即是日记中出现的很多
不明身份者之一。叶氏在浙西时，还曾会见过“以文章名世，顷从起义破家”
的江南名士吴统持（字巨手，嘉兴人，著有《危斋集》）。据说两人“叙先
德世谊之雅，起义遘难之由，相对忾然”（乙酉十二月十四日）。
此外同叶氏交往密切的，便是同他一样剃度为僧、窜伏山林的文人学士，
此类人物仅在日记中留有记录的就有八九人之多。这其中就有叶绍袁的外甥
严仲日、表侄冯子近，朋友朱子夏、冯茂远等。诸公都是书香门第之后，或
者是地方名士，然而殊途同归，终于都走上了叶绍袁所走的与新政权消极抵
抗的道路。这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实际上正是一种曲折的斗争艺术的
反映。由于叶氏同他们关系的异乎寻常的密切，日记的字里行间颇多记载了
其晤谈记录和诗作唱和，从而可以看到在那些非常岁月里，这些遗民生活的
隐秘一面：
“身寄上方秦客恨，诗吟泽畔楚猿闻。”
“汉家无历不知春，依旧江山国号新。”
“莫向家园追旧隐，同仇方在枕戈时。”
“海上稍闻消息近，试拈诗笔欲凌虚。”
“别后书音都失据，近来酒味亦添愁。”
“昔日雄心恨不除，萍踪又过一年虚。”
这都是产生在这一特殊时期而为叶氏记录下来的诗句，从而披露出这些
不屈遗民们的私心窃愿。虽说遁入山林，不如投笔从戎、跻身江湖之能予清
兵以直接击打，但以叶绍袁们所代表的这种明末知识分子的主体意向，却也
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精神力量。至少，叶绍袁们的坚定态度影响所及，足以关
系当地士民的人心向背。不是吗？“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
（顾炎武诗句）这是多么铿锵有声的气节之音呵！事实上，满清新政权的真
正稳定，实在是在叶绍袁们陆续凋逝以后的事。
假如说《甲行日注》中多的是国破之恨的话，那么此次由岳麓书社重版
时所附刊的外三种文字《窈闻》、《续窈闻》和《亡室沈安人传》，则更多
地表达了叶绍袁的家愁。这三篇都是伤逝悼亡之作，记录着一个良好的知识
分子家庭的喜乐哀愁和不幸事件。叶绍袁自是一个率性至情的文人，有的是
善感的心灵和多情的文字，在家庭生活上，他受到的是过多的坎坷和不幸。
可以作为这三篇文章注解的，是乙酉当年除夕，叶绍袁在普明庵中“追溯平
生所过除夕”而写下的一段文字，读来催人泪下。
岳麓书社的总编辑钟叔河先生似也偏爱此类文字，他在1986 年所写的小
跋中对此挥叙尽致。此处我只想摘引钟先生跋文中的这样一段话：
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
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
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
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出版者的出色鉴赏力。因为，惟其有了《甲行日注》
的这“外三种”，才使我们大致全面地了解了一个人——一个真实的晚明知
识分子。一部《甲行日注（外三种）》，是明末一位江南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989 年4 月16 日，北京西城灰楼）
《明遗民录》
在满清取代朱明的那些日子，神州的山林庙宇里常常隐现着一些穿着“故
国衣冠”的人物，他们并不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者，而是励志成仁、不屈
不挠的明朝“遗民”。所谓“遗民”，原是指遭“亡国”之劫后残留下来的
百姓。《左传·闵公二年》中就有“卫之遗民”的说法，后来则成为人们对
易代之间以气节自励、不仕新朝者的专称。
中国封建社会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它的百姓的苦难也就特别深重而坎
坷。封建王朝的政权更迭，尤其是血雨腥风里的改朝换代，更是把人们折腾
得死去活来。如今，我们面对着重重叠叠的遗民录资料，实在是欲说无言。
且来谈谈“文献”吧。大概是明洪武年间，先有人搜集南宋灭亡后不屈
于元朝统治的士大夫的言论事迹编为一卷，命名为《宋遗民录》；到了成化
年间，又有人增编成15 卷。是谓“遗民录”的滥觞。可是热衷于觅集宋遗民
资料的明代学者怎么也不会想到，不过200 年，他们的贤子贤孙竟然也遭遇
了几乎同样的一次大考验大抉择，而且比宋元之际还要来得严峻来得酷烈。
以致于当他们的后人继承这种体例，再要来编撰这一代的“遗民录”的传记
资料时，不得不投入远比先辈们要多得多的精力。
顷由美国格林奈尔学院明清史专家谢正光教授同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
副教授联合编录的《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7 月版），就
是在清初流传至今的7 种“明人遗民录”秘本的基础上汇编而成的。该书共
收入明遗民2000 人上下，共89 万字，分装成上下两册，共1381 页。全书按
姓氏笔画为序，汇编了邵廷寀《明遗民录所知传》（台北华世出版社影印1893
年铸学斋所刊《思复堂文集》本）、黄容《明遗民录》（日本东京东洋文库
所藏清初钞本）、朝鲜佚名氏《皇明遗民传》（北京大学1936 年影钞本）、
陈去病《明遗民录》（《国粹学报》本）、孙静庵《明遗民录》（上海新中
华图书馆1912 年铅印本）、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1916 年《聚德堂
丛书》本）、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1933 年呈贡秦氏罗山楼刊本）这
7 种编者所访求到的珍秘文献，逐一予以编排，少则一篇，多则三四篇，加
上许多人物是名不见正史的“民间隐逸”者，从而为研究明清交替时期的人
物思想和行为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渊薮。
研究中国历史上易代之际的“遗民”问题，意义何在？ 1933 年1 月，
张华澜先生有感于当时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恶劣时势，而在《明季滇
南遗民录》序文中特别指出：
。。当日遗民所以如此之盛者，非尽关于君臣之义，盖亦有种族思想焉。不然，中
国自“家天下”以来，凡数十易姓矣，而死节之士、避世之徒，何以独于宋、明之亡而特
见其多哉？然以今日各国法网之密，设有不幸，国权丧失，虽欲求为一“遗民”也，岂易
得哉？岂易得哉？吾愿读此书者，悲前人之厄运，虑来日之大难，兢兢业业，发愤自强，
勿使后世再有“遗民录”之作。是则吾中华之大幸矣夫！
而苏州大学中文系钱仲联先生在1993 年专为《明遗民录汇辑》所写的序
文中，则独以“三百年之运已尽庚申，一二士之心犹回天地”之语来标榜“我
汉族人民爱国精神”，真是无独有偶。至于以个体的生命言之，则沧海横流，
大浪淘沙，知行义利之辨，生死阴阳之择，实在是检验儒家学说及其感召力
的“可遇不可求”的绝妙时机。
明代“遗民”当然并不止于《明遗民录汇辑》一书所收的人物。对此有
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读《明遗民传记索引》，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出版。
（1995 年）
《白马湖散文十三家》
自从90 年代初，著名导演黄蜀芹把小说《围城》改编成为电视连续剧公
映以后，剧中“三闾大学”的外景地，原来用的是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
晖中学”的消息，也随之不胫而走。人们惊喜于这座20 年代时，一度享有“北
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誉的中学校园，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天灾人祸之后，居
然还被较为完好地保存着，而且继续在发挥着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