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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北大校友罗文华学弟在《天津文学》1996 年6 月号上，曾经发表过一
篇长篇论文，题为《一种特殊的散文——论书话》，文章结合当代书话创作
的实例，认为“书话是一种特殊的散文”，“它可以称作知识性的小品文，
也可以称作读书随笔，它还可以采用序跋、书衣文录等形式”，指出“书话
与书评各有所职”，否则，“不利于它们分别作为相对独立的文体健康地发
展”，而“一个好的散文家或者一个好的学问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书话
家”，因为后者的前提是要“学识渊博，修养丰赡”。文章还指出：“书话
既要有书卷气，又要有文体美”，而“抄书”，“不仅省去读者找书之力，
而且通过作者对引文稍加诠释，嚼饭哺人，使读者容易读懂，事半功倍”，
并呼吁“重视书话的文化消闲功能”等。这篇论文是至今关于“书话体”最
为全面的论述，尽管其中不乏可供商榷之处。
1997 年，“书话”或“读书随笔”的出版热潮依然不减。浙江人民出版
社首辑12 种的《今人书话系列》，以中青年学者的论书文字为主体，有《作
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天地玄黄——
葛剑雄书话》、《第二壶茶——施康强书话》和《捞针集——陈子善书话》
等，具有与前辈学人书话所不同的风格，即以“激扬文字”，论书说人，具
有现代学术史的思想文化背景。而广州出版社的《台港名家书话文丛》，由
陈子善先生主编，收入小思的《书林撷叶》、庄信正的《异乡说书》、吴兴
文的《书痴闲话》、陈黎的《百科全书之恋》、黄俊东的《猎书小记》和黄
碧端的《书乡长短调》等，向大陆读者展示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爱书之士的
说书煮字风采。至于由我总策划的《华夏书香丛书》，也将推出包括周越然
的《言言斋书语》、王辛笛的《夜读书记》、高信的《常荫楼书语》、张放
的《叹凤楼枕书录》、王稼句的《栎下居书话》、薛冰的《止水斋书影》和
梁永的《咏苏斋书话》等一组选集，该套书的应市大概要在1998 年春夏之交
了。
诚然，书话同诗话、词话乃至曲话、联话一样，以其地道的中国学术神
韵和古典风情，久已成为了海内外爱书者访求和专题收藏的珍品。
“书话”这种文体的源头，早期雏形的不说，可以得到明确指认的，是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的散文。
虽然据钱仓水先生的考证，“话”一作“故事”解，早在隋唐时代，作
“故事”解的“话”就已存在了（见《童话的“话”》，载南京师范大学《文
教资料》1993 年第4 期），但惟独到了欧阳修手上，他在晚年才第一次把随
笔撰写的有关北宋诗人诗作的故事编集成书，“以资闲谈”，并命名为《诗
话》（后人以欧阳氏号“六一居士”，乃改题此书为《六一诗话》）。从此
以后多有人仿作，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旨在批评鉴赏的论诗文体。以致于后起
作者多达数十家，一部《历代诗话》丛书（正续编）就将近60 种，蔚为大观。
且随之发生演变拓展，自南宋王灼所撰的以“话词说曲”为本的5 卷本《碧
鸡漫志》始，直至近人所辑《词话丛编》，再转而为曲话、赋话（如清代李
调元的《雨村赋话》10 卷）、联话（如清人梁章巨《楹联丛话》12 卷）和文
话（如今人周振甫的《文章例话》、吴道弘的《书评例话》），“话体”批
评如今已使得考察中国文学艺术史乃至文化学术史的学者，不得不予以充分
的注意了。
姜德明先生在《现代书话丛书》的序中说：“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
非常习见了。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的人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书话的。”
他还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
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把“书话”从严密
沉重的批评圈子里“解放”出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读者当然是喜爱阅读
书卷气浓郁的“书话”，而不是经院味弥漫的“批评”。
清代文章学家姚鼐（1731—1815）在著名的《古文辞类纂》中，曾将我
国传统的“文辞”分为13 类，大别之为韵文、议论体和叙事体三种，而序跋
文则介于议论、叙事两体之间。姚氏认为：“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
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
可见“推论本原，广大其义”，为序跋文的写作要旨。据说：“题跋一名最
早是在宋代欧阳修的文集出现的，但题跋文章的出现，却要早在唐代中叶，
不过那时还没有‘题跋’这个名称，只叫作‘题’、‘读’罢了。它的产生，
和唐代的古文运动颇有关系。”（黄国声《古代题跋选·前言》，广东人民
出版社1986 年版）而欧阳修的《记旧本韩文后》、苏轼的《题〈文选〉后》
和《书〈孟德传〉后》等，则开辟了“藏书题跋”的写作范式，多少年来，
在文苑里一直没有绝迹。
简而言之，现代的“书话体”是融合了我国传统的“藏书题跋”、“读
书随札”和诗话、词话的特点而发育成长起来的新文种。在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内，它将可能成为品评纸本型图书的一种重要文体，因为“书话”具有
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含量，文体文风上又能温煦宜人，亲切而可读，可得“入
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戴复古《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诗）
之致。
（1997 年10 月27 日）
说说“毛边本”
“毛边本”原来似乎与“书话”无缘。但因为喜爱书话、写作书话的人，
往往对书卷有版本和趣味上的双重讲究，所以书话与“毛边本”的结缘也就
深厚起来了。自称加盟于鲁迅“毛边党”的唐彛壬�1962 年北京出版社印
出他的《书话》时，不知可曾制作若干“毛边”之本，以分赠“同党”？反
正我闻见的几个本子，均不见毛踪毛迹。但我珍藏有他在1984 年赠予北京大
学学海社的毛边本《晦庵书话》。书斋摩挲，确实感到有“一种参差的美，
错综的美”（唐彛铮倘缑娑砸晃弧芭钔返囊帐跫摇保匀欢⒙�
于是可见先生忠信于“毛边党”确是历劫不渝，因为他早年就曾这样表示过：
在收本的取舍上，我是有党有派的。鲁迅致曹聚仁信里说：“《集外集》付装订时，
可否给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我也是毛边党党员
之一，购新文艺书籍，常要讲究不切边的，买来后亲自用刀一张一张的裁开，觉得别有佳
趣，许多人嫌麻烦，往往对毛边书摇头，仿佛听到过为“毛边党”辩护的人有过这样的解
释：书看时容易弄脏，等看完后，再请装订作坊将毛边切去，就可以保持一幅簇新的面目。
由我看来，这个解释实在大煞风景。
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也许这是我的偏见
吧：我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所以所购取的书籍，也以毛边
的居多。早期如新潮社、未名社和北新书局出的，大抵顶发蓬松。几家大书铺是讲究修饰
的，总要切得四面光光，衣冠整齐。。。
“书话主人”既是如此执着地追随于鲁迅所热衷的“毛边”装，那么，
后来执着地追随于唐氏所写作的书话作品的作家们之讲究“毛边”，自亦在
不言中了，而“毛边”之同书话的因缘，自也难解难喻了。
所谓“毛边书”（uncut book），是指印就的书芯经过折页、订书、包
本等道工序流程后，三边不予裁切地保持着折叠原状的书。简言之，主要是
指不切栽书口（uncut edges）的书。“毛边书”又称“毛装本”，是近代平
装本的版本类型之一。它通常是三面不切，但有时为了裁阅便捷，而特意切
齐一面以便读者下刀的。如前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姜德明先生的《余时
书话》，即是被切齐翻口的。也还有连翻口带地脚一齐切好而仅留天头不切
的，称为“天头毛边”，如日本“岩波文库”本图书。然而，姜先生的书话
集出现“天地毛边”的样子，初非他以及其书责任编辑龚明德兄的原意。龚
氏在题为《九十年代的毛边本》（刊于1994 年1 月21 日《光明日报·读书
与出版》）的文章中曾遗憾之至地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既然书好，就得配之以高格调，毛边本便是其一。多谢我社出版科的同仁和印
刷厂，他们不以这种特殊要求为笑柄，终于刀下留情，实现了爱书家们的一个美梦。
当我拿到毛边本《余时书话》时，心中一阵阵喜悦。然而待至晚间在灯下裁切把玩
时，才发现这毛边本的缺憾。首先是误切去了与书脊相对的那条长边，只留天头地脚是毛
的，致使这书显得不合比例的长而窄；其次，是装版时的失误，毛的一边应置于天头，地
脚才该是整齐的，以便于插架，而现在恰好相反；再就是封面该特意留出不压膜的，并且
不勒口，因为毛边本所追求的效果本就是自然。在我，是讨厌压膜本的。
知道了毛边本之允许有“天头毛边”一路的，那么，《余时书话》被无
意中误成“天毛”的怪模样，也就勉强说得过去了。德明先生和明德兄对此
略可无憾。
然则装版之误，“毛的一边应置于天头，地脚才该是整齐的，以便于插
架，而现在恰好相反”，实在不可轻恕。因为如此便成为书装艺术的败笔，
是不伦不类的东西。若非如那些搜集“错版票”成癖并视之为奇货的收藏家，
是不屑于这种版本的。当我收到姜德明先生签赠的毛边本《余时书话》时，
便曾急急取出箧藏的毛边本《晦庵书话》，两相作比较赏鉴后，卒与明德兄
有同憾也。
也因此，当我组稿并担任编辑的《雍庐书话》一书四校定稿，即将下厂
付印时，特地嘱咐承担印装任务的苏南某厂务留200 部毛边本（其中100 部
专由作者家属签赠梁永先生生前友好；另外100 部则由我用编辑费购下，编
号赠送同好）时，便不敢让其将四川文艺版《余时书话》取了去作“样本”，
担心他们以讹传讹，将《雍庐书话》的“毛边经”念歪了；而是第一次将从
来“不出户庭”的正宗毛边的《晦庵书话》仔细包装后捎去，以期如样完美。
没料到，当我从家乡太仓返宁后，一眼看到《雍庐书话》的送审样本时，不
禁连连跌足，傻了眼了：那天头怎么竟是齐齐整整的，而地脚却是毛刺刺的
一摞！而且，很本色的灰底书封竟然在春阳下闪耀着油亮亮的光泽——而我
要求的是“不压膜”的呀！
如此筹画之下，《雍庐书话》的“毛边经”还是被念歪了。这是多么遗
憾！果不其然，友人中首先对此作出反应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
月刊的副主编、曾特意策划仿印“二萧”（萧军和萧红）的合著《跋涉》，
并制作毛边本的王世家先生。他在1994 年5 月27 日的来函中批评道：“‘毛
边书’的装订，随意性较大。这本书装订前，曾要求印刷厂装成‘披头散发’
（即下光上毛），而现在我所收到的几本毛边书，都反其道而行之，似乎不
合‘标准’。然《跋涉》的发也未散起来，甚憾。”而几乎与此同时，上海
《书城杂志》的主编倪墨炎先生也在琢磨着他的意见：“谢谢您特寄《雍庐
书话》毛边本给我。书的编排、装帧都甚佳。只是有一点：毛边本是底平，
上、外两边毛。这本是上平下毛，不能插架，这是印厂切纸工人都已不知毛
边的缘故。。。”（5 月29 日来函）
实际上，我们讲究“毛边”的书装艺术，决不是无谓的事，而是书业文
明进步的标志。香港藏书家叶灵凤（1904—1975）就曾透彻地表示：“书的
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爱书趣味的真正对象，该是那些可读可玩，具备了
书的必要条件的书籍；这就是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装帧各方面
都值得爱好，或至少有一点值得爱好，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的对象。”
（《读书随笔·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
“毛边书”即是如此。它源起于法国，出版商为便于当时的读者在读罢
后按自己的喜尚重新装订，便将当初上市的书都做成了“毛边本”。当然，
从工艺上讲，这样的书可以节省装订工作中的最后一道工序——切书，多少
有利于图书的迅捷上市。但是，“毛边本”一定是要有可读性的且页数不多
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