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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驻扎着日军一个小队（也可能是日本商社的武装队），八路军下马攻坚、首先把炮楼炸了，然后扫清外围障碍、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车站，鬼子兵知道大势已去，就聚在礼堂里大哭嚎叫，由一个日本军曹挨个杀死其他人，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枪。
一连最先冲进火车站，发现站台上堆积着成捆的棉花、柞蚕丝，还有些麻袋箩筐，里面装的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通过讯问伪铁路职员，得知车站旁边还有个日本商社的大仓库，大刘跑去一看，库房内外尽是些焦碳、烟叶什么的，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觉得失望极了。
刘连长对民用物资不感兴趣，政治处宣传股长韩祥鳞却仔细地在屋子里东翻西拣，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宝贝——印刷机和印刷纸。油印机有好多种，韩股长觉得：机器嘛，个头越大的越好。于是弄了两台最重的驮在马背上，把战马压得直哆嗦。那些印刷纸更是一张也舍不得丢，分成一摞一摞的塞进战士们的行囊里，硬是全部带走了。也别说，这些东西日后都派上了大用场，印课本、印传单，骑兵团印刷的《铁骑报》，比军区的报纸还漂亮。
李庭桂政委吩咐一连把车站上的物资集中起来，还说要进行登记。大刘干这个活可不拿手，他带着战士们跳上跳下、翻箱倒柜，忙得晕头转向。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全团拔营，向滑县方向前进” 。
大伙懵了：“怎么向北走？怎么回去了？开封府不打了？”
刘连长跑去询问站台上的物资怎么办？团部的回答是：丢掉不管，立即出发！
这是咋回事？到手的东西不要了，开封城里的机器面条也吃不成了。中牟县的群众前来慰劳八路军，敲锣打鼓地刚走到营地边上，却看见骑兵团急匆匆地上马而去，领头的人顿时举着张写着慰问信的大红纸愣在当场。
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再踏征程（下）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18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8600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开封和新乡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委员长发表了那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的抗战感言，在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刘大爷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这个评价是否恰当，可以参考一下《杜鲁门回记录》中的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需要日本鬼子帮他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18日，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电令日军负责开封防务。21日，何应钦总司令接连向日军发出命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铁路线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但问题是，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冀鲁豫这里，中路军的统帅是宋任穷、指挥南路军的是王秉章，而王宏坤则带着北路军打到河北去了（这一路战果最好，攻克了邯郸），各部队打到哪算哪、各行其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
当时，比较乐观的想法是拿下开封城。开封的日本守军主要是110师团163联队、铁道第3联队第3大队（相原部队）、战车第3师团搜索大队（柴田部队）以及一些后勤兵站，如果八路军南北夹击，一举攻克开封是完全可能的。但自从22日接到中央指示，南北两路军就在攻城还是撤走之间犹豫不决，到了8月25日，国民党部队相继赶到，我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原定的攻城计划就只能取消了。
应该说，45年8月份的时候，冀鲁豫八路军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没有做好两面作战的准备，前线的军事领导也还不具备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经验，致使部队在敌情突变的状况下仓促撤退，显得十分被动。
在前方，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在路上，日军也疯狂实施拦阻（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大清楚，但有这么一份材料——8月28日，何应钦专门电令新乡日军：不得将平汉路战事中俘获的八路军战俘擅自释放，应移交国军管理——可见当时情况之严重）。
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77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5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只有孙殿英和杜淑没参与此事），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好在中路军的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见势不对、说走就能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迅速回到黄河北岸，这时，部队面临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抗战八年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至少黑马连一个逃兵也没有。只是，通信员吴立然在这时候失踪了。
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趁，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就由骑兵快速出击，消灭了这个保安团，敌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枪毙了）。
战斗结束后，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大刘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也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小吴参军时带来的新鞋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也永远是十八岁。刘大爷说，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沿途看见牺牲的战士倒在路边，好多都是和小吴一样的年纪，大家不知道他们临终前的情况、不知道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的家人也不知道自己亲人的遗骨葬于何处，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无名烈士。
从45年8月底到9月初，冀鲁豫的形势非常紧张。“大反攻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已基本丢失，八路军仓促退回根据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骑兵团担任中路军的后卫，眼看着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的部队陆续赶到河南，如果敌人这时趁势北上、联手打通平汉线，冀鲁豫根据地的局面将不堪设想。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候，国军突然停止前进了。先是41军（曾甦元部）和40军（马法五部）、38军（张耀明部）为争夺地盘打了起来，接着又是“杂牌军”和胡宗南的嫡系部队闹矛盾，并且一直就折腾到了10月份。
八路军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利用这宝贵时机调整部署。一面迅速攻克滑县、汤阴、长垣县城，消灭袭扰解放区腹地的敌伪军，巩固了根据地（这就是战史上所说的“冀鲁豫大反攻第二阶段”）；一面抓紧整编部队、健全指挥机构、积极做好应战准备。
10月中旬，等国军再沿着平汉线继续北进的时候，刘伯承司令员已经回来了、八路军已经调整好了、上党战役也已经结束了。于是“邯郸战役”爆发，结果是高树勋起义、马法五当俘虏、其他副军长参谋长师长之类的被抓了一大堆——晋冀鲁豫军区终于夺回了战略主动权。
（国民党军的这次内讧，可以说是国军送给共军的一份大礼。有关的事说来话长，以后另外挖坑吧）
九分区围攻滑县和长垣县城，刘大爷他们没有参加。大反攻的第二阶段，骑兵团先是在平汉线担任警戒任务，而后又奉命到淇县打击“官老抬”武装。
淇县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的交界处，历史上是个出绑匪的地方。45年，国民党一位姓张的县长不知做了什么“招安”工作，居然将各路匪帮纠合成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当地人称“官老抬”。
“老抬”就是绑匪，即便是官办的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动用正规八路军主力团打这些小土匪，简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可没想到，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和王晓参谋长还亲自带队指挥作战，并且对敌情非常重视。
这伙“老抬”都是当地惯匪，打起来容易抓起来难，八路军成天撵得鸡飞狗跳，一时半会的效果也不明显，把首长们急得不行。黑马连在淇县打过游击，熟悉环境，张国华就经常带着一连行动。有一天，老百姓报告说什么地方有把“磨子枪”（因为重机枪能转着圈射击，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这么称呼这玩意），张政委急忙连夜率队出击，把人抓起来以后才知道，什么“磨子枪”，是盗墓探地用的洛阳铲。
几趟下来，骑兵们就有点犯嘀咕：“别人在打县城，我们却在这里对付蟊贼，真没意思”。
9月20号那天，冀鲁豫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61年少将，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创始人之一）和骑兵团的组织股长李选贤来到黑马连，拿着花名册挨个查对“三保险”，凡是和日伪有牵连、和地主有关系、在运动中被斗争过的都做上记号。
刘合根是立过战功的，名字也被划掉了。他为此郁闷得不行，几十年后还要找李选贤讨说法，组织股长的理由也很简单——就因为当时听见他哼酸曲：“秋天鬼子来扫荡，遇到小脚大姑娘，走一步扭一扭，走两步晃三晃……”。刘合根大呼冤枉，说这是反对缠足的歌，妇救会的人都在唱。李股长乐了：“反正我从来没听过，不知道！再说了，你一个大老爷们，没事唱妇女儿童的歌曲干什么，活该倒霉”。
战斗任务还没宣布、战斗人员就先减少五十多个，刘连长不干了：“我们一连的人个个靠得住，天大的难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赵晓舟一拍桌子：“这是命令！懂不懂？再罗嗦把你捆起来”。大刘于是不罗嗦了。
精选出来的人都换了新枪，全团数得着的好马也都补充到了一连，甚至团领导的坐骑也牵来当备用马，刘连长顿时明白这趟任务非同寻常。要知道，调换新枪还好说，可要是叫骑兵们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却是件了不得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