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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到古籍出版社向熟人讨要一册样书来好？踌躇未决间，今春的一个下
午，在南京师范大学校门旁的宁海路书摊上“遇”到一册，品相甚佳，亟检
出到手，以半价2。50 元得之。正为之庆幸不已，暗叹今日之行不虚，未料转
眼间便又发现，这附近的其他书摊上竟然还有此书，竟还有以2 元得之者。
可见，此书上摊固非一日了。初印才1000 册，竟还在冷摊上遭此冷遇。设若
冀翁有知，真要怨煞江东父老了。复与止水轩主人谈起，彼曰：“卢冀野生
前行止过于热闹，自己也热衷事务，其身后固有此冷。”余唯唯。
卢前出生在南京城南望鹤岗的卢氏老宅中，那一带照例是金陵旧家大户
的集居地。据《卢冀野评传》的作者考证，当时的卢家虽然已是传主的父母
在实际操持家族事务，但“还保持着封建大家庭的格局”。在少年时代，传
主确是度过了一段“少日骛纷华，读书苦不足”（《赠衡衫》），“温暖宁
愁天坠落，稻梁不辨事寻常”（《四十杂诗》）的岁月。1912 年卢氏先分家
产后分居的事件，大概是他出生以来受到的刺激最深的事件之一。在20 岁
时，他有《夜过故宅》诗，表达出对昔日在此度过的烂漫童年生活的深情追
忆。其中有句云：“春星耿耿街鼓歇，秉烛敲门过故里”，“挂梦平生望鹤
岗，邻寺钟声犹在耳”，“劳南劳北可怜人，回头多少凄凉事”，读来颇为
沉痛，但也可见出其作诗的才华。
少年时代的卢前对于读诗作词似有慧根。1922 年秋，他以出色的国文成
绩，被东南大学破格录取为“特别生”，从而成为当年南下任教的著名戏剧
理论家吴梅（1884—1939）的弟子。这对于卢前后来在戏曲、散曲方面做出
成绩，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当这位老师于1939 年1 月14 日病逝于云
南大姚的消息传出，时在重庆的卢前不禁涕泪滂沱。
入校不久，卢前那种世家子弟无所拘谨的性格，便在校园里挥洒开来，
很快成为同学中的活跃分子，并办出了一份东南大学历史上首家学生刊物。
但好景不长，1925 年冬，他的父亲中年逝世，于是全家十来口人的生活负担
就全凭他的教书所得。正如他所自述的：“汗颜执鞭作人师，出入经营思斗
量。”（《呈随三丈翰英》）1927 年开始，卢前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和暨南
大学，并与其师吴梅一起兼任教职于上海光华大学等校。在此生计奔波途中，
他“来往京沪道上，携三大皮箱，无一衣袜，但满储书籍，并皆线装书”（易
君左《卢前传》）。易君左还说：“人但观其嘻嘻笑笑，而不知此诗人实负
有两肩之重荷。”
自东南大学毕业到1937 年抗战开始，卢前从21 岁到32 岁，正是他疲于
奔走执教，同时从事学问的时期。由于他才华早溢，所以毕业不久就担任教
授，并远道任教于成都、开封、广州等地的高等学府。这十年的忙碌，并没
有影响他的著述活动，创作、论著和编纂俱富。少年才子，青年教授，奠定
了他在文坛学界的地位。
抗战期间，卢前流亡到武汉，后有《炮火中流亡记》（1937 年8 月10
日赴沪至1938 年2 月24 日抵汉）一书纪其实。在当时所写的诗中，他曾自
省“感旧每惊心，乃落少年狂”，并表示：“收京若有期，抱书甘寂处。”
（《遇吴大汉口》）遗憾的是，当1938 年6 月，他作为南京市代表，被聘为
参议员，参加首届国民参政会时，却又由衷地发出了“风尘历遍艰方尽，报
国书生鬓未凋”，“王气从来天所属，安危贵在匹夫完”（《受参》）的励
志之声，从此卷入政治是非和党派漩涡而未能自拔，并成为日后新中国政权
不予之信任的伏机。
卢前担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共四届，参与会议达到11 次，几乎次次有“提
案”。1940 年1 月底，他在重庆参加了“华北战区慰劳视察团”，视察了冀、
豫、晋、陕一带。此团的组建，就曾经受到同任参议员职务的共产党代表毛
泽东、陈绍禹等人的联电抗议。1946 年11 月，他由重庆返回南京，入住南
京大板巷旧屋。回南京后，他被聘为南京市通志馆馆长，两年后，又兼任南
京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编印了《南京文献》，到1949 年2 月为止，
共计发行26 期，为南京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地方史志文献。同时，他还任教
于中央大学。南京解放前夕，他“抱书人海避风波”，似乎是在有意回避“大
陆易手”之时是否投奔台湾去的问题。没想到的是，后来中央大学改组为南
京大学的时候，他出其意料之外地遭到冷遇，未能同他的学界朋友一样被安
排教职。从此，这位嘻笑达观、意气风发的“江南才子”（卢氏自署）再也
没有重展笑颜，只是在大板巷失业闲居着，直到在落寞郁闷中抱憾谢世，时
在1951 年。一位曾经“四参国政，两渡天山”（卢氏金陵寓所自书对联）的
书生，终于在新社会无所展其抱负，而成为党派政治的牺牲。
卢前在戏曲文献上的贡献，最为后人称道。大概在1928 年，卢前在自己
家中开辟了一个称为“饮虹簃”的藏书处，用以收藏自己新近搜集到的图书。
从此他自署为“饮虹簃主人”，著名画家汤涤（定之）绘有《饮虹簃图》。
卢前对我国元、明、清三代的戏曲遗产极其关心，搜罗甚勤，而且多写有题
跋。如他在《暨南学报》第二卷第2 期上所发表的《曹氏藏钞本叙录》一文，
就是这方面的体现。他的藏书有“碛龛”、“小疏斋”、“卢前”和“冀野”
等印。
据卢前在《图书学大辞典》的序言中自述：“溯吾家所庋书，既毁于辛
亥、壬子之间。甘氏津逮楼先遭回禄之祸，邓氏群碧楼富有善本，悉已输归
枢藏，金陵虽号为‘首善之区’，私家之所藏者，亦仅矣！”其故宅在望鹤
岗原伏魔庵（膺府街）附近，大概祖传藏书毁于1911 至1912 年期间历次兵
匪的入室抢劫。
卢前的刻书大都以其家藏书为基础，然后借用南北方公家和私人藏书的
版本为参考，以集词曲之大成。他自己就曾经这样对他的老师吴梅表白过：
“。。前藏曲不多，大都假诸师友。如《诚斋乐府》、《词脔》，则先生所
藏也；康王乐府、《杨夫人辞》，则潘景郑所藏也。其他诸本，亦皆南北移
录，节衣缩食，勉付雕锼。”（吴梅《饮虹簃曲丛》序）在卢氏为有关集子
所作的跋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记载。所以，王謇（1888—1969）
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说，卢前采用这种工作方式完成任务以后，抄本、
校本和底本必多，则“又为别开生面之藏书家也”。并赋诗道：“书林别话
饮虹簃，全宋词存词说垂。”
卢前十分热衷于收集和刊刻传播戏曲文献，他与皖苏同人还组织过一个
称为襄社的“书会”，每年集会二三次，凡八人，“每集各举所见珍本秘集，
或手稿、传抄、印谱、书画册之属”，并影印大家认可的若干珍秘之本，如
卢前所藏的江苏武进人汤雨生所作杂剧《逍遥巾》等。他在1951 年去世以后，
因为其家经济窘迫的缘故，由先期接受“思想改造”以后，被安排到长春师
范大学（现为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唐圭璋教授作介绍，将其藏书全部捐献
给该校图书馆，后获奖旧币500 万元。此外，也有部分图书流散到南京的书
肆中。
这部《卢冀野评传》，分为“家世生平”、“著作述评”和“年表书目”
三编，对卢前的生平事业作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述，是作者朱禧先生经过多
年努力采访其后人、寻访其文献之后的精心结撰之作。他试图通过本书，“抛
砖引玉，引起大家对卢氏的关注”，其旨甚善。可惜全书篇幅太小，未能尽
述卢冀野的事功和学问。
作者在《卢冀野家世生平》一编的末尾写道：“卢冀野曾写过一首《感
逝》诗纪念友人：‘等似萍浮最可哀，是非身后亦尘埃。旧时淮水东边月，
曾照行吟侧帽来。’若‘淮水’两字换成‘秦淮’，我觉得，对他自己倒也
适用。”可谓知人知世之论。
（1997 年7 月2 日，下午）
《二流堂纪事》
日月如梭。30 年前，《人民日报》在12 月13 日那天，以全版位置、特
大字体和通栏标题，刊发了一篇洋洋七八千言的题为《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
乐部“二流堂”》的文章，从而向进步文化活动家唐瑜先生牵头的重庆文艺
工作者雅集处“碧庐”（即所谓的“二流堂”）吹响了“文攻武卫”的进军
号角。。
由此12 年过去，当这份报纸再次以醒目位置刊登出中国国家文化部为之
“平反”的报道之前，所谓“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早已成为
一个面目全非的“政治怪物”了：“‘二流堂’却只是一个偶然的玩笑，竟
然演变成煞有介事的被假定的实体，甚至轰动一时，谈虎色变。可谁也说不
清哪年哪月成立，究竟有多少成员。”（黄苗子、郁风《二流堂纪事·代序》）
由唐瑜所著的《二流堂纪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年4 月版，大32
开平装，432 页，定价17 元）一书，以当事人的身份，详尽地忆述了“二流
堂”的来龙去脉。“你不谈政治，政治却偏来惹你”。这是唐瑜先生晚年总
结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慨之言，也可以说是“二流堂”一案的历史症结所在。
正如现代文学研究者姜德明先生在谈及唐瑜其人、“二流堂”其事的印象时
所说：
唐瑜最恋朋友。抗战期间，他出钱在重庆盖了房子，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们白住，
被戏称为“二流堂主”。为此弄得他后半生吃苦不浅。“文革”中，“四人帮”关他进“牛
棚”，那么起劲地大批“二流堂”，目标何止唐瑜，又何止夏衍，意在周公啊！
（《二流堂纪事·唐瑜印象》）
“唐瑜最恋朋友”一语，生动地道出了唐瑜生平最喜结交朋友的性情。
对此，吴祖光先生曾比之为战国时代的以好客著称的孟尝君，说他“赫然重
现尝君之风度于当世”。夏衍则说：“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
了！”从唐氏友朋们的谐谈笑语中，我们不难读出这个当代“孟尝君”的事
迹，主要是在抗战期间，不遗余力地为当时困厄中的文艺界朋友荫庇造福。
唐瑜新造了一所小屋，因为有当时流落重庆的著名演员凤子、音乐家盛
家伦和画家丁聪在此客居，主人便同朋友们共同在地毯上打铺。也许是受此
启发，从此他“对造房子发生了兴趣”，为了夏衍一家四口有个安身立命之
地，他便售出其华侨资本家的哥哥赠送给他的金梳子，盖成了两间“依庐”
（实为战时重庆穷困百姓土法建造的一种泥巴墙、竹编架式的简陋房屋），
容留夏衍在这里为抗战文艺活动一直工作到日寇投降。他还曾卖去一辆豪华
型汽车和一家电影院的股份，“亲自绘图设计”，为“无室无庐”的朋友们
建造了一间大厅和若干小房间，称为“碧庐”。一时间“呼朋引类，让当时
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这就是‘文革’中喧闹过一阵的‘二流堂’”。
唐瑜就是这样积极地为穷苦朋友们营造栖身之地和聚会之所的。夏衍先生在
《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回忆道：
当时住在“二流堂”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恩、盛家伦、方菁、沈求我，他们之
中，除高汾是新闻记者之外，其他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文艺界“个体户”。这些人都有专
业，如吴祖光是剧作家，方菁是画家，盛家伦是音乐家，吕恩是演员等等。战时重庆谈不
上有文艺界集会的地方，朋友们碰头的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馆”，加上当时茶馆里几乎都
有“莫谈国事”的招帖，现在有了这样一所可以高谈阔论的地方，有时候唐瑜还会请喝咖
啡，于是，很自然地这地方就成了进步文化人碰头集会的地方。
就是这样一处地方，这样一位古道热肠的人物，却在1955 年“肃清反革
命”运动和1967 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先后成为无情打击的对象。以致
于这位被称为“二流堂堂主”的唐瑜先生，在晚年痛定思痛地写道：“住过
‘二流堂’的人，真为盛名之累，有人甚至以为这些人是在那里泡抗战，。。
其实，‘二流堂’也就是这么个战时重庆文化人临时寄居聚会闲谈的场所，
得名也不过是一时偶然的玩笑，不曾想几十年后风云变幻，堂主受累不说，
堂员却无端倍增，直闹得纷纷扬扬，轰动四方，株连无数，酿成大祸，实在
是我多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