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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战场局势恶化了。情况是这样的：
上午九点多，驻龙王庙的伪军向南李庄增援，被基干团的主力堵住了，但敌人也没有撤退，就此僵持着；到了十点多钟，由于孙甘店方向增援敌军的突击很凶猛（他们前几天刚打退了骑兵团，气焰嚣张），基干团的小股牵制兵力挡不住，被冲散了。桂干生司令员当时正好在那里，他立刻回来调部队增援，赖达元主任带着一连当预备队，接到命令立刻就出发去堵住敌人。可是，临走时派去向曾玉良团长通报情况的通讯员，在巷战中牺牲了，这样，骑兵团其他各部都不知道负责封锁路口并充当预备队的一连，已经离开了南李庄。
一连和孙甘店的伪军正巧是死对头，前天夜间突袭没打好，现在野外仓促阻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场恶仗下来，虽然部队损失较大，但终于将敌人击溃、并将其赶回了孙甘店。
将近十二点，甘露镇的敌人突破了军区独立团的阻挡，赶来与龙王庙的伪军会合，攻击基干团，八路军防线顿时吃紧。这时，陈再道司令从防御阵地回到南李庄，想催促骑兵团尽快解决战斗。他刚到西门外，大名县城的日伪军增援也赶到外围阵地了，基干团挡不住，被迫退至距离南李庄仅一公里的第二道防线，这时，甚至有部分敌军已突进到了西门附近。
南李庄的敌人听到了增援的枪炮声，开始亢奋起来。路南的民房里关着一百多伪军俘虏，而守备他们的却只有六个战士和五个民兵（就是先前准备放火的那几位）。俘虏里隐藏着几个伪军军官，听见外边枪炮声近了，军官们就哄骗士兵，说八路军撤退时一定会杀俘虏，于是发一声喊，俘虏们撞开门逃了，看守兵制止不住。这伙伪军跑到西门，正好遇到陈再道司令，警卫排长周开树带着人开火拦截，总算是把俘虏又圈了回去。可就在这时，路北碉堡里的皇协军一百多人，突然冲出据点反突击，他们顺着街道冲向西门，几乎跑到了陈司令跟前，就在这危急时刻，四连长韩猛子杀到了。
先前，四连在巷战中也打乱了，但由于他们的位置靠西边，所以较早地知道敌人援军上来了，韩猛子立刻把分散的部队尽量收拢（到四连督战的况政委受重伤，他这个连长反而更能够及时掌控部队）。皇协军刚冲出来的时候，四连的人并不着急，因为知道有一连控制住了通往公路的街巷口，正好可以利用敌人的反突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可是，等敌人冲到了路上，四连这才发现一连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于是，韩猛子立刻带人杀出来，而这时候，只能进行肉搏了。
八路军的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就是在这场肉搏战中牺牲的。（在马甲我查看到的资料中，所有的老战士都不愿意提及韩猛子阵亡的具体经过，只是提到了两句话，一句是撕心裂肺的呼喊“连长牺牲了，为连长报仇啊！”，另一句是事后的感慨“那一仗，四连太憋屈了”。）
的确，四连的这场肉搏战打得憋屈。一连打阻击去了，而近在咫尺、却同样蒙在鼓里的二连，也没有来帮忙。南边是逃窜的俘虏，西边是敌人的援军和打到跟前的炮弹，面前是拼命突围的敌人，身后是必须保护的军区首长……疲惫的战士，以一敌二地肉搏，而这时，不仅身边的兄弟连队一个人也不露面，就连本连队的机枪也没有响一声（两个连的机枪阵地本来都在路南，但王永元参谋长考虑到况政委已经受伤，就统一指挥，他在二连前线下了一道命令，结果后面四连的机枪也跟着二连前移了）。这样的场景，能不憋屈么！
四连，连长阵亡，指导员、副连长重伤，两个排长阵亡，一个排长负伤……但四连是好样的，死战不退。
肉搏还在继续，西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的防线已经有两处被突破，鬼子的炮弹已经打到了西门。陈再道司令离开西门向东门方向走，桂干生司令员先跑去找曾玉良团长，传达命令：立刻开始总攻！必须在一个小时内消灭敌人。
的确，在这种胶着情况下，撤退和进攻是同样困难的事情。可是，骑兵团又该如何组织进攻呢……
四连的战士，在西门与皇协军肉搏，六十多把马刀对一百三十多把刺刀，死战不退。
陈再道司令则向东门方向走，去找曾玉良团长。据他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回忆（周排长后来成了骑兵四连的连长），四连刚冲上去的时候，陈司令就站在西门的路当中。当时，前后都是枪炮声，四周还有许多哗变奔逃的俘虏，可司令员却不为所动，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肉搏场面，仔细看了四五分钟以后，司令员旁若无人地走了。他放心了。
肉搏战的时间都不会长，关键在于前几分钟。而最能体现部队战斗精神和战斗素质的，也就在于这短暂的关键时刻。陈司令看到了他需要了解的东西，他因此决定，立刻发动总攻，消灭南李庄的残敌。
皇协军与四连肉搏，真是找错了对象。本来，骑兵们日常的主要功课就是训练用马刀对刺刀，先在地上把招势练熟了再上马练，先练一对一、再练三人组队；而敌人的步兵都没有练过怎么对付马刀，见到一大排亮晃晃的军刀，先就怵了。
在骑兵团，四连的马刀功夫是最强的，这是因为，四连最“犟”。当时，全团四个连，一连黑马、二连红马、三连白马，行军出动，毛色整齐煞是漂亮。外面的人弄不明白，就把骑兵团称为“黑马团”、“红马团”、“白马团”，一个团变成了几个团，大家也乐得承认。可是，惟独四连不是红军连，不仅番号靠后，他们的战马也是杂色的，老百姓也因此以为四连是杂牌，不大看得上眼。经常是骑红马、白马的到了村庄里，就有白面馍馍款待，而四连的杂色马一到，好东西收起来，换成高粱饼了。这实在是有些气人。
四连长韩永正是个好面子的人，他的部下也都是火暴脾气。战士们不好和老百姓生气，就和其他连队较劲。别人劈刺一百，他们就练一百五；别人练一对一，他们还练一对二；打仗嗷嗷叫，评功受奖嗷嗷叫，就连唱歌、搞运动会也要争个面红耳赤；说杂色马不好？他们的战马还不和其他连队的拴在一起，自己调教，照看得特别有精神；说四连是“杂牌”？他们连队还轻易不愿意要人，出来一个战士就是个顶个，起码要有战斗骨干的模样；最有意思的是，遇到别人问他们是什么部队，韩永正就说自己是“铁骑兵”部队，这可比“红马团”、“白马团”什么的响亮多了，一来二去，“铁骑兵”竟成了骑兵团的代号，连陈再道司令都认帐了。于是，后来外面又有了“铁骑兵的红马团”、“铁骑兵的白马团”之类的叫法，四连又不乐意了。继任连长李树茂（八路军特级战斗英雄，陕西延安人，48年牺牲于淮海战役，时任骑兵团副团长）不知从哪里听来了一句“哥萨克骑兵”，说这是无产阶级的最厉害的骑兵，十分了得，于是就自己给四连冠上了。到后来，这个名称也闹响了，44年军区表彰大会，给骑兵团颁了面战旗，上面赫然就是这五个大字——“哥萨克骑兵”。四连的“独家专利”又给了骑兵团。
关键时刻敢不敢刺刀见红？肉搏场上最能体现部队的战斗精神。四连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一切。连长韩永正牺牲之后，战士们就没有从他的遗体旁后退一步。副连长李树茂四处受伤，浑身是血，依然刀劈了皇协军的副大队长（教育班长），皇协军“教育班”的十四名军官全部被砍死，敌人最终丢下五十多具尸体逃回了碉堡，而四连能够坚持战斗的战士也只剩下了三十一人。
刘大爷说，这伙皇协军“教育班”的军官全是朝鲜人。
现在，有的人以为日军部队里面有朝鲜人或者东北人，其实，这是误解。最早、最“正规”的皇协军是由朝鲜人、蒙古人和东北人组成的，“七七事变”时就有了。他们的士官以朝鲜人为主，装备和日军相似（只是没有重炮）、军装也差不多，受日军军官指挥，操练和作战的口令也都是用日语，所以一不留神就会把他们当成日本鬼子（他们说不定也挺愿意这样）。起先，皇协军的人数并不多，主要担任后勤保障任务，后来，由于“华北治安恶化”，皇协军才多次扩编，战斗力也就越来越差。四连面对的这伙“教育班”的朝鲜人，是伪满新京（长春）陆军军官学校的士官生，刚来华北战场没多久，而那个兼任副大队长的教育班长是个四十来岁的独臂教官，他单手挥刀和李树茂对仗，十分亡命，结果也就送命了（后来，宣传队还根据这事编了快板）。
四连击退了反突击的皇协军，一连也在西门外堵住了突破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防线的日军。
一连把孙甘店的伪军击溃之后就往回返，半路上遇到了一群奔逃的老百姓，他们是配属支援基干团的民兵担架队。一问才知道，是大名县城的日军在攻击防御阵地，有两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据刘大爷说，那时候有些人真叫鬼子给打怕了，一听见小钢炮响就怕被合围，直想着突出去，结果还没怎么打，自己就跑散了（别说民兵如此，即使是防御甘露镇方向的那个独立团也是这样）。一连长万怀臣心想：基干团是冀鲁豫三分区的部队，是来帮冀南军区作战的，不能让他们被分割了。如果基干团损失太大，那可是丢了八路军两个军区的脸。一咬牙，一连没有进南李庄，直扑突破口的日军，干上了。
一连的参战，稳住了基干团的防线，但也因此，连队的损失很大。副连长许得和以及两位排长阵亡，班长全部牺牲。战后，基干团的指战员都非常感激一连，冀鲁豫三分区还特意为一连请功。
南李庄里面，陈再道司令已经到了东门，桂干生司令员先找到曾玉良团长，告诉他说：陈司令发了话，一小时内拿不下南李庄，就不麻烦骑兵团了，他自己带警卫排上去打。曾团长一听这话吓坏了，赶紧说“桂司令员，请你去拦着陈司令”。自己提着枪就往上冲，一边跑一边喊“吹冲锋号！吹冲锋号！”
总攻开始了。
刘大爷他们这时候还在那个房顶上，机枪阵地也已经移过来了，只是这时候二连的人都还摸不清楚情况。按以往的情况，仗打到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可能要撤退的，所以王永元参谋长一边命令他们牵制住正面敌人，一边组织收容伤员、集中俘虏，还派了人去找团长……
就在这时，听见三连那边冲锋号响了。干部们闻声立刻跳了起来，放开嗓门叫“总攻！总攻！快进攻！”。
机枪，在参谋长的指挥下一起开火，压住了对面敌人的阻击火力，刘大爷从房顶上跳下来，扛着梯子朝北面路口跑。既然冲锋号响了，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也得迎着上啊。
总攻开始了。
说是总攻，其实也是三个连队各打各的。四连的损失太大，只剩下一个排长指挥三十多名战士，已经失去了攻坚的能力。不过，好在他们对面的皇协军守备队一部，在刚才的肉搏中吃了大亏，骨干顽固分子死的死伤的伤，其他的人也都乱了，听见八路军的冲锋号响，再被四连一追，就丢弃阵地，往守备队的大队部跑。
皇协军守备队的队部就是二连正面、路口北边的那片房子。本来，总攻开始的时候，二连的队伍是分散的，军号一响，大家都从各处房子里跑出来，看见我们所有的机枪都“哗哗”地朝几座大房子打，就明白那是攻击目标了，于是，部队也就迅速集中。不过，这么一来，分散隐藏在其它房屋里的一些伪军却也就趁机逃跑，途中还杀害了我们的几个伤员和担架队员。
三连在曾玉良团长的指挥下，从东门过来，一路掏墙打洞，对房屋的清剿比较彻底。他们最后的攻击目标是炮楼。南李庄的这个炮楼是日本人新修的，旁边挨着两座大房子，一边是仓库、一边是伪治安军团部。
刘大爷他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冲过了路口，把唯一的梯子搭在了房沿上。突击组的战士立刻往上冲，可是，刚上去就被打下来，接连死伤了三个人。敌人在胸墙后面躲着，我们的人翻墙的时候，他们就开枪。
二连指导员张存有（陕西清涧人，淮海战役中牺牲，时任骑兵团营长）说“这样搞不行，换个地方”。
换了地方，这回把梯子搭得斜一点，首端不从胸墙上露头，敌人一时看不见。这时，三个突击组长都已经伤亡了，谁带头冲？二排长辛明旺（老红军，陕西礼泉人）说“我先上吧”，一排长苏昌太（老红军，陕西礼泉人）说“行，我第二”，俩人就上了梯子。其他的战士只好说“排长，你们小心点”。
二连的排长苏昌太、辛明旺和四连排长郝船喜（老红军，陕西礼泉人）是同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