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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 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再版）的“续篇”。
但是，尽管我手头的这册《围城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年9 月第1
版，大32 开，350 页，定价16。80 元）的封面和扉页上赫然印着“钱钟书”
三个字，可事实上，其书并非钱先生自己的续作，而是假冒原作者署名的一
部当代“伪书”（此属古代图书作伪中“作者之伪”一派）。而且，这部“伪
书”的版权资料，也大有可推可敲之处。
两周前，我同书友钱军一起外出访书，意外发现长江路西口有一家被一
棵根深叶茂的人行道树遮蔽着的小书店，因为过去并不知道南京还有这家书
店，便停车进去一窥，于是就买到了这部久已闻名的书。但我得到的这部书，
并不是该“伪书”的“初印本”。手头保存的一篇张明亮先生发表在《羊城
晚报·书趣版》上的文章披载，春风文艺出版社早在1992 年，就印行了定价
为6。20 元的“鲁兆明”署名的《围城之后》。为此，钱钟书先生就曾经致函
中华版权代理公司抗议道：“出版《围城之后》一书，充作我的《围城》的
‘续集’，以我的原书中人物任意歪曲搬弄。此事发生于原书作者健在的时
候，又未征求我的允许，对我的名誉和著作权都是严重的侵犯。”
钱先生的话虽然说得义正辞严，但是斟酌起来，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且
不论，让我们还是来看看《围城之后》是如何来对“原书中人物任意歪曲搬
弄”的吧。
《围城之后》共 24。4 万字，该书卷首的“内容简介”道：
时过境迁也罢，旧爱新欢也罢，城内城外还是风光依旧，爱情与人生是个永远说不
完的话题。
孙柔嘉因车祸流产，夫妻间矛盾加深，使方鸿渐在上海再无可留恋（之合）。诗人
董斜川与才貌双全的夫人采薇也是貌合神离。方、董二人便一道到了香港。在澳门，方鸿
渐巧遇旧习未改的鲍小姐，却又遭人暗算，只得到重庆投奔昔日好友赵辛楣，希望从新的
生活中找到光明。方鸿渐在好友的帮助下，生活稍有转机。一个偶然的机会，方鸿渐遇到
了昔日爱怜的梦中情人唐晓芙，于是，在方、唐之间及赵辛楣与太太阿珂和新情人朱心意、
旧情人苏文纨之间，又演出了一场复杂而又奇特的情感纠葛。
唐晓芙学完政治，却转而投身戏剧与电影，并逐渐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抗战结束
了，然而人民并没有学（尝）到抗战胜利的甜果，那么，方、赵两人能够得到爱情的甜果
吗？
小说文笔清晰流畅，寓意深远，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
把它视为无价之宝，馈赠佳品。
这篇文字的荒唐无稽，倒首先不是在于对《围城之后》这部作品的“简
介”，因为再“伪”的作品，总有其产生和存在的一段理由，以及自成一路
的人物和情节；而是在于最后那段蛊惑性的话——“小说文笔清晰流畅，寓
意深远，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把它视为无价之
宝，馈赠佳品”。其中自说其书“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
者喜爱”，固然是大而无当、言而不惭的假话，而“把它视为无价之宝，馈
赠佳品”一语，更使得与此书发生关系的写作者和出版者初始心思的“不传
之秘”昭然若揭了：原来续作和印行《围城之后》，隐藏着强烈的市场动机
和利润潜因！
其实，被著名文艺评论家夏志清先生称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
最用心经营的小说”的《围城》之有种种“系列产品”，无论是仿作还是续
作（当然为之作“汇校本”，则是四川学人的一大创意），对照了中国文学
史的成例，原本是在意料中的事。
据我所知，自《围城》重行其市以来，有“鲁兆明”这种写作冲动的人
士，大有人在。风晨雨夕，茗边席间，友朋们的谈话中，虽然还不至于“无
时不说《围城》篇”，但诸如是叫《团城》，还是叫《新围城》这样的构思，
恐怕是有不少人士曾经认认真真地推敲过，乃至面红脖粗地争辩过的。但将
这样的写作冲动付诸笔墨，落实在白纸黑字上成书九章，到现在为止，确实
还是仅此一见。
钱钟书先生在前述“抗议函”中说，《围城之后》的出版发行，“发生
于原书作者健在的时候，又未征求我的允许”云云，说明他老人家对于自己
的作品，可能出现续作和仿作的现象，原是有过心理准备的，但老先生想不
到的无非是及身而能见之（即“鲁兆明”署名本）。此次印行了10 万册的《围
城之后》，大概是为了吸取4 年前的“教训”，在该书跋文中删除了原来有
的出现“鲁兆明”字样的段落。
然而，任谁也不敢想的是，此次居然大胆到敢于直冒“钱钟书”本名！
且不说这样做，对于始作俑者鲁兆明的“名誉和著作权”是“严重的侵犯”；
便是对于钱老先生的“名誉和著作权”的侵犯，就已不是“严重”两字所能
了结的了，因为此举简直是对国家《著作权法》的巨大蔑视！
张明亮先生在题为《〈围城〉续集，纯属乌有》的文章中，认为《围城
之后》对原作的“任意歪曲搬弄”，是“以彼神奇、成兹臭腐”，认为这部
小说“俗陋得不可卒读”，“不啻焚琴煮鹤也”！其实，如果暂且搁下庄严
版权、神圣法制之类的观念，其作品本身倒还是可以读读的。只不过满目讹
误，有的已经“病”不成“句”，“错”难成“篇”，令人开卷愤懑。前引
该书《内容简介》中，我加入括号的两处，即是明证。
一部学术性的《〈围城〉汇校本》，因为钱钟书先生的上诉，在一番沸
沸扬扬以后终于获胜；如今，这部商业性的《围城之后》，其动机之晦暗、
手段之卑下、影响之恶劣，胜前者无啻千百余倍。假如此种“现行”，还不
能得国家专政机关之及时彻底的穷究严办的话，其奈版权庄严、法制神圣何！
（1997年6月 1日，夜）
《干校六记》
《干校六记》是1969 年到1972 年“我”在“学部”（即原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干校的亲历亲闻的纪实。那么，“我”是谁呢？她
就是现代女作家、翻译家杨绛。假如说你以前未曾读过她的作品，对她还不
很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另外举出一人来你一定知道，这就是《围城》的作
者钱钟书，杨绛同志即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钱先生在小引该书时为《干校
六记》（三联书店1981 年7 月版）破了题，略云：“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
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
的气氛中度过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
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因此说，这部书是对那个所谓“急风暴雨”的非常时期的历史记录。记
忆的烙印往往因无过失的惩诫而变得更加深刻，任何一个“过来人”在回首
往事时怎么也忘不掉它，而点缀穿插其间的任何一个故事，都自有作一番历
史回味的价值。《干校六记》的意义正是奠基于作者个人客观地保存了这一
段作为知识分子所“难得的经验”（《误传记妄》），从而得以唤起当时同
“病”人的共鸣并予后来者以教益。要是没有这部书的话，恐怕后来者真会
把“干校”时的种种故事，当作了新中国的“天方夜谭”了呢。
《干校六记》用的委实是井旁圃中的家常言语，记的也不过是下放之别、
凿井之劳、种圃之闲、冒险之幸、小狗的人情世故和由传闻而生的妄思，以
及由此引发出的种种感慨。然而，看似闲常之笔，细想来却微言大义，颇是
耐人寻味：
“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
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
抽身先退。。”（《下放记别》）——这段文字记的是学部接到“下放”的
命令后，著名学者俞平伯夫妇带队出发去接受“再教育”时的场景。
“整个冬天，。。早上太阳刚出，东边半天云彩绚烂。远远近近的村子
里，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穿着五颜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结队出来，到我
们菜园邻近分散成两人一伙、三人一伙，消失各处。等夕阳西下，他们或先
或后，又成群负载而归”（《学圃记闲》）——这记的是河南息县学部干校
附近的老百姓，在那衣食无着的时期被迫“行窃”的事实。
读了这样的篇什，你能不由衷地生出对那黑云压城时期的愤慨声讨之情
么？此外如何其芳吃鱼吃出大药皂、钱钟书等半天烧不开一锅水（《下放记
别》），以及老知识分子被迫参加强制规定的看电影课（《冒险记幸》），
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能不激起你的无限同情和满腔愤懑么：噫，一代
知识分子的际遇竟至于此！代价是如此的沉重，而所谓的“收获”呢？
经过近三年的下放锻炼，“我”终于和丈夫一起被“内定”为“老弱病
残”而将遣送回京。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尽管还忧虑着“同伙”们的
是否回返，但“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
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
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
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误
传记妄》）
作者的态度是直白坦率的，而其间的道理更是发人深省。也许，还有人
要说，这部书的小资产阶级情绪浓了一些，充斥着感伤和暴露的色彩。是的。
但是，难道时至今日还要我们的作家以热情的笔调去涂抹那冷酷的时代吗？
难道我们不需要这种暴露黑暗的记实作品来作后代之鉴戒吗？
我之所以不惮以赞许的态度向读者推荐这部小书，正是因为它能给未及
其时、未历其事的来者以历史的真实教益。通常地，只有知道昨夜暴戾黑暗
的人，才会时时珍惜今日的祥和与未来的光明。
（1991 年）
《九月丛书》两题
《许三观卖血记》
“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给我温一温”。就这样微薄的一点补偿，
成为许三观们出卖鲜血来弥补生活经费缺口的最佳自慰。读完《许三观卖血
记》一书，我们所能够发出的，是一声又一声关于市井社会生活的沉重叹息。
青年许三观是在返乡看望爷爷的期间，偶然接受了纯朴的乡亲们所谓的
“身子骨结实的人都去卖血”、“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第1
章）的“健康论”的暗示，而首次尝试着去卖血的。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想到，
在他个人此后40 年的生活中，这位善良淳朴的丝厂工人，当“每次家里遇上
灾祸时”，他竟然都是“靠卖血渡过去的”。以致于当他心血来潮地准备最
后一次，也是第一次要“为自己（个人的需要）卖血”时，医院采血点无情
地拒绝了这位年过六旬的“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七颗”的老人的要求，于是
这个可怜的卖血老人竟然“脸上充满了悲伤”，“泪水在他脸上织成了一张
网”（第29 章）。
正像作家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年6 月版）的
《后记》中所交待的那样，作家所希望的是，通过作品语言来达成“活生生”
的写实叙述。读罢这部作品，我认为作家的探索是成功的。如今，我们通过
作品，已经不难感受到挣扎在社会下层的许三观们，为生存而卖血的积极的
无奈和真实的荒诞，以及围绕于此的那些鲜活的言行举止。
所谓“许三观卖血记”，实际上记录的是，许三观由青年而壮年而老年
那40 余年间，多次为现实生活所迫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自动走向“卖血之
路”的前因后果。除了首次是接受诱惑而去尝试卖血之事以外，他在成家后
的多次卖血无不同家庭的变故有关。先是为了赔偿大儿子一乐敲破了方铁匠
儿子的头所开支的医药费（第15 章），然后是为了给他有过一度欢愉的工厂
女同事馈赠营养品，第三次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让家里人吃
上一顿好的饭菜”（第20 章），而最为感人的情节是从第26 章展开的。许
三观因为并非亲生的大儿子一乐患上了肝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卖血，以
致于在短短的十天间创造了卖血四次的记录，甚至“在松林差一点把自己卖
死了”（第29 章），从而使我们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