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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员却无端倍增，直闹得纷纷扬扬，轰动四方，株连无数，酿成大祸，实在
是我多事之罪也。”（《二流堂纪事·堂主自述》）这话是实在的。据说，
就在1976 年的七八月间，江青还曾咬牙切齿地表示过：“‘二流堂’的人坏
透了，我一个也不要！”（《二流堂纪事·文革除夕》）因此，要不是“四
人帮”适时地被打倒，这些同“二流堂”有关无关的人士，恐怕还“有不少
人将被送入监狱或者流放北大荒，继续劳动改造”的。
这里之所以用“同‘二流堂’有关无关的人士”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
“二流堂”虽然源起于抗战，闻名于重庆，但它的知名度溢乎文艺界而在建
国后声名远扬，“却是在‘文革’期间，网罗（进）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界
人才，而这些入堂的人，又都是瞒着‘堂主’，由江青及其手下的人办理的。”
（《二流堂纪事·第五十天》）据说，当时凡是为“女皇”所不喜欢的人，
都被指名送入此堂，而且还无中生有地设立了港、澳“分堂”。夏衍不消说
了，他被捏造为“‘二流堂’的黑帅和后台老板”，叶浅予被指称为“二流
堂干将”，丁聪则被冠名为“二流堂神童”（《二流堂纪事·在革命小报上》），
事实上，他们同“二流堂”的关系并不很大。当时被肆意网罗入内的，还有
潘汉年、陈沂、于伶、郁风、周扬、丁玲、张仃、聂绀弩，甚至田汉、陈白
尘、司徒慧敏等人。有这么一大批文艺界“精英”无端地登堂入室，难怪江
青要发出切齿恨声。
其实，从私造的“碧庐”到得名“二流堂”，实在是有着一个“革命化”
的背景的。据说是因为郭沫若到此地来会朋友，闲谈中说到从“革命圣地”
延安流传到重庆的“秧歌剧”中，曾有一出在《新华日报》社上演过的《二
流子改造》。郭氏想到栖居都市中的这些没有固定职业、毋需定时出勤、生
活自由随便的文艺人，正犹如陕北整日在乡村里流荡的“二流子”一般，便
触景生情，随口“幽”了一“默”：“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叫做‘二流堂’。”
当时在座的人闻言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想要请他留下墨宝，藉以自嘲——这
就是从“碧庐”成为“二流堂”的真实背景。实际上，当时这一出典，如果
被就在20 多米开外的山坡草棚（实系“特务站”）中的“打牌人”就近侦听
到了，这些“堂中人”，是毋需等到20 多年以后再“蒙难”，就足以让这些
“堂中人”，一个不漏地先到歌乐山上的“白公馆”里去歌哭一番的。
关于唐氏“二流堂”对当时这些流亡文艺工作者的意义，除了在生活危
难之际“大庇寒士”的实际帮助以外，还有在艰险时势中相濡以沫，砥励气
节，以“欢颜对劣境”的精神功用。因此，乔冠华1948 年在香港还表示过对
它的好感：“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
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
地方。”可是谁能想到，不到七年，这“二流堂”就成为一个“历史问题”，
进而在以后被升级为“中央级大案”，以致于同此有关的人士被“一个个描
画得面目全非，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二流堂纪事·在革命小报上》）
呢？
1979 年8 月19 日的《人民日报》上题为《文化部为“二流堂”问题平
反》的报道中说：“在 1955 年肃反期间，由于对‘二流堂’的历史缺乏全
面了解，作了错误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因此遭到迫害和摧
残。。。经过近年来的反复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所谓‘二流堂’是我
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当时和所谓‘二流堂’往来的人，都是
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于是，在建国后被揪住不放达20 余年的“二流堂”
问题总算大白于天下。
虽然“二流堂”的“真身”是还原了，但是，“二流堂”留给文艺界人士的
创伤却是不易复原的。这从《二流堂纪事·小家族的新生》一节语焉未详的
文字中，可以依稀看出。而受累甚深、被诬称为是“‘二流堂小家族’族长”
的吴祖光先生，早在“平反”以前的1972 年，就在“干校”中写下了如下沉
痛的诗句，其郁愤溢于笔底：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1997年5月 15日）
《逝者如斯》
如今已是德高望重的费孝通先生，曾在多年前为自己的一部文集所写的
《自记》中提示读者，要“把这些文章里所表达的思想，作为一个时代的社
会意识形态来看待”，这样“就容易看得清楚当时一些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
因为“在这个变革迅速的社会里，这些作品倒为历史过程留下一些真实的痕
迹，反映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我
以为，这一席话更可以看作为他的新集《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苏
州大学出版社1993 年8 月版）的阅读指南。这是因为，翻开这部精美的书册，
我们似乎看得到费老正伫立在他那曲折的人生长河的下游，回首着汩汩如逝
的岁月，一任云烟般的往事在胸中翻卷，然后用他那独特的“杂写”文体，
总结着一位古稀学者独特的社会认知和人生感悟。
《逝者如斯》这部收入费孝通先生48 篇文章的集子，大抵不出怀人、忆
事和纪游三类，情意真挚，议论剀切，读来令人心折。文乃心声，对于早已
“跨入老年”，且自度“来日不多”（《八十自语》）的老人来说，费老更
是把这本《逝者如斯》作为其“自传的副本”（《后记》）来编写的。他自
己看了这册选集的读后感是：“似乎已把我这一生画出个轮廓。”
诚然，这部凡17 万字的杂文选集，是费孝通先生所依凭的20 世纪大部
分年代的阅历的结晶，是他用一段段心声联缀起来的生命的乐章，是这个世
纪的杰出知识分子留给新世纪人们的箴言。贯穿整部选集的，是他对前辈学
者“情在爱国”、“志在富民”的学术精神不遗余力的弘扬。
费先生深情地记叙了想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去改变当时农村贫穷面貌的杨
开道先生（《一代良师》）、“时刻关心的是千家万户赖以生存的蚕丝事业”
的郑辟疆先生（《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志在“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
道”的潘光旦先生（《重刊潘译注＜性心理学＞书后》）、时刻关心并努力
着“在中国发展化学这门学科，为中国的建设服务”的曾昭抡先生（《曾著
＜东行日记＞刊后记》），还有不遗余力地开创了中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吴
泽霖先生（《在人生的天平上》），始终以竞技运动规则坚持学术竞赛和队
伍建设的汤佩松先生（《清华人的一生风骚》）。。正是这些为作者所“师
尊”的老一辈学者和科学家，以自己宽广的学术功底同其独有的天赋相结合，
“在各自的专业里，执着坚持，发愤力行，抵得住疾风严霜，在苛刻的条件
下，不求名，不求利，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我国学术的基础，打下一个个结实
的桩子”，从而成为20 世纪中国学术事业的奠基人。然而，当作者热情地为
他们歌泣的时候，他又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
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
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我所认识的杨开道先生是一个想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当时农村贫困落后的人。这
是他的抱负。。。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这里有多少学社会学的人还有我们前辈老师的抱
负？我希望年轻的一代人能走到我们的前面去，一代比一代好，决不能一代比一代差。对
于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我们深刻的想一想。
（《一代良师》）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深重的对“五四”以来崇高人文精神和优秀学术风气
日趋沦丧的忧患，费孝通先生才在“趁头脑还没有糊涂的日子”里，首先要
用各种各样的文体来记下他的良师益友的事迹，而不是去作个人的什么“自
传”。正如费老所说：“在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我们上一辈的人怎样立身处世，
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志趣，对我们是有益
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我们中国有过不少一生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的
而不计报酬地埋头工作的人。而且，这样的人是会受到后人的尊敬和钦爱的”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他还强调：“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生活
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
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后记》）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认识，他认为，近世的中国学术界大抵可以分为四代：
从“五四”到抗战是一代，“属于我老师们的一代”；从抗战开始到解放前
后是我这一代；解放后到70 年代末是一代；最近这十年又可作为一代（参《顾
颉刚先生百年祭》）。而通过《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这部书，我
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近世中国第一代学者所构建的那种令人神往的文化精神
和学术氛围，而且可以通过收入本书的作者所写的那些自序后记，了解到他
们的学术香火在以本书作者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身上的薪尽火传。
饱受20 世纪社会文化滋育的费夫子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克己奉民、精忠报国的学术榜。不用过去多少年，《逝者如斯》这部杂文
集，就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读本了。假如要请费孝通先生自己为
这部“自传的副本”题写几句话那么我相信，他一定会写上以下这16 个字：
国运其昌，命在维新。
缅怀前贤，敢不自勉。
也许这就是费夫子留给后生们的忠告了！
（1993 年12 月26 日）
《一个女教师的自述》
自从公元1866 年11 月12 日，在岭南香山县一个名唤翠亨的村落里的孙
家，诞生了一个后来名文、字逸仙的孩童以后，渐渐地，每年的11 月12 日
就不再是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了。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这个日子所包含着
的非凡的社会政治意义，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
然而，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恰好在他诞
辰71 周年的纪念日，在江南常州北乡的地界，有一位名叫任桐君的青年女教
员，正携带着她的五个雏童，担惊受怕地漂泊在当地的茫茫滆湖之上。以致
于20 多年以后，当这位出生于1899 年10 月10 日，而从12 岁开始其生日就
有幸同“双十节”同庆的老太，展纸提笔，开始写作《一个女教师的自述》
时，还念念不忘这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她开始了有生
以来最为漫长的携雏逃难的生活。任桐君女士在稿纸上先后写道：
1928 年到1937 年，我在南京的九年，是我婚后比较安定的一段生活。三子海儿，
四子庆儿，小女元儿，都在这段时期出生。我则时而到学校教书，时而当大学旁听生，时
而家庭主妇，时而机关职员，总想从生活的重重束缚中挣扎出来，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结果还是为贤妻良母这顶“桂冠”所箍住，一无所成。值得高兴的是，奠立了孩子们的教
育基础，使家庭配合学校教育，在接近理想的环境中生活成长。
在南京住了九年，从两个孩子到五个孩子，从几挑行李到满房家具，虽说道路崎岖，
艰辛备尝，可是一对同命鸟，衔泥叼草，搭成了一个窝。如今，眼看着因日寇侵凌，行将
拆散，抚今思昔，能不黯然！
此番离别，作者辗转长沙、贵阳、重庆，饱尝流离失所之苦，直至1946
年元月初始只身重返江南。在“国父”诞辰纪念日举家逃亡，此中况味，能
不叫人刻骨铭心？因此，当任桐君女士在南京重新见到“灰蒙蒙的中山陵”
时，就是别一种的深重感慨了——“这位革命的导师孙中山先生长眠以后，
祖国人民遭受这样的大灾难，如果英灵有知，也会痛恨这班不争气的不肖子
孙的”。（第4 章）
《一个女教师的自述》（三联书店1989 年4 月初版，1995 年8 月重印）
是任桐君这位在20 世纪上半叶执着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