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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在滕普林教堂举行，新娘子穿的是她最喜欢的蓝颜色衣服。“我们想告诉亲友们，我们在1977年9月3日结婚了。”新婚夫妇用这样一张简单的卡片通知了大家。结婚头一天晚上举行了“闹婚仪式”，大约来了二十多人。按照习俗，大家要摔碎一些盘子碟子，认为清脆的响声会带来吉祥。但当大家把盘子摔在森林的湿地上时，却没有多大响声。婚后他们住在分到的一间简陋住宅里，卫生间与另外三家合用。他们的房租是20东马克，生活靠的是每人每月190东马克的奖学金。
大学第五年，默克尔开始做毕业论文。她的指导教授是哈贝兰德和戴尔。论文题目是《密介质中的双分子基本反应对反应速率的空间联合反应》。默克尔在科学院顶楼上布满管道的小屋里蹲了好几个月，完成了她的论文。哈贝兰德给论文的评分是“优秀”。论文由两位指导教授与默克尔共同署名，于1980年发表在美国的一份专业杂志《化学物理》上。哈兰贝德对默克尔的印象是：“从没有主动说过什么，只有问她才说。”而戴尔则称赞默克尔很正直，自信，导师要求太高时也会提意见，有主见，不喜欢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她会计划安排生活，对事情的内在关系比人们想象的要清楚得多，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什么。
1９78年，默克尔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她本想在高校求职，但“政审”未通过。在她的档案里，记着她收听西方广播、穿牛仔裤等“政治问题”。这都是大学的一些同学报告上去的。默克尔非常生气，可也无可奈何。最后她在民主德国科学院的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在那里一干就是12年。
年轻的科学家
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坐落在柏林鲁多大道两边的建筑中。研究所是早上7：15上班，因此，每天一大早，默克尔就从家坐轻轨电车到阿德勒斯霍夫站，然后沿着鲁多大道步行到她工作的214号办公楼。这使她养成了早早开始上班的习惯。
在12年的职业生涯中，默克尔始终是个小小的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后很久工资才长到1012马克，而高级鞋店里一双鞋就要320马克，一件大衣400马克。
关于在研究所的工作，默克尔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在理论组工作过，工作开始时就是通读一本书，之后我要与一个作实验的女同事相互交流，并用数学公式对实验结果加以论证。”她说，那时她还不能参加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而是要设计新的研究项目。“这也是我攻读博士时间相对长的原因。我必须自己掌握很多很多东西。”
默克尔在研究所最主要的学术收获，就是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在1986年1月完成了博士论文《简单碳水化合物中元素反应速度常数的计算》。她在前言中指出，碳水化合物在无氧高温下的转变目前和今后都具有重要的国民经济意义。
按照规定，取得博士学位还要交一份学习马列主义的论文。默克尔论文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据她自己说，这篇文章遭到很多批评，说她把农民写得太多，工人阶级写得太少。
论文交上去后还有口头答辩。答辩结束后大家喝点酒、咖啡庆祝一下。有几个朋友专程从莱比锡前来祝贺，其中有一个是约阿希姆绍尔博士，他曾阅读并修改了默克尔的博士论文。他后来成为默克尔的第二任丈夫。
也是在科学院工作期间，默克尔结束了她的第一次婚姻。
大学毕业后，默克尔与丈夫乌尔里希搬到了市中心玛丽恩大街的一套小住房里，这里离柏林墙不远。默克尔在物理所，乌尔里希则在光学研究所，两个人上班的地方相隔不远，但两个人越来越疏远和陌生。
结婚四年后的一天，默克尔突然提出分手。乌尔里希回忆说：“有一天她突然收拾起她的东西搬出去了。她自己跟自己商量好了似的就作出了决定。”两个人没有多少家产，在分东西时，默克尔坚持要洗衣机，毫不妥协。让乌尔里希困惑的是，她不仅留下了洗衣机，还留下了他的姓——默克尔，从此没有改变过。
乌尔里希已再婚并有一个儿子。对于他和默克尔结婚的日子，他至今保留着美好的记忆：“我们常去旅行，常和朋友聚会，我们两人都喜欢大自然，常去远足。我们也常去看电影和话剧。我们都很重视和家庭的联系，常去看望双方的父母。”
但默克尔则对这段婚姻的评价不冷不热。她对记者说：“我的前夫和我，我们当然是相爱了，我们也设想了共同的前程。但在民主德国就是这样，只有结了婚才有共同的住房和工作。这就缩短了成家决定中的考虑时间。说起自己的第一次婚姻，我好像无动于衷，原因也许在于当时我们不应该那么快结婚，而应该再等一等。”默克尔甚至这样说：“我们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当时大家都结婚了。这在今天听起来很蠢，但当时我确实没有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婚姻。我对婚姻的真正意义并没有了解……”
对默克尔的这些话，乌尔里希说：“这话很伤人，我对结婚是认真考虑过的。”他揶揄道：“假如我们今天还在一起，我最多也就是她的保镖。”
不管怎么说，在离婚这件事上，默克尔显示了她一贯的行事风格：她会长久地、周密地考虑某事，一旦考虑成熟，就会果决地采取行动。如同她在跳水时，会在跳板上一直考虑45分钟，而一当铃响，她就会跳下去。就像默克尔自己说的：“我想，在决定性的时刻我还是勇敢的，但我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总是尽可能事先考虑周全。即兴的勇敢我没有。”
默克尔与乌尔里希分手后，需要找一个住处。她先是搬到同事家暂住。当时东德住房紧张。同事们在市中心发现了一套空房子。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的门撬开了，根本没有去问房管局。因为问了，反倒可能会被撵出去。研究所的同事们帮默克尔刷房布置。房子都弄妥了后，默克尔才去办手续。默克尔采纳同事的“妙计”，在警察局下班前几分钟进去，顺利地报上了户口。
后来这套“抢”来的住房要拆掉重建，默克尔顺理成章，申请到了一套住房，位于柏林的普伦茨劳贝尔格区。
回忆在研究所的日子，默克尔说：“开始的时候我在科学院感觉很孤独，我和丈夫住在柏林墙附近，每天走过这条路觉得很压抑，和莱比锡的学生时代相比很不一样。”
曾与默克尔作过同事的辛德赫尔姆在他的小说体传记《罗伯特游记》中，记载了几笔有关默克尔的情况。默克尔在书中化名为蕾特纳。“和我同一办公室的蕾特纳是不抱幻想的年轻科学家的楷模。几年了，她慢慢地作着她的博士，只有在骑上自行车去勃兰登堡漫游时她才焕发出一点朝气。”
在许多人看来，青年时期的默克尔专注于科学，而对政治不感兴趣。实际上，默克尔对政治的兴趣可说从孩提时就有了。据说在她8岁时，她就能说出西德总理的名字。在上中学时，默克尔对西德的政治很感兴趣，当时她就能背出西德政府内阁全体成员的名字。8年级时，她在学校厕所里捧着收音机，收听有关古斯塔夫海纳曼当选西德总统的消息。作为神学院院长的父亲有一个大藏书室，其中有不少当时的“禁书”。通过阅读这些书籍，默克尔的思想变得很活跃，只是她生性谨慎，不轻易表现。默克尔大学时代的教授回忆说，在政治问题上，“她从不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默克尔尽量表现出对政治的低调态度，但有关她经常穿被政府禁止的牛仔裤，收听西德电台等，还是在东德国家安全局“斯塔西”（STASI）留下了案底。匪夷所思的是，“斯塔西”对“离经叛道”的默克尔产生了兴趣，在默克尔24岁时，“斯塔西”要求默克尔帮助监控邻居、朋友和同学。但默克尔婉言拒绝了。从那以后，“斯塔西”将默克尔看作是一个“不合作者”，开始对她进行秘密监控。“斯塔西”还说服了默克尔的一位密友充当“线人”。而这个“线人”提供给“斯塔西”的情报是：默克尔经常更换情人，她和每个情人的关系不会持续6个月以上。每次他到默克尔房子去时，都能够看到她的某个情人穿着她的睡衣来开门……这样的情报让人啼笑皆非。
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默克尔的政治家潜质。默克尔中学时代的政治思想辅导员就说过：“这孩子迟早会成为政治领袖！”
虽然默克尔选择了物理学，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面目出现在众人面前，但私底下，她对政治兴趣不减。工作之余，她阅读了大量对当时政治体制进行批判分析的书籍。她特别被路德维希艾哈德和他创立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理论深深吸引。她还经常阅读英国共产党的党刊，在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的同时，也提高着她的政治判断力。
而这一切，默克尔都是在柏林墙这边——东边，默默地做的。自小就感受到家庭出身不好带来的社会压力，长大后更感受到柏林墙和“斯塔西”沉重的阴影，默克尔行事谨慎低调。除了偶尔的“聪明的反抗”外，她把对政治的热情冷冻在心里，而把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原子和分子的研究之中。如果不是那一天，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历史大事件，如默克尔自己后来所说，她可能会“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
这个大事件就是柏林墙的倒塌！
被唤醒的政治意识
1989年，波兰和匈牙利刮起了“改革”和“自由化”的旋风。东德也发生了要求“自由化”的群众游行。东德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分崩离析，昂纳克被迫辞职。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新上任的东德领导人克伦茨作出了开放柏林墙的决定。
11月9日，在宣布东德公民可以自由穿越柏林墙的那个晚上，约10万人潮水一般从柏林墙东边涌向西边。所有的护栏被挪走了，28年的人为阻隔消失了。
默克尔不是最早加入穿越柏林墙的人潮的人，虽然她已经从当晚的电视里知道了开放柏林墙的消息。她们家曾约定在柏林墙倒的那一天，一同到凯宾斯基饭店吃鲜蚝。在她知道了柏林墙开放的消息后，她只是平静地对母亲说了一句：“这一天来了。”然后像往常一样去洗桑拿。洗完澡后，默克尔这才随人流到了西柏林。她想从那边的电话亭给汉堡的姨妈打电话，但没有打成——一是没找到电话亭，二是她也没有西德马克。她回忆说：“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突然到了一家快乐的西柏林人家里，我从那里打了电话。后来还有人想去选帝侯大街。我就回家了。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呢。”再说，“也太乱，对我来说已经走得够远的了。”
第二天，她和妹妹伊蕾妮一起逛了选帝侯大街。
当时的默克尔似乎还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开放，思想也开放起来。也许是由于禁锢得久了，加上一贯的谨慎，她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几天后，默克尔去波兰出差，波兰同行对她这时候还离开德国出差感到吃惊。他们说，德国就要统一了。这次轮到默克尔吃惊了，同时让她醒悟。她承认，自己还没想那么远。
随着形势继续发展，默克尔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该做些改变了。长期隐藏在她体内的政治热情开始萌动。她决定参加当时非常活跃的政治运动。但具体应该参加哪个政党，她并不清楚。她起初找的是社会民主党，参加了这个党的一次会议，但感觉不好。她接着往下找，在12月，参加了“民主觉醒”组织。默克尔说：“我不知为什么喜欢这个组织，我有一种感觉，在这里可以有所作为。”
这年默克尔35岁，如她自己所说，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政治意识，从此她走上了从政之路。
“民主觉醒”组织是柏林墙倒塌后西德政界切入东柏林的一个团体，它起初的政纲显得有些混乱。它提出的目标是自由，分权，国家非意识形态化，财产所有制多样化但同时坚持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特征。它还提出“高生态要求的社会市场经济”主张，它也把德国的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默克尔当时选中这个组织作为自己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也许是看中了这个组织的勃勃生气，也许是其中的某些纲领，例如社会市场经济正好契合她的思想。默克尔曾说过，她崇拜的人之一是曾被誉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而社会市场经济正是艾哈德所提出并在西德大力推行的。
二战结束后，德国一片废墟。盟军占领当局估计，就算每天拉走1000吨碎石，柏林也要30年才能清理完废墟。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