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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道-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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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即帝位前,派王舜到太后那里去要御玺。老太太王政君这时才大梦初醒,大骂王舜说:“你们父子宗族蒙受汉恩,累世富贵,已经无法报答,怎敢趁人之危,夺取汉家的天下!你们这对兄弟,真是猪狗不食!况且既然是受天命改立新朝,就该自造新玺,又何必讨这不祥的亡国之物!我是汉家老寡妇,要带着这颗御玺一同下棺材,决不会给你!”王舜见姑妈如此发怒,跪下哀求说:“王莽一定要得到这颗御玺,太后难道能够真的始终不给吗?”老太太想想,也知道这事没有办法,取出御玺,往地上一扔。幸好她年老力衰,只摔坏了一只角。

  王莽拿了这御玺,做了十五年皇帝。

  王莽的为人,实际很早就是令人怀疑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封建道德,具有否定正常人性的倾向,所以越是在道德上表现得超乎常人、令常人仰望不及的人,就越是背离正常的人性,因而其内心中越有可能隐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这就是大善大伪。

  吴起吃了名声不好的亏

  有很多人,头脑足够聪明,也足够厚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最终难于成就事业。其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搞坏了自己的名声。因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不喜欢和阴险毒辣的人交往。所以,在做局的时候,不能只追求一时的胜算,坏了自己的名声。这是目光短浅的行为。

  战神吴起正是因为名声不好的原因,遭到了很多次的失败。吴起与孙子齐名,他的武功战略那是不用多说的,特别的是,他不仅精通军事,还是颇有治国才能的全才。他无论流落到哪个国家,只要被委以重任,那个国家就不可思议地强盛起来。

  如此才智卓绝的吴起,一生却受尽挫折,遭遇了无数的失败,最后的下场也非常的凄惨。这是为什么呢?通过事实分析,不难发现,他的“声名狼藉”使他屡屡不得君主的信任。

  他原本是卫国人,为了成就事业,求学于鲁国名人曾参门下。曾参问他生平志向,他爽快地回答是权位金钱美女,一心崇尚礼仪教化的曾参自然是不爱听。吴起虽然没有丝毫的道德意识,但的确才华出众。曾子的学生们很嫉妒他,一齐在曾子面前告状,说吴起当初离家求学的时候,他母亲苦留,他却走得义无返顾,还许下宏愿,生平不做到宰相,就决不踏入家门半步。不久前,他母亲去世,他行止如常,谈笑风生,连半点回家看看的意思都没有。这一把算是击中了要害,曾参可是一位因事母至孝而名动天下的大孝子,当即气得脸色发青,二话不说,将吴起赶走。

  离开老师,吴起投靠了鲁王。其时齐国大举伐鲁,举国上下无不惊惶失措,因为鲁国的国力根本无法与强齐相提并论。吴起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自己将兵,可保万全。鲁王被他鼓动得热血沸腾之时,将军们却一起向鲁王进谗言,吴起的夫人是齐国人,他本人又是卫国人,怎么可能专心帮着鲁国对付齐国?消息传到吴起的耳朵里,他马上砍死心爱的夫人,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到鲁王面前表忠心。

  得胜还朝之后,那些将军们又一次在鲁王面前构陷说,吴起向来寡恩刻薄,无情无义,老母死了不回家吊孝,恩师受不了他撵他出门,现在更是闹到了杀妻求将,很难讲他以后会对您有多忠心。鲁王虽然很欣赏吴起的干才,但是仍然心有芥蒂。这种情况下,吴起只好仓惶出逃到魏国。

  魏国的大臣也恨透了这个名声极臭的吴起。宰相公叔一直想离间吴起,可是武侯却对吴起青眼有加,居然有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吴起。公叔也是驸马爷,但是他的才能比起吴起天差地远,吴起要是也当了驸马,自己的相位只怕不稳。于是就设计了一个圈套让吴起自行跳入。一次他在魏王面前说,吴起此人反复无常,不知他到底对魏国的忠心如何,不妨试他一试。魏王也一直有些隐忧,忙问如何试。公叔进言,您不是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吗,明天召他进宫,直接问他愿不愿意做我们魏国的驸马。吴起此人向来趋炎附势,您也清楚。如果他对魏国真心的话,肯定满口答应,如果他借口推辞,那就是不忠。魏王同意了。

  当晚公叔就请吴起做客。吴起席间发现身为相国的公叔居然恭敬地站在一旁,不住手地端酒上菜,亲自服侍公主夫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散席后公叔拉着吴起入内室,向他大吐苦水,极言驸马生涯的辛酸苦辣。自然,这是公叔和公主联手演的好戏。第二日,魏武侯问他是否有意迎娶公主,吴起婉言谢绝。魏武侯登时神色不善,知道相国所说不假。吴起察言观色,明白自己已经得罪了魏王,只得再次出逃。

  的确,有些人,往往因为过于看重成功,而不择手段,忽视了自己的名声。这其实是非常不理智的短期行为。人在世上要立足,名声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好的名声,才能得到信任和帮助。名声不好,即使非常有才干,也容易遭到排斥。

  表表高姿态来赚取名声

  做局是运用谋略来获取利益的过程,无论如何都会惹一些人的非议,甚至坏了自己的名声,而在社会上立足,名声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还是应该表表高姿态来维护名声赚取荣誉为好。冯玉祥与张作霖就演了这样一场戏。

  北洋政府时期,拥有军事优势的冯玉祥与张作霖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但是,冯玉祥与张作霖不约而同地合演了一幕辞职的喜剧。

  1924年冬,冯玉祥突然通电辞职出洋,各方面的人听到消息后,不禁咄咄称奇,刚刚冒险起兵推翻直系的政府,现在功成名就了却提出辞职,如果这样,那又何必当初呢?

  不管众人怎么想,冯玉祥还是表现出“坚决”的辞意。并且,冯玉祥还亲自拜访对手张作霖,竭力解释说本人辞职具有决心。而张作霖也装作关切的样子,极力挽留,冯玉祥则用抑己扬人之法,大加赞赏了一番张作霖的才能,说:“大帅功高盖世,经验丰富,区区小事,凭你的才力就完全能够处理好,何用劳我呢?况且我的辞职能为你提供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这样你支配眼前的局势更容易得心应手了。所以大帅不必劝阻我了,你的好意我领了。”说完冯玉祥就告辞回家了。

  一向处事慎重的张作霖,在冯玉祥走后,仔细地琢磨着冯玉祥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最终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他始终认为冯的举动很反常,其中定有原因。于是,他把冯玉祥的来访详情及其困惑告诉了段祺瑞。段于是11月26日又派吴光然、梁鸿志到旃檀尊寺挽留冯玉祥,到那里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心想冯玉祥可真是说到做到啊,只见一片“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陆军检阅使署已经停止办公,冯玉祥也已到西山休养去了。

  张作霖听说后感到奇怪极了,他闯荡了半辈子,还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位“功成不居,急流勇退”的对手。他在与手下商议了几天后,也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在12月2日,出人意外地从北京赶回天津,把开进北京的奉军全都撤走,并且宣称关内的奉军也将全部撤回关外。他通电全国,表示:“此次政府人选,不参加奉籍一员,都门首善,不驻奉省一兵。业经通令将镇威军名义及战斗组织一并取消,沿(津浦)线驻兵准备分批撤回原防。”12月5日,他又通电自行解除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并向段建议裁撤巡阅使、管理各职,各省可暂留军事长官一人办理军事善后事宜。这样,他在行动上比冯玉祥表现得更有诚意。

  冯、张两人的辞职,使局外人直看得扑朔迷离,理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但是段祺瑞知道。对于张作霖,段祺瑞一点也不敢怠慢,12月10日下令准张作霖解除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派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开分别担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务督办,三省军事仍归镇威上将军张作霖本人指挥节制,各省巡阅使一律裁撤。这样张作霖本人仍然是事实上的东三省巡阅使。至于冯玉祥,1925年1月3日令其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撤销陆军检阅使一职,并派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宋哲元代理第十一师师长。冯的另一大将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这样一来,冯的西北边防督办就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了。1月7日,段为了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又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得清楚了,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这样,原来两人想要而又不给的,经过这一“退”,就全都解决了。

  这个故事里,冯、张两人演的还是“以退为进”的老戏。冯玉祥、张作霖看准了段祺瑞的弱点,知道此“戏”定能达到预期目的,再说“旧戏”轻车路熟,演起来得心应手,他人难以立即看出破绽,通过表表高姿态,就能赚取声誉。不仅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树立了良好的名声。

  声誉是无形的财富,是一个人在世上行走的通行证。所以,无论做什么局,怎么样做局,都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名声。   


没有东风可造东风

  有句老话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说出了做局者的心病。做局者要相机而动,这里的机,指的就是客观形势,意思就是说,只有时机成熟了,才能有所行动,有所作为。然而,很多时候,时机总是不成熟,甚至是缺少一两种条件。这时,应该怎么办呢?是一直等下去,等到无休止,还是无奈地放弃呢?其实,这种情况下,做局者要善于制造东风,进而成全自己的事业。

  西汉的陈汤就是一个敢于当机立断,制造东风的人。

  陈汤当时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校尉(正职)甘延寿奉命出使西域。当时郅支单于以武力兼并呼偈、坚昆、丁令三国,日益强盛,先囚禁汉朝的使者江乃始,后又杀死使者谷吉。郅支单于自知有负于汉朝,害怕汉朝出兵报复,就向西跑到康居(今新疆北境至俄领中亚)。康居王尊敬郅支,将女儿给他做妻子。郅支便多次借兵袭击邻国乌孙,深入到赤谷城(今山西孝义县西)杀掠人口,抢夺牲畜财物。乌孙不敢还击,而是远远地逃避,于是郅支拥有千里之远的势力范围,自以为大国之主,很不尊重康居王,竟至一怒之下杀死了康居王的女儿、贵人等数百人,还把一些尸体支解后扔进都赖水中。同时他又派出使者到阖苏、大宛等国,胁迫他们年年给他进贡。那些小国慑于郅支的淫威,不敢不给。

  汉朝也曾三次派出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者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非但不给,而且侮辱汉使,以嘲讽的口吻说:“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汉使听出他的言外之意,竟有取代皇帝的野心,真是狂妄至极。

  陈汤与甘延寿了解了郅支单于的这些情况后,于建昭三年出兵西域。每当路过城镇或高山大川时,他都登高远望,认真观察、记忆。这次出使西域,只带着一支护卫军队,而不是征讨大军。当他们走出国境时,陈汤便对甘延寿说:“郅支单于剽悍残暴,称雄于西域,如果他再发展下去,必定是西域的祸患。现在他居地遥远,没有可以固守的城池,也没有善于使用强弩的将士,如果我们召集起屯田戍边的兵卒,再调用乌孙等国的兵员,直接去攻击郅支,他守是守不住的,逃跑也没有可藏之处,这正是我们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啊!”

  的确是大好时机!但是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朝廷的圣旨。没有朝廷的授权,他们就不能调动各方力量来成就这个局。

  但是,要取得圣旨并不容易,那些朝廷公卿都是些凡庸之辈,不会同意陈汤的做法。甘延寿也主张没有圣旨,就不可以自作主张。

  陈汤等了一天又一天,东风总是不来。怎么办呢?难道眼睁睁地放弃这大好的机会。机会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陈汤的心情非常矛盾。

  焦急之中,陈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造东风!于是他便果断地采取了假传圣旨的措施,调集汉朝屯田之兵及车师国的兵员。甘延寿在病榻上听到这一消息时大吃一惊,想立即制止陈汤这种犯法的举动,陈汤愤怒地手握剑柄,以威胁的口气呵叱延寿:“大军已经汇集而来,你还想阻挡吗?不抓住战机出击,还算什么将领?”甘延寿只好依从他,他便带领起各路、各族军兵四万多人,规定了统一的号令,编组了分支队伍序列,大张旗鼓向北进发,最终打败了匈奴,为遇难受辱的汉使报仇雪恨,提高了汉朝在西域各国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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