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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一切的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我们必然承认，随着《风
雨中的雕像》一书的一印再印（今年1 月初版印行6000 册，至4 月就又加印
了1 万册），李辉先生对“文化大革命”中蒙难文人研究的成果，对于认识
中国过去和警戒未来，都不会是无声无息的，它将发挥出足够的思想力量。
这是因为，作者在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对旧日人物的采访、对社会悲剧的追
索和对文化因缘的考察之后，所刻意写下的这一篇又一篇随感，已经超乎寻
常的书斋学问之上，而落实到对社会走向和人文取向的终极关怀上。
仅就案头学问而言，作者通过自己对人物遭遇的思索所提出的一些问
题，已足以构成一个个人物的研讨课题。如作者注意到：“在二三十年代中
国文坛，留学欧美或在欧美逗留过的人，几乎大部分不属于左翼，这与留日
学生构成左翼队伍的主体，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或者是被作为资产阶
级的代言人受到攻击，或者被认为作品中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而被贬
斥，或者因埋头于故纸堆钻研学问而被批评为与时代脱节。他们同样是一串
醒目的名字：梁实秋、林语堂、冰心、徐志摩、闻一多、宗白华、巴金、朱
光潜、梁宗岱、冯至、老舍。。”（《落叶——关于田汉的随感》），到了
“文革”时期，“作为一面旗帜，鲁迅仍然被高高地举起。可是，他所代表
的30 年代左翼队伍，却偏偏全军覆没”。（《风雨中的雕像——关于胡风的
随感》）其故安在？其间的悲剧意义又何在？要研深究透中国现代文学史，
显然不能回避对类似问题的深入探索。
正是这样严谨的思考和敏锐的发问，使《风雨中的雕像》的作者厚积而
薄发的随感，在沉郁之外，还能让人隐隐感觉到蕴藏于其后的丰沛的学术含
量。作者说过：“与文化老人面对，与各种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文人面对，
实际上也就是面对历史风雨中的一尊尊雕像。”在我的雁斋中，同样为“那
个年代中受难的人们”塑像立传的，还有版本时代更早些的《沉重的1957—
—不应忘记的过去》（百花洲出版社1992 年版），本书作者叶永烈通过对罗
隆基、王造时、彭文应、葛佩琦、庞薰琹五人的采访和纪实，旨在提醒人们
不要忘记对那个“沉重的1957”的追念：“当历史的迷雾已被拨开，当沉重
的悲剧已成为过去，中国在这里沉思。。”（本书封面《题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与
诸子登岘山》）当包括叶永烈、李辉在内的后辈凭吊起历史这沉重而惨痛的
一页又一页，也许只有巴金、萧乾等前辈所提出的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才是“永志不忘曾经在中国大陆发生过的那个时代”的最好方式？就如慕尼
黑达豪集中营博物馆永远陈列着法西斯的残酷，以表示德意志民族永远自省
希特勒带给包括自己同胞在内的人类的灾难一样。
（1997 年7 月13 日）
《被调整的目光》
《被调整的目光》的书装，既没有《万历十五年》的庄严，也没有《文
化苦旅》的旷远，15 篇、凡18 万字的深入浅出的随笔文字，就这样被大32
开窄幅开本包裹得严严实实。假如你的目光不能敏锐地穿透封面上两扇镶嵌
着铜铺首的历史门缝，去窥视本书封底上才略有示意的深邃堂奥的话，那么，
你注定是同《被调整的目光》这部初版才印5000 册的好书无缘了。
复旦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的姜鸣先生，之所以能完成《被调整的目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12 月版，309 页，定价18。50 元）这部主要是以
近代史为题材的随笔，实际上完全得益于他对历史遗迹的特殊爱好。他在本
书《后记》中回忆道，他常常充分利用到京公差的短暂逗留，不失时机地去
寻访散布在北京街坊胡同中的历史陈迹。他表示，这种“满城乱跑”的经历，
“很有趣味也很有收获”。事实上，这种实地踏勘和人物蹑踪，确是能够增
添许多关于历史的观感和文化的领悟的。从远的方面来说，此亦司马迁“探
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史记·太史公自序》）之义。
本书就是作者访求故都历史遗迹以后，所生发出来的“对于发生在彼时
彼地历史旧事和历史人物的追索和思考”。当然，作者在本书中所有的“追
索和思考”，已经力图摆脱自己过去在大学里曾经系统接受过的“传统治学
方法的影响”，并努力摒弃着其刚出校门时曾经有过的那种“肤浅的”研究
方法和“有欠敏锐”的历史嗅觉（《祈天忧人——关于“丁戊奇荒”》），
而有意在历史见识力和文字可读性上下功夫。这样，落实在《被调整的目光》
一书篇章之间的许多感想，也就平添了不少新意。
在调整了自己的历史目光以后，作者发现“长躯疏髯、性情诙谐、饱经
沧桑的”李鸿章，实际上正是清廷内部“对于世界大势较有了解的少数领导
人之一”（《半生名节——贤良寺·李鸿章》）；而在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
大变局的时候，以翁同龢为领袖的“清流派”等“上层知识分子的后知后觉，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负面影响显然更大”，“我。。从中看到了传统知
识分子在新旧交替时代面前的无奈和徘徊”（《失鹤零丁》）；至于“公车
上书”的历史真相，与我们长期接受了的“教科书上所讲，完全不是一回事
儿”（《莫谈时事逞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真相》），而康有为“在
进行政治宣传和历史回忆的时候”，是“很不尊重事实且又擅长吹牛造假的”
（《阅世空有后死身——访宣南，重话“戊戌政变”》），等等，等等。
作者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审视，实际上是建立在书斋中所下的“冷板凳”
功夫基础之上的，他是通过对史料的仔细阅读和认真思考以后，才形成自己
独特的想法的，然而落实在纸面上时，他往往善于将独储于胸的读史心得，
同自己对历史遗迹作现场凭吊后所产生的即时印象，熔铸一体，这就使得《被
调整的目光》一书中的文章，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感和可读性。如他通过自己
在20 多年前曾经有过的一次在青龙桥火车站同詹天佑铜像邂逅的忆述，追溯
到清政府对留美学童的首次派遣（年仅11 岁的詹天佑，即是其中之一），联
系到中国最早的淞沪铁路和宫苑铁道的荒唐遭遇，进而思逾重洋，浮想到中
国劳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东部崇山险岭中开筑铁路以联结美国东西海岸的特
殊贡献，最后得出结论：“我们追念他的功绩，自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建造
了京张铁路，而是怀念他在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所开创的划时代事
业。”这篇《人言是丹青——詹天佑铜像前的遐想》，便是此书中的代表作
品之一。
《被调整的目光》在写作手法上，显然接受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
年》和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的影响，但该书作为一个新一代历史学者
的作品，其展现出来的专业个性和思想空间十分可嘉可喜，他对“大历史观”
的发挥也似乎能够尽致。据为本书作序的原《解放日报》社文艺部主任吴芝
麟先生说：“这一方面应归结于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一方面则是作者开阔
的视野。无论是贤良寺里的探访，故宫隆宗门前的漫游，抑或是八大胡同的
寻踪，宁寿宫的凭吊，都不是作者一时兴之所至的游记文章。即使如人们十
分熟悉，几乎已经写滥了的圆明园废墟、詹天佑铜像等题材，读了之后甚至
会觉得作者的发掘还刚刚开始。显然，这不仅因为其中展现了一些鲜见的史
料，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考角度。”“对姜鸣来说，书中涉及的那些遗址胜
迹，已成为能最真实、潇洒地表现他的思想成果和人生体验的道具”。试读
以下两个片断：
孔庙类建筑，往往在正门外，有所谓的“万仞宫墙”——在曲阜孔庙是一座小小的
城池，在北京孔庙则简化为一块高大的照壁。“万仞宫墙”出典于《论语·子张》，当年
鲁国大夫叔孙武叔对人说，孔子的学生子贡比孔子更贤。子贡说：“不能这么说。好比围
墙吧，我家围墙同肩一样高，谁都可以从墙外看到我的房屋美好。我老师的围墙有几丈（数
仞）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到里面宗庙的富丽堂皇、房舍的绚丽多彩，可是能找
到门进去的人是很少的。”子贡的话说得很坦然，显示出学生对老师的由衷崇敬和得体自
谦。但曾几何时，把“数仞”发展到“万仞”，把门墙夸张得如此之高，高得别人无法逼
视，就显然过分了。从历史上看，中国士大夫在为权威制造谀词方面，从来是不遗余力的，
所以有“万岁”、“万寿无疆”之类词语可供后世应用。在现代，仅仅二三十年前，中国
政治生活中又出现过无数谀词，诸如“天大地大”、“爹亲娘亲”、“光焰无际”、“绝
对权威”等等，托名于“工农兵”的“肺腑之言”，其实仍然是笔杆子们的炮制。这是怎
样的一种文化情结，学者们是可以认真探求和反省的。
（《万仞宫墙——孔庙·孔学》）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从来不曾记录“丁戊奇荒”这段悲惨的往事，
也不记录其他重大的自然灾害。。长期以来，史学界（不包括极少数历史地理学者、科技
史学者和人口史学者）除了关注人类的阶级斗争之外，几乎从不关心人类的生存环境，尤
其是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各种自然灾害对人类的戕贼；不关心人类为了种的繁衍而
与自然进行的艰难斗争，因此也就无从研究自然灾害对当时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影响。这对
于历史学科自身研究的完备性和对人文学者的职业良心说来，无异都是一个缺陷和悲剧。
（《祈天忧人——关于“丁戊奇荒”》）
据本书作者在《半生名节——贤良寺·李鸿章》一篇中陈述，1901 年1
月7 日，“内心世界，远比我们的想象更为深邃和复杂”的李鸿章，在北京
贤良寺西跨院北屋临终前，曾有过一段弥留状态，最后在昏花老眼中流出的
两滴清泪相伴下，终别他挥戈八极达半个世纪的人间。但他留下了一首绝命
诗，其中就是“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等句，以抒其心志。作者感慨系之道：“谁能理解真正的
李鸿章呢？”
无疑，姜鸣先生的《被调整的目光》是一部忧时虑世之作。正如他曾经
表示过的，“中国人的民族秉性和思维特点，如同遗传密码，会在冥冥之中
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过去中国走过的道路，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
因此，他才努力地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史实中，辨析出历史的珍贵经验和惨
痛教训，并予以纵横恣肆的解说发挥，并著为文字，以之昭示依旧在这片土
地上图存进取的民众。这恐怕正是本书作者物与民胞的终极关怀之所在。
（1997 年秋）
《“官司”惊动中南海》
与其将《“官司”惊动中南海》一书，看作是主人公刘建军鸣冤三年的
上访史，还不如说是一位普通党员对党内言路和督道的体验记。
《“官司”惊动中南海》（法律出版社1994 年7 月版，大32 开平装，
221 页，定价9 元），叙述的是一个曾经轰动华北大地的真实故事。故事主
角是时任保定地区轻纺局副局长并兼任着河北省报“内参”通讯员的刘建军，
他因为写了一封不到500 字的情况反映函，直接寄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揭
发时任邢台地区党委书记的不廉不正的行径，结果却被安上“捏造事实、栽
赃陷害”和“挑拨省委领导内部关系，分裂省委领导”的罪名，招来省公安
厅的反复侦查和以“组织”名义出面的严厉处分，从而将一次党内体制所允
许的正常的“批评权利”的行使，演变成为对当事者“政治上的迫害”（第
3 章《漫漫上访路》）。
为官者利用职权和势力打击异己的行为，在旧官场上并不少见。奇怪的
倒是在新中国健全法制的进程中，党纪处分明显存在着严重偏差的情况下，
这位有着13 年党龄的县处级干部，秉承党章规定的“党员可以直接向上级申
诉”的权利，却长期地欲诉无门。这位曾经担任过党的县委副书记的人物，
最终虽通过长达1125 天、六次进京告“御状”而终获改正，但这种艰难卓绝
的上诉遭遇，显然是一个党的干部在有限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