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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搬家史》当然是一部萧家的搬迁史，然而事实上，更是一部当代知识
分子的辛酸史。阅罢这个真实的关于一个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的遭遇，实际上我们已不难认识到本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生活不正常的源
流，以及当今许多社会病的症结了。这在第二篇《在大酱园子里》、第五篇
《又没家了》等篇中描写分析得比较深刻。
经历了政治的风波和人事的挫折，萧乾也从“书卷气”中明智了起来，
一度追随起“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世俗哲学。如在1955 年即已体会到：“尽
量不写信，也不保存朋友们的来信，免得相互牵累。倘若非写不可，也只限
于事务。语句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在大酱园子里》）熟悉现代文
学掌故的人都会知道，当年鲁迅先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曾这么干过。到
了1961 年，则“我那时已学得什么都装在肚子里，谁也不信任了”（《以场
为家》）。再后来便产生了“飞跃”，认识到：“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再
也不可躺倒挨打了。不当猫，就必然得当老鼠。”（《避风港》）诸如此类。
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在非常时代的压迫下，一个文人心灵被扭曲异化的历程。
作为一部真实反映生活现实的书，《搬家史》所涉及的人，大多至今仍
健在，而且活得很滋润。惟其真实，以萧老狷介耿直的本性，笔触之端自然
不免伤人。从这一层意思上讲，这部书也许会如作者所预计的那样，会“冒
点风险”的。
然而，既然社会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然时节又恰逢“难忘
的1957 年”的30 周年，那么有此一部书又有何碍呢？冒点风险又有何惧呢？
因为有了它，可以“让后世也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他们从而会更珍惜自己享
受到的稳定日子”（《终于又有了家》）。这正是一个历尽沧桑的长辈的诚
意。
让我们同萧乾先生一起衷心祈祷“居者安其家”这种美好生活的来临吧，
让我们衷心祝福那怀抱着“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而飞返祖国安
家的信鸽吧，我们多么希望这部空前的“搬家史”，是一段永远绝后的历史
呵。
（1988 年10 月2 日，北京西城灰楼）
《李方舟传》
同任桐君女士的《一个女教师的自述》所不同的是，《李方舟传》的传
主并没有任女士那般豪气干云的心志和曲折坎坷的奋斗经历，正如《李方舟
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2 月版，大32 开，平装146 页，定价11。50
元）的作者朱东润先生在书前书后所陈述的：
这部作品所写的，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她有她的崇高理想，也曾为社会
做出一定的努力和贡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她失败了，可是她的失败并不能掩盖
她的努力。人是应当有理想的，但是他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已的手
中。
为了国家的需要，她办过缝纫组，她办过食堂。她曾经在第一宿舍担任居民小组长，
因为缺人负责的关系，她跨过马路，到第二宿舍再兼任一个居民小组长。为了食堂的需要，
她一天亮就工作，除了午后略为休息外，又从下午起再一直干到晚上。至于在泰兴办缝纫
组的事，那更不必说了。。。在国家需要我从泰兴到四川工作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让我
走了。我还有些留恋，但是她却肯定地让我走了。。。然而，这样的一位家庭妇女，竟被
威逼到自杀的地步。
朱先生在这里所指称的“她”，便是本书的传主“方舟”。而传主的原
型，就是朱先生的夫人邹莲舫。所谓“方舟”，即是“舫”字的左右拆字；
而作品中的“敦容”，则是作者自己，取其名字“东润”二字的转音而来。
古来“悼亡”之作大多走的是悲婉凄清一路，像朱东润先生这样，怨而不哀、
愤而不悲的传记作品，尚不多见。
《李方舟传》部头并不大，虽然号称传记，实际篇幅却不足10 万字，不
过是一部“小传”。这部小传分为9 章，其篇目依次为《方舟的家史》、《方
舟上学》、《结婚以后》、《敦容到武汉去的九年》、《敦容的归来》、《敦
容去得更远了》、《四川的归人》、《大爱和小爱》，以及《在大跃进的年
代及其后》。生活中的邹莲舫女士，是在1986 年11 月30 日下午在家中自尽
弃世的。但是，作品却只写到1965 年12 月6 日老夫妇俩为庆祝敦容70 岁生
日，而同游上海郊外的古漪园，听到当地女艺人呜咽悲苦地弹唱“自谓身世
永相保，岂知一夕摧风烟”那首曲子后，双双怅惘离开为止。
意味深长的是，《李方舟传》是朱东润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悄悄
写定的，但是当“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1979 年间，他宁可为此增写一篇
不短的“后记”，却没有将方舟那最后三年，受他这位所谓的“资产阶级反
动学术权威”的株连而遭受迫害，卒至自绝人世的生活历程补叙出来。这位
传记文学的资深学者，终于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不可弥补的空白。
诚如传记作者所言，李方舟确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然而，
在中国历史上，不正是千千万万的李方舟们辛勤地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
而推动着民族繁衍、人类进步的滚滚车轮吗？那么，作为民族脊梁的一分子，
她们的终于被压垮摧折，究竟是“谁之罪”？
朱东润先生没有说。他只是在《序》中特别地交待，1965 年“古漪园中
的秋游是实写。那一天方舟夫妇正在贪图温馨的秋阳灿烂的秋色。勤劳壮健
的劳动人民，正在准备迎接一个蒸蒸日上的新时代”。而“是不是我们可以
一路平安地走下去，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他又在《后记》的末篇中写道：
“1978 年，许许多多不见天日的人重见天日了，许许多多的冤案、错案、假
案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反革命’是‘真革命’了，许许多多的‘右派’是
‘左派’了，许许多多不是共产党员的人经过审查和考核，被接受为‘共产
党员’了。天下变了，然而这一切，莲舫是听不到，也看不见了。”真是不
堪回首，欲说还休。
看来，朱先生实在是不情愿说，似乎他也无颜补叙从1965 年以来的那段
包括他“亲爱的人”在内的人民惨史和民族浩劫。他宁可为读者留下一个包
括他“亲爱的人”在内的善良的人们，对“蒸蒸日上的新时代”的希冀和向
往。倒是为《李方舟传》一书写作《前言》的朱门弟子章培恒先生在文章的
结束时，感愤难抑地向世人道明了他的老师为“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
作传的真谛——
人的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一个生命的不自然的毁灭，总能使人憬悟到一些什么，
多数读者在读完了本书以后是会有所得的吧。
（1996 年9 月18 日）
《风雨中的雕像》
《风雨中的雕像》所展示给世人的并不是一组人们陌生的形象。邓拓、
吴晗、田汉、老舍、赵树理、冯雪峰、胡风、萧乾、黄苗子、郁风、刘尊棋，
我们虽不能个个道其生平事迹之详尽，但其人生遭际、道路始末大抵是知道
的。所以，这是《风雨中的雕像》一书的易于被人忽视处。
但是，假如你随意打开书中的一页，用上抽几口烟的工夫仔细地来读上
几行，那么，你会强烈地感受到此书字里行间的与众不同之处。原来作者李
辉对这十来位文化人的后半生的叙说演绎，并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跌宕起
伏的，贯注着作者的感性理解和理性思考的。“文似看山不喜平”，这部《风
雨中的雕像》（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 年1 月版）因此也就有了看头。
“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为了永远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谨以此
书献给在那个年代中受难的人们”，这是作者用沉重的笔写在本书扉页上的
《题记》。由此不难窥见作者在写作书中那一组组文字时，心中激荡着的情
感波澜和蕴含着的庄严使命。为此，当作者把此组文章结集为本书时，终于
欲说还休，竟然没有片言只字的前言后语来作一常规性的交待。莫非当作者
的文心笔胆随着本书中那些多灾多难的文化人的厄运而奔腾起伏过后，终于
只剩下扉页上这41 个字了？
《风雨中的雕像》是以人物的主体精神为脉络，精心梳理编结而成的文
化随笔。作者咀嚼着“那个时代”的晦涩，饱蘸着人物命运的苦墨，凝神于
传主遗留下的照片墨迹，在一个新的视角和层面上，为我们重现了落难中的
一代文化名人，在那特定年代里的不同神采风致。
于是，在李辉的笔下出现了“总是承受着精神矛盾，为他所追求所忠诚
的理想和事业忘我工作”的邓拓（1912—1966）；“他的身份，他的倾向和
态度，都决定了他不会超越他的时代”的吴晗（1909—1969）；“他不奢望
自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不把思想的批判作为一己的责任”的老舍
（1899—1966）；心灵“在时代重压下悸动”的同时，“善良和天真，在一
次次政治运动中，被消磨，被淡化”的萧乾；“仍然保持着艺术家的气质，
个人的性情也不像有些人那样，完全被岁月和政治风雨侵蚀殆尽”的田汉
（1898—1968）；“一个在历史烟云中没有失去自我”，并从而拥有了一个
“思想者的勇气”的赵树理（1906—1970）；“不会如同真正具有政治家气
质的人那样，将个人色彩淡化到最低限度，让个人性格、个人情绪，完全消
融于政治需要之中”的冯雪峰（1903—1976）；“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候，
凭做人的原则，凭一如既往的倔强，牢牢把握着自己的人生走向”的胡风（1902
—1985）；“一直把文化创造视为神圣事业”而不得不“走进苏东坡的世界”
的黄苗子、郁风；一个当年闻名报界的记者，《联合日报》、《晚报》的创
办人，“却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办了7 年的狱中黑板报的刘尊棋。。凡此
人事，作者都从不同的方位上，对他们表现出了博大的同情和深邃的理解。
《凝望雪峰——关于冯雪峰的随感》和《书生累——关于邓拓的随感》，
是本书中两个重要篇什。在这里，作者所努力着眼的，往往是“一个特殊的
文人性格”（《凝望雪峰》）。尽管作者曾经这样表示过：“我们没有他们
相似的经历，也就没有了置身于历史之中的切身感受。我们只能是旁观者，
站立在岸边观看历史风景，可以让心情常常处在平静状态，让目光尽可能地
冷静。”（《书生累》）并自励道：“。。应该更加冷静，更加超脱，多一
些理性的目光，在不同人的历史遭际中感受他们，理解他们，由认识性格而
走进历史深处。”（《凝望雪峰》）
然而渗透在对人物故事客观叙说中的这种同情和理解，使《风雨中的雕
像》的作者，常常发生超越出具体人事的跨时凌空式的感喟，从而让这部书
增添了几多凝重的心灵震撼力。如在《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一文中，
当谈到吴晗曾经从旧书摊上购到过一册《碧血录》，“似乎是这样一些东林
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胡惟
庸党案考》（1934）时，善感的作者不禁心旌激荡，在键盘上用力敲下了这
样一行又一行的文字：
他是青年。青年应该是拥有激情拥有热血的一代，他们对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事，不
管历史久远或者新近，都容易感受到强烈刺激，也最容易诱发他们去追寻，去研究，并在
论说这样一些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丰富。
所有不平事中，历史冤案对于年轻学人，可能是最有诱惑力的课题。冤案必然是悲
剧，而且浓缩得无比沉重，不能不注视它，却又不愿触及它。它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奇怪的
状态，让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在它的周围徘徊。难以言说的起因，大起大落的曲折，意想不
到的结局，所有悲剧因素，都能构成一部大书。
是悲剧，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剧，就能让青年人将对历史的好奇，变为深沉的追寻，
从而对生命的体验，便多了一些内容，对历史的拷问，也多了一层悲凉。
当然，这自然也可以看作是40 初度的《风雨中的雕像》的作者，关于撰
著本书中各个篇目时的心灵自白。
假如说一切的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我们必然承认，随着《风
雨中的雕像》一书的一印再印（今年1 月初版印行6000 册，至4 月就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