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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书目也不同于“推荐书目”。所谓“推荐书目”，是人们以特定读
者对象或特定目的为依据，就某一专门问题而选编出来的图书文献目录。亦
称为导读书目、选读书目、必读书目、举要书目等。它不仅要指示特定的人
群读哪些书，以及阅读的次序层次，还要具体指导如何读法。推荐书目在我
国起源很早。敦煌遗书中发现有一个在唐末广泛流传于当时城乡士民中的小
类书《杂钞》，载有一个包括21 目、共25 部书的书目，已被视为迄今发现
的最早的一个推荐性的书目。而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王燕均先生依据
梁启超、胡适、汪辟疆、蔡尚思、屈万里五位国学大师所推荐的“国学书目”，
综合筛选而成的“国学名著首要必读书10 种”、“国学名著重要必读书50
种”和“国学名著200 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 年以《国学名著200 种》
为名出版），则是一种典范的推荐书目。
影响书目在重视图书文献内涵性的基础上，强调的是其“影响度”，而
推荐书目在重视图书文献的内涵性的基础上，突出的是“针对性”。如同以
青少年为读者对象，《名家为你选好书——四十八位现代作家对青少年的献
礼》（台湾国语日报社出版）一书，聘请台湾作家学者48 人，结合自己的读
书经历和成长历史，侧重在选出并推介最有益于青少年读者的好书；而《开
卷有益——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则聘请大
陆的作家和学者31 人，同样是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和成长历史，但侧重在选
出并自述最使自己得益的好书，以及对自己发生过的有益的影响。这样，前
者便是典型的“推荐书目”，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影响书目”了。如果再借
用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派普斯先生在他列举影响其个人的书目
时所表述的意见，那么就是：“我书目中所列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著作，而只
是那些对我个人产生过强烈影响的书。它们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毫无作用。”
作为一种诞生不足百年，但已为海内外知识界广泛欢迎和普遍瞩目的书
目类型，“影响书目”有其特殊的目录学价值和文化魅力，甚至连著名的美
国哲学家、教育家阿德勒博士（1902—）都曾主持过编纂《影响西方的伟大
书籍》这样的文化工程。可以预见，在这20 世纪最后10 年中，随着书籍文
明的进一步昌盛、文化学术的愈加发达，影响书目这一新的书目类型将获得
长足的发展。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影响书目”的遴选工作，还少有书评家、
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更不必说知名学者和重要学术社团的热情参与和广
泛支持了。
实际上，对照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图书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我们不仅应
当通过声势浩大的公众票选和专家推举，遴选出“改变我们心灵的书”、“中
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书”等地区性影响书目，以梳理浩瀚的中国书史与中华
民族进步的影响关系；而且还应当遴选出具有东方思辩色彩的“震撼世界的
书”和“改变人类的书”。我认为，这将是世纪末赋予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目
录学使命。
（1994 年春）
致力于养育“读书人口”（跋）
12 月中旬从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研讨会”上归来，接
到了不少来自报刊社的关于新一年读写计划的询问。
“淘书难，藏书易；著书苦，读书乐”。这是我对即将辞去的旧年——
1997 年的书缘所作的“十二字令”。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出现这样的
“理想书店”，即是既拥有图书馆那样的优良环境，又在积极主营售书业务
之余，为读者诚意提供着换书、品书、复印、茶座、笔会乃至书业资讯等项
服务的“新华书店”。这样的话，书店才能与图书馆一样，真正成为“以书
会友”或“以友会书”的人文空间，成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成为养育社
会“读书人口”的优良场所。我认为，这样的经营品质，似应成为新时期携
同中华民族同胞走向21 世纪的“新华精神”。
我在这即将辞去的旧年——1997 年，策划并组织了《华夏书香丛书》。
我在总序中提出：“惟有真爱读书的人，才能自觉地去接受有关读书的方法
论的指导，并进而主动地去探求人类知识文化宝库的深厚底蕴。”换言之，
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在于，为我们民族的跨世纪发展培育下千万个“读书种
子”，让他们能够以优良的教养和心态，去胜任愉快地参与21 世纪的激烈竞
争。这项崇高而繁重的工作告一段落，对于我这个总策划人和主编之一来说，
看来要延伸到这新一年的冬天。
旧年接受下来的另一个重大学术任务，便是为我担任副主编之一的旨在
填补中国文化史一项空白的百万字本《中国藏书通史》（傅璇琮、谢灼华主
编，宁波出版社出版）工作，我的分工是参与撰写和负责编审本世纪近百年
来的藏书史。这项任务的圆满完成，似乎要持续到新一年的秋天。
我在1997 年元月以前的报刊散篇文字的结集《书城文影》一书的出版上
市，预感到将在最屈指可待的新一年的夏天。
至于我已在旧年的冬天提前为新一年着手做了的，是替湖南的《书屋》
杂志，主持刊印在扉页上的“藏书楼影话”，即为我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著
名藏书楼的照片，配写不到千字的小品文。在新一年中已经接下稿约的，还
有《书与人》和《海燕》杂志等。
致力于养育“读书人口”，是知易行难的事。即如我预告在此的这新一
年的读写计划，执行下去能否如愿如约，我的零星笔墨究竟能为“读书种子”
的播送和养育产生几多影响，看来只有待诸整整12 个月以后的岁末清点了。
1997 年12 月 31 日，于南京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