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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建设的文化阅读杨东平
2002年06月24日 10：59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圣凯诺·世纪大讲堂。主持人阿忆知道一位教授，他原来学的是自动控制，后来搞的是高教研究，他还写过《城市季风》，他研究城市建筑。他还是〃自然之友〃的副会长，同时他还是央视〃实话实说〃的总策划，这个人是谁呢？
观众：杨东平。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杨东平就长这个样子。欢迎您来，我还没有介绍您要讲的题目，一会儿咱们再说。咱们先看看杨东平长这个样子，他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呢？还得细挖。先看一下他的履历，杨东平，1949年9月生，这个日子很奇怪，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的国庆，换句话说您也是国家的同龄人。
杨东平：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主持人：旧社会赶上几天，现在是52岁，在上海长大，有一次我坐飞机带着太太，碰巧几个人都在讨论他们对上海人的蔑视，我就看着我太太的脸，她是上海人，不停的在红，您怕不怕别人说，上海男人，尤其是男人。
杨东平：因为在上海，人家都认为我是北方人。
主持人：对，上海人没有这么魁梧的人。
杨东平：因为我的父母亲也是北方人。
主持人：那怎么您在上海长大呢？
杨东平：南下干部。
主持人：是这样，那还可以寻求一点心理安慰，尽管我生长在这儿，我的种子是北方的。1968年毕业于上海中学，在黑龙江插队落户。我比您小好多，我理解〃插队〃那是没问题的，我理解〃落户〃是把户口放在那个地方，您就消掉了所有的什么干部调令、城市户口，就变成农民了。
杨东平：对。
主持人：然后您要选择太太的话，必须是农民太太。
杨东平：当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还比较小。
主持人：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育成熟，想到要娶哪位农村太太，但是过来的人都有一种习惯，就是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觉得当时有一个女孩我们很在意她，只是当时能力有限，还没有娶她，您没有这样一位村里的姑娘叫小芳？
杨东平：没有。
主持人：好，饶了您了。1975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这个消息不会是错的吧？1975年就毕业了？
杨东平：我们是工农兵学员，就是从农村到学校来上学了。
主持人：好，留校任教，从那儿毕业了留校任教，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是在北京理工大学，但是当时叫北京工业学院。好，80年代初开始从事教育研究和文化研究，讲授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教育社会学，这我也很奇怪，这跟您的专业，尽管咱们是工农兵学员，但是毫不搭界呀？
杨东平：因为我后来自己转向教育研究，现在我们有个硕士学位点，所以刚刚讲的是开设的硕士学位的课程。
主持人：好，杨老师的回答一般都很朴素。现在咱们再往下进展，说您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的副会长，自动化咱也不干了，研究的高等教育，怎么突然又变成了搞环保的了呢？
杨东平：搞环保是专业以外的行为，是一个民间组织，也是个自愿者的行为。
主持人：下面呢，您怎么又跟电视有关了呢，怎么又做了〃实话实说〃的总策划？
杨东平：当时中央电视台要创办一个谈话节目，面向台外招聘一些知识分子。
主持人：您去应聘了吗？
杨东平：我是经人推荐到那儿去的。
主持人：就是，咱们这么大教授，不能让他们招聘咱们。咱们闲话少说，下面呢我们就由杨东平教授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主题讲演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是〃对城市建设的文化阅读〃，有请。
杨东平：大家好！由我来谈中国城市建设的问题是有些勉为其难的，因为我是非专业人士，我要谈教育的话可能更合适一些，只是因为建筑问题或者城市建设问题事关重大，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市民都有自己的意见，而且也应该有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当前的城市建设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在近20年的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非常深刻地变化，我们听到很多城市都已树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所谓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怎么样，北京最近定下的规划是五年之内危旧房改造全部完成，在我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的同时，我们也感到了现代化带给我们的所谓一种断裂或者失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丧失了很多东西。所以关于城市建设，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这个问题，成为知识界和建筑界内外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土耳其的诗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不会忘怀的，一个是母亲的面孔，一个是城市的面孔。所以，关于城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的定义，比如说讲〃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城市是石头建筑的历史，城市是部打开的书〃等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的建筑凝固的不仅仅是音乐，也凝固了很多噪音。
在城市这部石头的书里面不仅记载了一代一代人的奋斗、追求和抱负，也记录了很多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所以，在我们这个城市发生剧烈变革的这么一个，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建设向何处去？有人称之为叫做〃处于十字路口的城市〃，它的状况和命运是非常令人关注的。
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回到我们过去生活过的城市，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城市的话，恐怕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雷同了，越来越单调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立交桥成为了一个普适的风景，而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些城市记忆、那些文化街区、那些生活环境，正在日新月异的消失。当我们欢欣鼓舞地为这种城市的变化而高兴的时候，我们也感到了刚才讲的某种失落。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令人陌生，因为城市它本质上还是刚才讲的，是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当代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他的居住环境和城市环境之中，如果这些东西都失去了以后，我们会有无根的这种困惑。同时呢，生活质量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我们的住房增加了几倍我们就感到更幸福，如果我们的交通更为拥挤，空气更为浑浊，蓝天更为稀缺，那么我们的幸福感自然会受到制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在近20年来城市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受到危害最大的就是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遗产。
大家都知道，像福州著名的清代建筑群，叫三坊七巷，被开发成了商业街，破坏殆尽。前几年在舟山，在旧城改造的过程当中，把有几百年历史的定海古城也是破坏殆尽，引起了一起市民状告政府的官司。那么在北京这个问题同样也很严峻，在近几年修建平安大街、广安大街和拓宽新街口、菜市口大街的过程当中，像戊戌维新重要的遗址粤东新馆，被众多专家认可的广渠门的曹雪芹故居，包括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美术馆后街22号院等等，都在现代化的名义下被夷为平地。在上海的话同样是如此，浦东已经是高楼林立，一派现代化的景象，但是我们当时甚至没有把宋庆龄先生的出生地能够保留下来，它的传统的面目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谓叫城市的文脉、城市的记忆就消失了。
那么，中国城市的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最近开始的，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从50年代初，当时围绕着北京的旧城的存废问题就产生过一场非常著名的争论，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诚和陈占祥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希望把中央行政区建设在今天的公主坟这一代，当时被否定了。所以导致了在旧城内见缝插针、遍地开花式的建设，最后导致了800年古都的几十座城楼和所有的城墙基本上全部被拆毁。所以，曾经作为人类建筑的最伟大的一个文化遗产之一的北京古城，基本上就已经在我们的面前日新月异的消失了。
那么实际上，以北京城为例，对北京城的破坏不限于50年代，实际上对它的命运更深刻地改变还是在80年代以来，而且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城市变化的历史，造成的动因是不太一样的。在过去的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历史文化的，出于当时的一种比较左的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历史文化缺乏一种尊重和保护的态度。在当前，尤其是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摧毁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且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机制上。所以，有人说现在的城市建设是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可以感到，就是不受制约的商业化导致了对城市命运的一种很深刻地改变。
杨东平：我想着重说的是我们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对现代化的一些误解，而且是一些非常流行的误解，这种误解不仅存在于建设者和管理者当中，也存在于大多数的老百姓的概念之中。而正是这些因素作为一种文化的力量，导致了我们整个城市命运的某种逆变。
我想这种对现代化的误解第一点，就是把城市现代化误认为是高楼大厦、玻璃幕墙、车水马龙，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见解。而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的城市，这并不是一个典型的面貌，所以很多朋友到过欧洲、到过英国以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看着人家到处都是绿树红墙，三层楼、两层楼的小房子，很少有高楼大厦，只有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甚至产生这种疑惑，到底是我们中国更为现代化呢？还是英国更为现代化？把现代化等同于高楼大厦，而且对高楼大厦的竞争是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尽管发生了〃9。11〃事件以后，全世界普遍对超高层建筑的安全性产生了担忧，但是在中国这种竞赛仍然在加速。大家都知道，在浦东，在金茂大厦旁边，一个高度466米的环球金融大厦正在施工，在北京朝阳区的中央商务区的规划当中，也要有一批300米左右高度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北京的奥运村原来拟定的主体建筑是所谓的双塔，是500多米的，但这个计划现在可能已经被搁置了。
事实上，在国外的这种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是在二战以后，当时在战后重建的过程当中，也伴随着当时的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论产生的，已经被证明是不太适合人居住的，它的管理成本和造价都比较高，而且会造成很多阳光缺乏的住户，造成影响老人和孩子出行和邻里关系等等，有好多负面的因素。所以，在大多数的国家，这种超高层的火柴盒建筑已经被禁止建设或者正在陆续拆除，我们知道上海也已经在前年立法，禁止建设20层以上的高层民居。所以张开济先生认为中国的城市比较合适的模式是〃多层、高密度〃恐怕是更合适的，来替代这种〃高层、高密度〃。这是一点，对高楼大厦的竞争透视的实际上是一种城市建设的〃香港模式〃，它不能跟现代化划一个等号。
第二点，我们在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片面地把城市发展和传统文化、传统风貌的保护对立起来，甚至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过程。毫无疑问，现代化和社会地进步、文明的发展必然包含着推陈出新或者叫新陈代谢，但是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把过去的城市面貌、是把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推倒重来，用我们现在所谓的推土机开路的这种模式，有人称之为我们现在成片的危旧房改造和旧城改造是一种〃三光〃政策，就是〃房拆光、树砍光、人搬光〃，这样子的政策对于一个有丰厚的历史积淀、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和文化街区都是非常残酷的，也是不太负责任的。所以，以我们所居住的北京城为例的话，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7000多条胡同，到了80年代中期的时候还有3800多条胡同，最近几年，在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过程当中，这是报纸上的公开数据，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所以，有人做一个不太乐观的预言，如果我们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北京可能就没有胡同了，当然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最近北京市修改了原来的历史文化街区的计划，在原来的25片之外又增加了一些区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