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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至于对“地方色彩的点染和乡土气息的醇化”（赵遐
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编第十章《流寓者植根乡野的“乡土文
学”》）的出色处理，还是其余事。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涛走云飞，花开
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
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在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
《大屋的丫环们》里，凭空多了这样一首由阎唯作词、孙川作曲的主题歌。
歌曲经过著名歌手那英的演唱和发挥，一时感人甚深。
其实，古老神奇的楠溪江流域乡土复杂，民事纷扰，没有一双世事洞明
的“慧眼”，也是难以写好它的。所幸朱月瑜先生已通过自己的作品，作了
堪称出色的区分和辨识，从而让我们得以初窥楠溪江流域近百年来的“涛走
云飞”和“花开花谢”。
（1997年8月 12日）
《双凤楼》
《双凤楼》是一部绝不可以被尘封在书架上不读的小说。因为作家笔下
所想要揭露于世的人性晦暗，远远不能掩埋其作品中所洋溢出来的熠熠人道
光辉。只要任意打开其中的一回，那欢愉与哀伤，爱恋与仇怨，仁爱与冷酷，
真诚与虚伪，高尚与鄙俗。。就在你的眼帘里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令人不由
得胸底惊叹、心中震撼！
小说主要写的是发生在皖南巢湖流域名为“双凤楼”的一座老房子中，
三户两代人之间感情纠葛的故事。首批进城接管这个江南古县城旧政权的中
共县委书记燕朋，必然而又偶然地同大屋主人遗弃在此的填房妻子曾季素，
发生了先是热烈的肉体关系，继而是缠绵的情感关系，并生下了一个后来长
期隐瞒着其出身真相的男娃小纯。
小纯长大成人以后，与他的同父异母兄长燕载，同时爱恋上了邻居老红
军之女珍珍。由于“出身”不同，生来就被打上了“反革命遗属”烙印的小
纯，与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的燕载，从小就开始接受不同的生活待遇和人生
教养。成人以后，这对同父异母兄弟的价值观、人生观乃至恋爱观，更是南
辕北辙。于是亲弟兄之间因争夺珍珍而形成的“情敌”关系，很快演变成为
人生舞台上的真正意义上的仇敌关系，最终小纯终于被其兄构陷成为“反革
命犯”而打入死牢。珍珍亲历这一系列事变，终于在善恶美丑的辨别中成熟
起来，并进而明确了自己的感情归宿——选择在苦难中长大的、具有真才挚
情和不屈气质的小纯。与此同时，小纯的父亲燕朋也在政治风浪的大起大落
中，开始摒弃因私心杂念而戴上的20 余年的“假面”，在政治地位和个人名
誉以及道义责任中，作出了认真而艰苦的抉择，从而主动向世人公开“隐私”，
勇于自承早年的“风流”以及因此而带给自己的政治生命的戕害，而成为一
个自新了的“人”。
鲁彦周先生在《双凤楼》（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年7 月版，大32 开，
501 页，定价19。80 元）这部小说中，极大地弘扬了“人性之爱”的神奇魅
力，从而彻底地暴露了苍白无力的所谓“阶级之爱”。作品指出，人与人之
间，确实是不存在“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的，但这种爱憎的
基础，决不是什么出身、地位、前程、境遇乃至共同的什么宏丽理想。作家
积自己数十年的阅历思考，不惜笔墨地藉由作品来证明，惟有人的主体品质，
才是滋生情爱的源头活水，而追求快乐、追求美妙、追求自由、追求个性，
则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主题。季素与燕朋之间的由肉体之爱升华而成的精神
上的“死恋”（第1—7 章），珍珍最终决然舍弃前程远大的燕载而发生对小
纯的“苦恋”（第23－40 章），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在对“人性之爱”不吝赞赏的同时，作家对于人性的晦暗一面，如趋利
避害（燕朋“有胆量去爱季素”，却长期没有勇气来“承担一切后果”），
如争权夺位（宫为安因对政治职位的觊觎，而导致的对燕朋和季素的无情打
击和残酷迫害），如丧心病狂（杨秀母子为家庭私怨和政治权益而对其夫其
父的揭发批判），如骄矜狂妄（燕载对出身“卑微”的小纯一贯的鄙视心理
和后来的报复情绪）等等，也作出了合乎时代环境、事物情理和人物性格的
描述和揭露，读来真实可信。
无论是在开篇“引子”中，还是在作品的“尾声”中，作家都竭力表示，
自己无意于“写什么运动和施教于人”。但不难看出，作家对小说的关键角
色，也是影响了三户两代人生活的故事的“肇事者”燕朋，是倾注了极大的
同情和爱心的。作家为这一角色的“始乱”行为，精心设计了一个历史的冤
仇因由和夫妻的恩怨背景，这无疑是想在主观上为燕朋荒唐的肉欲“冲动”，
作出情理上的辩解；而当多少年过去，他的“私生子”小纯因之品饮着由他
酿就的人生苦酒的时候，作家又借小纯的心理活动为燕朋作出了道德上的开
脱（第37 章）：
是的，他应当憎恶他，尽管朝英小姨和“奶奶”都一致夸赞他，说他是一个好人，
说他多么爱他的妈妈，他还是应当憎恨他，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是不够格的父亲，
是一个自私的为了保全地位面子而让他妈妈死亡、让他遭受不幸的有罪的男人。
。。他当然也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好人或坏人！他对妈妈的爱很可能也像他对珍珍的
爱一样，是最炽烈最真诚最具男人气概的，要不妈妈为什么那么爱他，甘愿为他而牺牲自
己的生命？妈妈能够如此死心塌地，就说明他是一个最具有魅力的男人！至于他为什么没
有公开过他的秘密，他当然有他的不得已之处。他们的时代，也是艰难复杂的时代，他们
经历过战争，后来又有着远比战争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新处境，他们要隐瞒个人生活，当
然不仅是为了保全个人，个人生活可以毁了他本人，也可以毁了他的工作。根据小姨的说
法，他对老百姓就有着一种真正的共产党人式的赤诚的情感，所以，他应当理解这位父亲，
原谅他的过失。。
由于作家的人生阅历、文学修养和艺术功力之所在，鲁彦周要在《双凤
楼》这部长篇小说新作中，如此着力地塑造和粉饰燕朋这个人物，我们自然
只能是欲说无言。
但不能不说道一下的，倒是作家创作这部小说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作
家没有像以往若干取材于新中国前三四十年的作品那样，站在社会的高度上
来塑造人物和编讲故事，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真切遭遇”来映照时代和社
会，以及那个特殊时代和怪异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其笔法又是那么的舒徐从
容，从而使作品曲折别致，达到了作家开笔前所预期的给人一些“回顾和联
想”、“美感和愉悦”（《引子》）的艺术境界，这恐怕也正是这部《双凤
楼》没有落入小说“俗套”的原因所在。这同时也就使人感到欣慰，因为当
这部近40 万字的作品在其合肥樱榴居家中定稿时，虽然恰逢鲁彦周整整68
岁的生日，然而作品证明着作家关注社会人生的妙笔并未随年龄而衰老。
记得数年前，就曾经读到过《新华文摘》转载过的鲁彦周写此类题材的
中篇小说《孽缘》，当时就为作者敢于真实面对社会生活中这一并不一定具
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倾倒，为其作品中熠熠四射的人道光辉而叫绝。“人事
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杜甫《新婚别》）然则恢弘乱世真情，揭示人性
真谛，在鲁彦周的众多传世作品中，还当以《双凤楼》为极致。
（1997年8月 17日）
《昌晋源票号》
日升昌，蔚泰厚，
凉帽壳壳窑窑铺！
道车过来蔚丰厚，
米家巷开的蔚长厚！
万川通，万川汇，
郝登五写的金牌匾！
协同庆，南街开，
普天同庆贴脑门！
这是曾经广泛流传于山西平遥城里的一首童谣，单道当年票号业中的几
家名头响亮的老字号的兴旺气象。当《昌晋源票号》中的主人公沮源潢，循
例在正月十一日赶往平遥城里参加票号新年开张典仪的途中听到这首童谣
时，自他回乡以来，一直落寞不悦的心神不禁获得了些许慰藉，因为“他的
票号毕竟在这里也唱出来了”。
沮源潢的“昌晋源票号”在平遥城里设有两个“寄顿银子”的钱铺，他
此行就是为此而来。所谓“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是我国传
统的一种金融机构。因为它起源于山西，并主要由山西人经营，所以又以“山
西票号”著称。该行业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号，后来存款
放款业务日益发达，到清代咸丰至光绪年间，因为同清廷官员建立了联系，
营业曾极一时之盛。直到近代商业银行兴起以后，“票号”才逐渐倒闭，日
趋消亡。而祁县“昌晋源票号”的主人沮源潢，则是当日首倡“汇兑”这一
重要金融技术的山西票号业主中的佼佼者。
然而，就是这位雄心勃勃的票号财东，其家庭却正发生着重大的危机。
这不，参加“票号”新年开张仪式这样的传统大典，他却一个娃儿都没有携
带出来，而只能由他在北京捐来的京官任上从窑子里赎来的“新姑娘”（其
妾）作陪参加。这能不令他沮丧！
尽管《昌晋源票号》（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12 月版，360 页，定价
14。80 元）这部小说是从“新姑娘”进入祁县沮家大院写起的，但是家庭危
机的生成却并非自此日始。因为沮源潢的妻子来自当地一个稀见的举人之
家。几乎从她出嫁之日起，她就“觉得婆家‘俗’，没有什么好谈的，一开
口就是‘银子’”，她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够“像爹那样成为读书人，而
不是像她丈夫那样，只知道银子，盘算着把银子增多起来”（第六回）。自
从沮源潢娶妾进门，她怒而出走回到娘家以后，长子增儿就全盘接受了他外
公关于“科考”的启蒙和“入仕”的诱惑，从而立下了在毛笔书卷中求人生
前程的志向。沮氏这个富甲一方的“票号”之家，就此异化出了一个“视票
号为草芥”的科举志士。
小说《昌晋源票号》的题材，据说来自于作者渠川的“家史”。相传作
者的先辈家世中，身为“票号财东”的曾祖父同“好学向文”的祖父之间冲
突极其激烈，以致于他的“爷爷”被“太爷爷”逐出家门。而小说作者通过
祁县“昌晋源票号”主人沮源潢与其长子“增儿”（他后来参加省级科举考
试曾得到第一名，成为人知人羡的“解元”，随后又成功考取进士，历官至
二品“京堂”）之间的故事，所反映出来的“从商”与“求学”之间的人生
选择，实质上正是揭示了商务追求与仕宦取向在山西民间的严重对立。正如
小说第17 回中所描写的，沮源潢希望“增儿”所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从
家到‘昌晋源’，再从‘昌晋源’到家——从北到南，又从南至北——这一
辈子永远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而且还让他再向北，走到太谷去”！而“增
儿”在心里最盼望的则是：“想念书，应考！他想走的是向西——到西大街
县衙门去——那里是县考的考棚。然后再向北，到太原去过‘道考’。他不
想向南，而是向西，再向北！”
然而，“经商发财”与“读书入仕”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的冲突，在作
者笔下并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各有各的社会道理。作品第14 回中的父
亲沮源潢和第7 回中的外公，各自对“增儿”说过的一段话最具有代表性了：
山西人，就知道做买卖，不知道读书！有了钱就娶小老婆，抽大烟，闹戏班子！没
有一个念书的！每年考秀才的人都不够！这样一个省，怎么能文风发达！怎么能振作！
你以为中了举就可以做官？人家那是讲派的！满人是一派，汉人又是一派！汉人又
分什么南派北派，武的分什么湘军派、淮军派，你闹得清楚？做官要有后台，你靠什
么？。。还是做买卖人好！不担惊受怕，也不受人气，你没听祁县人说：“做官的入了阁，
不如在茶票庄当个客！”又说：“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它七品空堂皇！”我们不羡慕它
那个！票庄子最好，谁不求我们！
作品中，沮源潢对同业徽商胡光塘（字雪岩，安徽绩溪人，1823—1885）
的态度也是微妙的。沮氏虽然对胡氏有着本能的排斥和警惕：“对胡雪岩不
能马虎！别人不要紧，就是这胡雪岩，真要留神！”（第8 回）然而，当“做
曾国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