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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点”。
二连的排长苏昌太、辛明旺和四连排长郝船喜（老红军，陕西礼泉人）是同乡，也是把兄弟，为他们烧香磕头拜把子的旧事，太行山整军的时候各自还挨了批评。然而，这一天，在南李庄，在抗日的战场上，三个西北汉子，终于实现了他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辛明旺在梯子顶上甩了颗手榴弹，人就跃进了胸墙，苏昌太和突击组的几个战士也上去了，郝二孩本来是梯子组的，可他手脚麻利，抢在其他人前面，跃上梯子过了墙。这时候，房顶上胸墙后面枪声响成了一片，刘大爷听见动静，心说“坏了！房顶上有机枪……”。
就在这时，上面扔下来四五个手榴弹，大家见势不好，转身滚开，可还是有几个战士被炸倒，并且，梯子也被炸断了……接着，不断地有手榴弹扔下来，八路军东躲西躲，又不能再上去增援，逐渐退开了。这时候，郝二孩突然从房顶上翻出来，反手钩着胸墙想往下跳，指导员张存有赶紧喊“别跳别跳，再坚持一会……”，郝二孩一听，立刻转身又翻进了墙里。事后，张存有说他当时的想法是让“好孩儿”吊在胸墙外，扔手榴弹掩护大家再次进攻，没想到这孩子性子急，没等话说完就翻回去了。
没过多久，郝二孩的遗体被敌人从上面丢了下来，同时被丢下来的还有一排长苏昌太。八路军战士眼睛都气红了，可一时又没有办法。机枪打不动胸墙，而敌人就趴在墙后面。
梯子炸断了，刘大爷他们搬来了桌子，可是把桌子椅子垒起来，离胸墙还差了一大截。只好换个方法，拿桌子、棉被挡着（上面在扔手榴弹），人躲在桌子下面掏墙洞，可这墙脚是石头筑的，根本掏不动！刘大爷他们是骑兵啊，骑兵只有手榴弹，没有炸药包，这一时半会的，到哪里去找爆破材料。
情急之时，负责指挥机枪掩护的王永元也跑来了，他随身还带了几根长棍子。参谋长选定了几个点，派刘大爷他们头顶桌子、棉被，把捆上四颗手榴弹的棍子举得高高的，凑在胸墙跟前引爆。几次三番，终于把墙炸开了，立刻，我军的机枪从缺口打进去，消灭了房顶上的敌人。
八路军上了房顶，才发现这里不仅有台阶通向后面的营房和院子，而且，在台阶口还架了机枪（刚才二排长他们上来的时候，就是被这里的机枪打倒的）。我军上房后，敌人从台阶下面冲上来，企图趁我们立足未稳进行反扑，可八路军哪里肯再被打下去。房顶空间不大，双方随即肉搏起来，混战中，刘大爷和一个大个子扭在一起，那家伙力气太大，拽着刘大爷猛摔，把他的马刀都摔丢了，老刘的头磕在马刀上，耳朵割去了半个（后来他右耳一直缺一块）。刘大爷说，当时，他已经懵了，动作全无章法，乱蹬乱打，自己都觉得快不行了，可就在这时候，大个子却突然痛得满地直打滚，原来这家伙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到了，刘大爷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真是侥幸。
房顶上满是鲜血和死尸，二连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
控制了制高点，一切都好办了。机枪、步枪、手榴弹，围着营房和院子打，敌人无法还击也无路可逃，很快就被消灭了。大家随即配合三连进攻炮楼。
三连已经占领了炮楼一侧的仓库，当时正值要换装的时候，库房里有许多被服和木头箱子，曾团长就命令把这些东西堆在炮楼跟前烧，并且不停地往伪团部院子里扔手榴弹。在火焰、烟雾中，八路军战士高声喊着“赶快投降！不然我们要炸炮楼了”。其实，骑兵团哪里有炸药。
炮楼和团部里驻守着伪团部约一个连的兵力，此外，还躲着伪治安军的一些军官家属以及南李庄的豪绅富户。看到各处的伪军都已被消灭，再听说八路军要炸炮楼，里面的人顿时惊慌哭嚎起来，有人喊道“如果投降了，你们真的不杀我们么？”
“我是八路军团长曾玉良，我保证八路军不杀俘虏！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打退了，即便是他们以后能来，你们也早被我们炸死了，所以，奉劝你们赶快投降，留条活路”。
喊话过后没多久，炮楼里的人缴枪了。八路军进了炮楼，接着又喊了一通，团部大院里的伪军也跟着投降。西门外边救援的敌人，听见南李庄里面的枪声停了，害怕我军集中力量反攻，连忙后撤观望。
南李庄战斗终于结束。守敌伪治安军一个团部及一个营、皇协军一个守备大队被骑兵团全歼，日本商社机构被摧毁。同时，八路军也重创了前来救援的各路敌军，致使孙甘店、甘露镇的敌人不敢在原地继续驻防，连夜逃走。几天后，我军又相继进攻金滩镇（骑兵团主攻）、龙王庙和刘马寨，这时，周边的日伪军已无力增援，八路军以近一个月的苦战收复了元城县的全部乡镇，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而这个阶段的作战，也被称为陈再道司令指挥的“元城战役”。
攻克南李庄之后，骑兵团于当天下午就撤离了战场，而日伪军则是到第二天早晨才进到庄内的，他们动用了五辆卡车拉死尸，并且从此放弃了这个据点。
在南李庄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伪军团长。不过，准确地讲，这个团长应该是被伪军自己俘虏的。当时，治安军士兵想投降，可这家伙不同意，于是，部下们就把长官捆了交给八路。该团长原本也是皇协军的守备大队长，刚兼任治安军团长没几天。
这个伪团长挺有意思，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东北匪话。他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就将就听着。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说我们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这下子，战士们怒了，不仅痛骂他还要揍他。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大家于是再没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还真的上吊死了。
俘虏中还有个治安军军官是刘大爷的亲戚，从小就知书达理、聪明好学，是同辈人学习的榜样，属于显得特别有出息的那一类。所以刘大爷现在和他一照面，不由得大吃一惊，特别地想不通，这么懂道理的一个人怎么就当了汉奸呢。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俩人再见面，才知道这个亲戚原本是敌工干部，到治安军去搞兵运，结果兵运没成功自己反倒被八路军抓了。这人解放后在铁路部门工作，运动中差点被整死。
“元城战役”，129师骑兵团牺牲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九人，红军底子的班长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况玉纯政委等负伤人员，部队损失很大。南李庄战斗后，下连队参加作战的十六名炊事人员只回来两个，部队连晚饭都没法做。全团头天夜里出动近500人，结果，回来的不到200人，当天的战斗总结会根本开不下去，战士们伤心地拿脑袋撞墙，第二天转营地的时候，一个人要牵几匹马，老百姓们更是哭声一片。
连续的未休整的作战、连续地重大伤亡，已经使战士的精神承受力达到了极限，特别是韩永正、孔庆忠（一连指导员）的牺牲，给战士们的刺激很大。这两位干部的素质好、战功大、威望高，是有名的猛将和福将，大家感觉到，连他俩都幸免不了，眼下这个“坎”可能真的难以过去了。
于是，有的战士就嘀咕：看来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和鬼子拼了，早死早投胎。产生了盲目拼命的思想。而出生在本地的战士，则开始想家了……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策略，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人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次战役，陈再道司令也算是竭尽全力，拼了老本。特别是最后一场战斗攻打刘马寨，他更是把能找到的人马都调来了，结果，数下来，参战部队居然有二十三个团的番号。阵地上一开打，从步枪、机枪、迫击炮，到鸟铳、土炮、鞭炮桶，什么响声都有，动静之大，把鬼子们吓得不轻。从这以后，敌人在元城大名一带老实了不少。
刘马寨战斗，给刘大爷的印象是热闹。从没有见过打一个中等寨子，能遇到那么多司令员和团长，搞得连排长们一路忙着敬礼，手举在脑袋边上，半天都放不下来，战士们瞧着哈哈笑。也有调皮的，骑马在前面跑，瞅空子乱喊一声“首长！”，后面的排长们也就赶紧稀里糊涂地敬礼……都被弄神经了。
打刘马寨的时候，刘大爷他们发现，和骑兵团一样，八路军各部队都已经严重减员，但好在，剩下的基本上是骨干，人数虽然少了，但战斗力并没有太减弱，也都还保持着各自部队的传统和习惯。战斗结束后，各部队开拔，路上，有的团队一首接一首地唱歌，而骑兵团过去就很少唱歌（骑兵行军间距大，唱起歌来既费力气又吃灰尘），这次也没唱。陈再道看见不高兴了，把团长叫去批评，说“打了胜仗怎么反而没士气了”？曾团长解释“不是没士气，是太疲劳了”。陈司令也就没再说什么。
骑兵团的确太疲劳了，从“五一”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部队一时缓不过劲来。
南李庄也使骑兵团伤了元气，“红军团”里的红军不多了。用刘大爷的话说就是，“一仗下来，伺候战马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
其实，南李庄战斗之所以艰难，有个原因是敌人已有所准备。在这之前，大名的日军已经预料到我们有可能进攻南李庄（只是没想到我军会改在拂晓时动手），并且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因此，南李庄的电话线一断，各路敌军就立刻主动驰援，而庄内的守备部队也防守得格外坚决。这就造成了战斗攻坚时间比我们预料的长，而敌人增援又来得比我们预料的快。
从八路军方面来看，这场战斗，在指挥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后来，有人“翻旧帐”也提到过这事）。一是，在参战部队互不隶属、互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应该不设立前敌指挥部。在战斗中，部队主官都顶到了一线，职务最高的司令员又下到各个阵地跑，这虽然起到了鼓舞士气的效果，但也因为缺少统一调度，导致了各自为战，局面失控；二，对于既有攻击任务又有阻击打援任务的战役，应该准备总预备队。而在南李庄，指挥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显然是过于相信“突袭”的效果，对战场情况变化预料不足；再就是，如果把独立团的部队拆开，让他们协同两个主力团作战，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至少，不至于被敌人一冲就散了。
但客观地说，陈再道司令也有他的难处。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是从杨勇司令员那里“借”来的，人家是115师序列的部队。而独立团呢，又是政委出身的桂干生司令员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宝贝，他们几个月前还是游击队，因此很想利用这个机会独当一面，树立“正规军”的形象（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脾气大，但桂司令员待人却很和气，对发动群众很有一套。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陈再道还早，极受大家的尊敬。后来，他调到新四军去工作，在行军途中与日军遭遇，牺牲了）。因此，细算下来，在南李庄战斗中，陈再道能够下死命令的，也只有骑兵团了。
文革中，有人“翻旧帐”。刘大爷对此并不同意，他始终认为陈再道是很能打仗的，虽然，元城战役在指挥上有些毛病，但毕竟是打赢了。当时，在“大扫荡”之后，有许多地方的领导怕“惹火上身”，采取了声东击西、能躲就躲的办法，生怕把鬼子引来。而陈再道，敢在自己的地盘亮出主力打硬仗，而且一打就是两个月，这真是有胆量、有气魄！
只是，名将也是磨练出来的。名将的经验，原本是从一次次“小失误”中逐渐积累形成，而名将的威名背后，更有着许多悲壮的英魂。从战斗指挥到战役指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烈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是这样啊。
元城战役结束后，陈再道司令到骑兵团看望战士们，他表扬了部队的顽强战斗精神，并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