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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上。
言言斋还收藏有黄丕烈亲笔题跋的明刊《华阳国志》、《唐语林》和《文
温州集》以及钞本《明皇十七事》等五种。当清末吴兴皕宋楼藏书散出之后、
东渡之前，周氏有幸先得其八种，内有宋纂图互注《南华真经》、稿本《吴
兴蚕书》、明初本《管子》、吴钞《疑狱集》、丁钞《栲栳山人诗集》等等。
其明人写本宋岳珂《愧郯录》15 卷，为祁氏澹生堂藏书，有澹翁手跋及毛子
晋、季沧苇、朱锡鬯等印记。另藏有缪荃孙的稿本《云自在龛随笔》。
周越然所藏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收藏的通行本小说。如清末民初印
行的《尼姑小传》、《瑶光秘记》、《玉蜻蜓》、《桃花庵》等，均为如今
难得的本子。珍贵者如《青楼韵语》的家传明万历本，《续镜花缘》四十回
稿本（其作者是竹风梧月轩主人华琴珊，别署“醉花生”）等。周氏所收藏
的有关性学类中外秘籍，更是独称一家。他曾据此为30 年代的《晶报》撰写
过专栏，后来香港天马书店出版了他的《性知性识》一书，重点在于依据此
类医书和小说中的故事来介绍性的知识和有关的名词术语。篇幅不大，但诙
谐有趣。他曾在《瓶说》、《续金瓶梅》两文中，列举家藏《金瓶梅》及其
续补之作的中外版本，多至十数种。并指出：“世人以为瓶书描写淫夫荡妇
之言行，实则暗讥缙绅权贵之污浊。盖作者深痛衰世人情之虚伪，政治之不
纲，故发苦言以为警戒耳。”
1932 年“一·二八”事变期间，言言斋不幸在二月间的战火中被焚毁。
所以，《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周越然》中说：“藏书曾记言言斋，厄运来
时战火埋。文字飘零谁为拾，一编聊以见庄谐。”但惜书如命的周越然藏书
之癖未改，在战火中还设法购下了如清内府旧钞剧本6 种、《鼎峙春秋》（内
存剧本多种，为世间孤本）、明刊《清明集》以及稿本小说等。1956 年，他
把家藏善本等有价值的图书18 种、133 册捐献给了上海市文物保管会。中西
文本的小说等通常图书，则载运一卡车之多，赠予复旦大学图书馆。其家最
后一批遗书，则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时，因当地派出所不予
接收而由家属送废品回收站处理。周氏的藏书印记有“言言斋善本图书”和
“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等。
周越然平生编译的图书甚多，但以自著的《书书书》（上海中华日报社
1945 年版）、《版本与书籍》（上海知行出版社1945 年版）和《六十回忆》
（上海太平书局1944 年版）最为后人注重。1996 年9 月，辽宁教育出版社
将此三书选编为《书与回忆》重排出版。陈子善选编有《周越然书话》，将
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印行。编者认为：“周越然的书话，无论说书林掌故，还
是探版本源流，无论叙购书趣闻，还是辨古书真伪，均举证周详，论列精细，
实实在在无虚言。文笔半文半白，亦庄亦谐，也是其风致独具，特别吸引人
的地方。”而列入《华夏书香丛书》中的《言言斋书话》，也将由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在1998 年印行。我在为该书所拟的发行辞中说：“周越然的书话
别具其格，但辞书上却称他于1945 年谢世。实则在60 年代初他仍息影尘间，
并亲自捐献了劫后遗书。本书不同于坊间在版书之处者甚多，但以其女儿提
供的作者手迹、墓碑照片以及编者搜集的集外佚文为最。”误记其卒年的这
部辞书，就是上海陈玉堂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
古籍出版社1993 年5 月版）。
马廉（1893—1935），字隅卿，别署平妖堂主人，浙江鄞县人。曾经执
教北平孔德学校，后任北京大学讲师。马氏藏书专收古代小说、戏曲、弹词、
鼓词，为前朝所禁行的淫词作品更在所不辞，如《迷史》、《催晓梦》、《花
阵奇》、《牡丹奇缘》、《如意君传》等均有收藏，《金瓶梅》则藏有明、
清多个刻本，所以自称藏书处为“不登大雅之堂”。又因藏有明刻孤本《三
遂平妖传》，而称其室为“平妖堂”。他常常与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
孙楷第等到琉璃厂书肆访书，收获甚丰。据说，鲁迅等常去马家看书，孙楷
第（1898—1986）于1929 年结识马氏以后，为了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的编写，曾经“尽读平妖堂藏书”。
30 年代初，马廉回到故乡宁波养病。在此期间，他为抢救家乡珍贵文献，
做出了努力。1931 年秋，他与郑振铎、赵万里一起，在宁波访得了从天一阁
散出的明钞本《录鬼簿》，三人便连夜影钞出一部副本来。两年后的一个秋
天，他从当地大酉山房书肆买回一包残本，从中发现了自天一阁散出的明刻
本《雨窗集》和《欹枕集》，至1934 年由北平大业印书局印行传世，从而保
存了即将失传的12 篇话本作品。
马廉曾经购得京郊通州王氏所收藏的几乎全部曲本图书，成为他藏书中
的珍品。卒后，其遗书经魏建功、赵万里等整理后，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全部
收购后作为善本图书特藏，用专室两大间保藏至今。其中有珍品如《桃花影》、
《定情人》、《醉春风》、《觅莲记》、《意外缘》和《双缘快史》等。马
氏藏书有“鄞马廉字隅卿所藏图书”朱文长方印、“不登大雅文库”朱文方
印、“隅卿藏珍本小说戏曲”朱文方印和“平妖堂”朱文长方印。钞本有《钓
鱼船传奇》等，在版框外右下方有“不登大雅堂钞藏曲”字样。
马氏的国学功底甚深，生平对于小说戏剧尤有研究。遗著有《鄞居访书录》、
《不登大雅文库书目》、《曲录补正》和《劳久笔记》等，多未刊行。1936
年，他的《录鬼簿新校注》由北平图书馆馆刊抽印出版。1990 年6 月5 日至
30 日，经过复查其藏书后，得928 种、5386 册，分为词曲和小说两大类。如
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室内，有马氏藏书的专门目录可供读者检索。
而所入藏的原来就有破损的书籍，已经作了修补，并且新加了护书的蓝布函
套。该馆何洁蘅先生多年来留心收集，编有《隅卿杂钞》。
（1997 年12 月9 日）
藏书家的旧典型
凡是读过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读者，一定会对该书中的名篇《风雨天
一阁》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对于历400 余年风雨坎坷而至今仍岿然独存于
宁波的著名藏书楼天一阁，所作出的“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
端悲怆的文化奇迹”的价值鉴定，我们不难表示首肯。
1996 年12 月9 日至10 日两天，为庆祝宁波市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
周年，而同步举办的“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在天一阁召开了。国
内的藏书文化研究者40 余人云集一地，共同研讨了天一阁以及中国藏书文化
的有关问题。而为此次研讨会征集而来的学术论文，也先期结集为32 万字的
《天一阁论丛》第1 辑（宁波出版社1996 年11 月版，大32 开，397 页，定
价18 元）问世。
由明朝嘉靖年间的退休高级官员范钦（1506—1585）所创办的天一阁藏
书楼，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标本价值。范钦在那六
开间的两层木结构的藏书楼上，先后收藏了7 万多卷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的
地方史志、政事文献、登科录和诗文集，其中有的文化典籍，如宋、元钞本
和刻本，即使在当时也是弥足珍贵的精善之本。
尽管范氏苦心孤诣地采取了一个封建家族堪称周密的藏书保护条例和措
施，但是天一阁所藏的珍贵图书传到了1949 年10 月新中国成立以前，已经
只剩下不足六分之一了。然则历经战乱、兵火、盗卖等天灾人祸而存世的藏
书楼，至今仍是宁波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因为天一阁是我国历史上藏
书及其建筑均保存较好的历时最久的私家藏书楼，这一性质即使在整个亚洲
也是独一无二的（据说，它也是世界藏书史上位居第三的发展历史持续的家
族式图书馆）。如今，它作为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由原来的范氏家
族藏书楼，经过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阶段，演变成为“天一阁博物馆”，重新
征集并入藏图书超过30 万卷，其中仅善本就多达8 万多卷。
然而，天一阁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此，它的文化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天
一阁在明嘉靖年间（1561—1566）落成以后的岿然不废，使得浙东乃至整个
中国的藏书家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心理依附。著名学者、藏书家阮元（1764—
1849）在近两个世纪前就称赞道：“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
一阁岿然独存。”但其时的藏书实际上已经有所损失，而且藏书楼之“木也
渐朽”，所以，阮氏在为《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写序的1808 年，就对其后
人提出了应当增补明天启年间以来至清代的图书和修缮乃至增建藏书处所的
期望。第一个有关藏书建设的设想，范氏后人显然是没有才能去实现的了；
但第二个愿望却不久以后就得以付诸实施——即在清道光九年（1829），范
氏后人集资将老藏书楼作了一次全面修葺。而再下一次的大规模维修，却要
到1933 年的台风刮来以后了。
清代著名的《四库全书》修编成功以后，乾隆皇帝就曾特派大臣亲自到
天一阁查看其藏书楼的建筑样式，并画成图本作为文津、文源等“七阁”的
参考。弘历在1775 年的《文源阁记》的序文中写道：
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
以构庋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
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
是就御园中隙地，一效其制为之，名之曰“文源阁”。
这里所谓的“御园”，便是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据史料记载，乾
隆四十九年春（1784），第三部《四库全书》装册成书、入阁收藏以后，弘
历每年进园，必到此看书，间或吟咏题诗。但不到一个世纪，咸丰十年（1860）
英法联军的入侵，使得文源阁及其收藏的《四库全书》，连同这个一代名园
一起化为灰烬。
弘历在《文源阁记》中，还曾特别申明：“。。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
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
连皇帝都表态要以天一阁为其皇家藏书楼的经典，将他所看重的《四库全书》
附丽于天一阁式的建筑，则当日天一阁的文化影响及其时代荣誉可谓大矣。
实际上，当时不仅仅有皇帝来诏令效法，在民间也还有默默的效法者。
同在宁波城里的藏书家卢址（1725—1794）就是这样的一位。卢址字丹陛、
青崖，鄞县人。他对范氏天一阁的羡慕可以说是溢于言表而付诸行动的。
卢址生于当地文献世家，从小在良好的诗书礼乐教育下，培养出了慕古
嗜书的癖好。他经过30 多年的购书抄书的积累，藏书所达到的规模，“几出
天一阁之上”（《鄞县志》）。于是，他为之筑建了一座“修广间架，悉仿
范氏。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黄家鼎《抱经楼藏书颠末记》）
的藏书楼。据姚椿在日记中所记亲自登临该楼后的回忆，“其族人在者五六
人，诸规制皆仿天一阁。”言下之意，似乎除藏书楼的“硬件”之外，连藏
书管理制度这种“软件”，抱经楼也是照搬范氏的。
敢于作此结论，是因为当地方志上还记录下来了如下这则有趣的掌故：
据说，卢址“尝为未得内府《图书集成》为憾”。他感到遗憾的原因，实是
因为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响应朝廷号召，代表范氏
宗族向皇帝进献了特地抄录下来的602 种珍贵典籍，供《四库全书》馆臣编
纂之用。范家为此而得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1 万卷的嘉奖，这在
当时是引以为无上荣光的事。
《四库全书》开馆征书的时候，卢址的藏书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了，但不
知什么原因，在中央和地方官府所点名的藏书家中，并没有他的名字，这样
卢家当然也就没有了效忠皇帝的机会，及其以后获得奖书的资格。因此，当
他听说在北京可以买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巨编的稿本时，便倾家荡产地
急命族中子弟前往购买，志在必得。以致于书到之日，“衣冠迎于门”。当
地方志记载：“卢址。。羡天一阁之有《图书集成》也，竟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