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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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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点”。

二连的排长苏昌太、辛明旺和四连排长郝船喜(老红军,陕西礼泉人)是同乡,也是把兄弟,为他们烧香磕头拜把子的旧事,太行山整军的时候各自还挨了批评。然而,这一天,在南李庄,在抗日的战场上,三个西北汉子,终于实现了他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辛明旺在梯子顶上甩了颗手榴弹,人就跃进了胸墙,苏昌太和突击组的几个战士也上去了,郝二孩本来是梯子组的,可他手脚麻利,抢在其他人前面,跃上梯子过了墙。这时候,房顶上胸墙后面枪声响成了一片,刘大爷听见动静,心说“坏了!房顶上有机枪……”。

就在这时,上面扔下来四五个手榴弹,大家见势不好,转身滚开,可还是有几个战士被炸倒,并且,梯子也被炸断了……接着,不断地有手榴弹扔下来,八路军东躲西躲,又不能再上去增援,逐渐退开了。这时候,郝二孩突然从房顶上翻出来,反手钩着胸墙想往下跳,指导员张存有赶紧喊“别跳别跳,再坚持一会……”,郝二孩一听,立刻转身又翻进了墙里。事后,张存有说他当时的想法是让“好孩儿”吊在胸墙外,扔手榴弹掩护大家再次进攻,没想到这孩子性子急,没等话说完就翻回去了。

没过多久,郝二孩的遗体被敌人从上面丢了下来,同时被丢下来的还有一排长苏昌太。八路军战士眼睛都气红了,可一时又没有办法。机枪打不动胸墙,而敌人就趴在墙后面。

 梯子炸断了,刘大爷他们搬来了桌子,可是把桌子椅子垒起来,离胸墙还差了一大截。只好换个方法,拿桌子、棉被挡着(上面在扔手榴弹),人躲在桌子下面掏墙洞,可这墙脚是石头筑的,根本掏不动!刘大爷他们是骑兵啊,骑兵只有手榴弹,没有炸药包,这一时半会的,到哪里去找爆破材料。

情急之时,负责指挥机枪掩护的王永元也跑来了,他随身还带了几根长棍子。参谋长选定了几个点,派刘大爷他们头顶桌子、棉被,把捆上四颗手榴弹的棍子举得高高的,凑在胸墙跟前引爆。几次三番,终于把墙炸开了,立刻,我军的机枪从缺口打进去,消灭了房顶上的敌人。

八路军上了房顶,才发现这里不仅有台阶通向后面的营房和院子,而且,在台阶口还架了机枪(刚才二排长他们上来的时候,就是被这里的机枪打倒的)。我军上房后,敌人从台阶下面冲上来,企图趁我们立足未稳进行反扑,可八路军哪里肯再被打下去。房顶空间不大,双方随即肉搏起来,混战中,刘大爷和一个大个子扭在一起,那家伙力气太大,拽着刘大爷猛摔,把他的马刀都摔丢了,老刘的头磕在马刀上,耳朵割去了半个(后来他右耳一直缺一块)。刘大爷说,当时,他已经懵了,动作全无章法,乱蹬乱打,自己都觉得快不行了,可就在这时候,大个子却突然痛得满地直打滚,原来这家伙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到了,刘大爷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真是侥幸。

房顶上满是鲜血和死尸,二连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

控制了制高点,一切都好办了。机枪、步枪、手榴弹,围着营房和院子打,敌人无法还击也无路可逃,很快就被消灭了。大家随即配合三连进攻炮楼。

三连已经占领了炮楼一侧的仓库,当时正值要换装的时候,库房里有许多被服和木头箱子,曾团长就命令把这些东西堆在炮楼跟前烧,并且不停地往伪团部院子里扔手榴弹。在火焰、烟雾中,八路军战士高声喊着“赶快投降!不然我们要炸炮楼了”。其实,骑兵团哪里有炸药。

炮楼和团部里驻守着伪团部约一个连的兵力,此外,还躲着伪治安军的一些军官家属以及南李庄的豪绅富户。看到各处的伪军都已被消灭,再听说八路军要炸炮楼,里面的人顿时惊慌哭嚎起来,有人喊道“如果投降了,你们真的不杀我们么?”

“我是八路军团长曾玉良,我保证八路军不杀俘虏!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打退了,即便是他们以后能来,你们也早被我们炸死了,所以,奉劝你们赶快投降,留条活路”。

喊话过后没多久,炮楼里的人缴枪了。八路军进了炮楼,接着又喊了一通,团部大院里的伪军也跟着投降。西门外边救援的敌人,听见南李庄里面的枪声停了,害怕我军集中力量反攻,连忙后撤观望。

南李庄战斗终于结束。守敌伪治安军一个团部及一个营、皇协军一个守备大队被骑兵团全歼,日本商社机构被摧毁。同时,八路军也重创了前来救援的各路敌军,致使孙甘店、甘露镇的敌人不敢在原地继续驻防,连夜逃走。几天后,我军又相继进攻金滩镇(骑兵团主攻)、龙王庙和刘马寨,这时,周边的日伪军已无力增援,八路军以近一个月的苦战收复了元城县的全部乡镇,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而这个阶段的作战,也被称为陈再道司令指挥的“元城战役”。

攻克南李庄之后,骑兵团于当天下午就撤离了战场,而日伪军则是到第二天早晨才进到庄内的,他们动用了五辆卡车拉死尸,并且从此放弃了这个据点。 

在南李庄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伪军团长。不过,准确地讲,这个团长应该是被伪军自己俘虏的。当时,治安军士兵想投降,可这家伙不同意,于是,部下们就把长官捆了交给八路。该团长原本也是皇协军的守备大队长,刚兼任治安军团长没几天。

这个伪团长挺有意思,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东北匪话。他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就将就听着。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说我们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这下子,战士们怒了,不仅痛骂他还要揍他。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大家于是再没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还真的上吊死了。

俘虏中还有个治安军军官是刘大爷的亲戚,从小就知书达理、聪明好学,是同辈人学习的榜样,属于显得特别有出息的那一类。所以刘大爷现在和他一照面,不由得大吃一惊,特别地想不通,这么懂道理的一个人怎么就当了汉奸呢。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俩人再见面,才知道这个亲戚原本是敌工干部,到治安军去搞兵运,结果兵运没成功自己反倒被八路军抓了。这人解放后在铁路部门工作,运动中差点被整死。

 

“元城战役”,129师骑兵团牺牲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九人,红军底子的班长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况玉纯政委等负伤人员,部队损失很大。南李庄战斗后,下连队参加作战的十六名炊事人员只回来两个,部队连晚饭都没法做。全团头天夜里出动近500人,结果,回来的不到200人,当天的战斗总结会根本开不下去,战士们伤心地拿脑袋撞墙,第二天转营地的时候,一个人要牵几匹马,老百姓们更是哭声一片。

连续的未休整的作战、连续地重大伤亡,已经使战士的精神承受力达到了极限,特别是韩永正、孔庆忠(一连指导员)的牺牲,给战士们的刺激很大。这两位干部的素质好、战功大、威望高,是有名的猛将和福将,大家感觉到,连他俩都幸免不了,眼下这个“坎”可能真的难以过去了。

于是,有的战士就嘀咕:看来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和鬼子拼了,早死早投胎。产生了盲目拼命的思想。而出生在本地的战士,则开始想家了……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策略,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人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次战役,陈再道司令也算是竭尽全力,拼了老本。特别是最后一场战斗攻打刘马寨,他更是把能找到的人马都调来了,结果,数下来,参战部队居然有二十三个团的番号。阵地上一开打,从步枪、机枪、迫击炮,到鸟铳、土炮、鞭炮桶,什么响声都有,动静之大,把鬼子们吓得不轻。从这以后,敌人在元城大名一带老实了不少。

刘马寨战斗,给刘大爷的印象是热闹。从没有见过打一个中等寨子,能遇到那么多司令员和团长,搞得连排长们一路忙着敬礼,手举在脑袋边上,半天都放不下来,战士们瞧着哈哈笑。也有调皮的,骑马在前面跑,瞅空子乱喊一声“首长!”,后面的排长们也就赶紧稀里糊涂地敬礼……都被弄神经了。

打刘马寨的时候,刘大爷他们发现,和骑兵团一样,八路军各部队都已经严重减员,但好在,剩下的基本上是骨干,人数虽然少了,但战斗力并没有太减弱,也都还保持着各自部队的传统和习惯。战斗结束后,各部队开拔,路上,有的团队一首接一首地唱歌,而骑兵团过去就很少唱歌(骑兵行军间距大,唱起歌来既费力气又吃灰尘),这次也没唱。陈再道看见不高兴了,把团长叫去批评,说“打了胜仗怎么反而没士气了”?曾团长解释“不是没士气,是太疲劳了”。陈司令也就没再说什么。

骑兵团的确太疲劳了,从“五一”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部队一时缓不过劲来。 

南李庄也使骑兵团伤了元气,“红军团”里的红军不多了。用刘大爷的话说就是,“一仗下来,伺候战马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

其实,南李庄战斗之所以艰难,有个原因是敌人已有所准备。在这之前,大名的日军已经预料到我们有可能进攻南李庄(只是没想到我军会改在拂晓时动手),并且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因此,南李庄的电话线一断,各路敌军就立刻主动驰援,而庄内的守备部队也防守得格外坚决。这就造成了战斗攻坚时间比我们预料的长,而敌人增援又来得比我们预料的快。

从八路军方面来看,这场战斗,在指挥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后来,有人“翻旧帐”也提到过这事)。一是,在参战部队互不隶属、互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应该不设立前敌指挥部。在战斗中,部队主官都顶到了一线,职务最高的司令员又下到各个阵地跑,这虽然起到了鼓舞士气的效果,但也因为缺少统一调度,导致了各自为战,局面失控;二,对于既有攻击任务又有阻击打援任务的战役,应该准备总预备队。而在南李庄,指挥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显然是过于相信“突袭”的效果,对战场情况变化预料不足;再就是,如果把独立团的部队拆开,让他们协同两个主力团作战,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至少,不至于被敌人一冲就散了。

但客观地说,陈再道司令也有他的难处。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是从杨勇司令员那里“借”来的,人家是115师序列的部队。而独立团呢,又是政委出身的桂干生司令员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宝贝,他们几个月前还是游击队,因此很想利用这个机会独当一面,树立“正规军”的形象(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脾气大,但桂司令员待人却很和气,对发动群众很有一套。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陈再道还早,极受大家的尊敬。后来,他调到新四军去工作,在行军途中与日军遭遇,牺牲了)。因此,细算下来,在南李庄战斗中,陈再道能够下死命令的,也只有骑兵团了。

文革中,有人“翻旧帐”。刘大爷对此并不同意,他始终认为陈再道是很能打仗的,虽然,元城战役在指挥上有些毛病,但毕竟是打赢了。当时,在“大扫荡”之后,有许多地方的领导怕“惹火上身”,采取了声东击西、能躲就躲的办法,生怕把鬼子引来。而陈再道,敢在自己的地盘亮出主力打硬仗,而且一打就是两个月,这真是有胆量、有气魄!

只是,名将也是磨练出来的。名将的经验,原本是从一次次“小失误”中逐渐积累形成,而名将的威名背后,更有着许多悲壮的英魂。从战斗指挥到战役指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烈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是这样啊。

元城战役结束后,陈再道司令到骑兵团看望战士们,他表扬了部队的顽强战斗精神,并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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