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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他。我和他虽是初见，而且需要通过翻译（我们有时也用英语对话。
他的英语不错，而我的口语很差），却交谈得很愉快。不久就消失了那种生
疏和矜持感。他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有一次，在餐桌上举杯祝酒时，他
说：“我要邀请你到我们国家访问，并到我家作客。”我说：“谢谢。”我只当
那是一句客气话，但他回国后不久，就寄来了正式邀请信。他是认真的，并
信守他的诺言。我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中旬到达杜伊斯堡——他住在这座城
市。这里靠近北方，冬季寒冷，气温经常在零度以下（但这一年比较温暖，
没有下过雪）。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难得有几个晴朗的日子，有阳光也往往
是淡淡的，这不是适宜于旅游的季节。他邀请我这个时间来，是出于这样的
原因：我可以在这里和他们共度圣诞节——这是他们隆重和欢乐的节日，共
度元旦；而且，他希望我参加他和他夫人的生日，那分别在这一段时期内。
我清晨八点半钟在杜塞尔多夫城下的飞机。他到机场接我，自己驾车
送我去杜伊斯堡。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在一条幽静的小街上的一座
漂亮的两层楼房前，他停下了车，微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家。希望你喜欢
它。”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
经过了一间小小的茶色玻璃和钢筋筑成的外间，才是大门。一位妇人
打开门，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立即猜到，这是克拉特夫人。我原听说她身
体不好，有心脏病。但从外表看来，她很健壮，脸色红润，精神也很好。这
是冬天，因为室内有暖气，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短袖的毛衣。我一走进室内，
一种愉悦的心情就产生了。我来不及细看，只是感到宽敞、幽雅，触眼所见，
是油画、中国画、挂毯、鲜花、盆树、各种小摆设、各式的灯具，还有长列
的高高的书架？ 。当我表示赞赏时，克拉特有些得意地微笑了。他又引我走
进与书房、餐厅毗连着的玻璃温室，那里有更多的鲜花和盆景。而更引我注
意的是一把高大的中国式的黄油纸伞，那是插在一个小圆桌的中心的。他让
我在纸伞下、小桌边坐下。虽然天已大亮了，克拉特夫人为我送咖啡来时，
点燃了桌上的两支红蜡烛。透过玻璃，我朝室外望去，一片在严寒中也还是
保持着绿色的草坪，过去就是深蓝色的湖，湖上几支白色的天鹅，湖边几株
只有秃秃的枝丫的高大的柳树？ 。这种宁静、美丽的境界，在城市中是很难
享有的。
克拉特告诉我，这间玻璃温室是三年前才建成的。他的住房原来是他
工作的单位——一家炼铜厂的宿舍，后来他买了下来，自己设计并参予动手，
加以扩建、修整，现在是有五间大房的舒适的住宅了。这是他勤劳的果实，
并付出过自己的心血。所以，他对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在这里度过他幸
福的晚年。
果然如他所说的，我欢喜他的家，当我将离开时，有了一种依恋的心
情。那不仅是由于生活的舒适和方便——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不久我就习
以为常了；主要是由于他们夫妇对我的那种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到达
的当天中午，他们就催促我在他家里为我的老伴打一个电话，告知我的平安
到达，以免她担心。那是我已想到，但不好意思提出来的，因为那需要他们
付出费用。我有些激动地拿起了电话筒，五分钟内就听到了老伴惊喜的声
音？ 。他们仔细地观察我的饮食习惯和嗜好，发现我欢喜吃甜食，就经常为
我做了各种点心、糖果。
他们关心我的健康，问寒问暖。他们唯恐我感到拘束，常常与我亲切
地谈话，克拉特还不时地与我开开玩笑。克拉特细心地为我安排了每天的日
程，自己开车送我到各地去参观，有时一天行程三四百公里，陪我到许多人
家作客？ 。在我住在那里的一个月间，耗费了他们许多精力。
克拉特这样地对待我，使我感动而又有些不安。但我知道，他对所认
识的在杜伊斯堡的中国留学生和专家也都非常热情。他们也常到他家做客。
有的人回国后还和他保持着联系。
我看到，他和他的夫人过生日时，就收到不少从我国奇去的祝贺卡。
在杜伊斯堡市长接见我的会上，市长克灵斯表扬了他为促进中德两国人民友
谊所做出的努力，并赠送了他几件礼物，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很高兴。他
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他的大门的后
面，挂有一个赭色的小木牌，上面刻着童稚体的白色中文字：“克拉特博士”。
他的餐厅好像是一个小型的中国展览馆：从杭州运去的红木餐桌和八把宽大
的红木椅，四壁挂着几幅中国画，壁毯，长橱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工艺
品，其中有两个一米高的景泰蓝花瓶。这些都是他三次来中国访问时搜集的。
他还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幻灯片，常放给朋友们看，并加以讲解。他有一个
大书橱，放满了有关中国的外文书籍，有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更多的是
西方作家写的，其中有关于中国的旅游指南和游记，也有关于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的书籍，其中还有一本德国出版的中国漫画家的漫画集。我曾经问
过他，为什么对中国这样有兴趣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
问题，只是说：“我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我原先对法国入迷，每年都要去旅
游一次。至于中国，在我年轻时，那在我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那么古老、
神秘，离我们那样遥远，所以我很想去看看。我终于有机会去了。有一个德
国作家到中国去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我在中国感到陌生》。而我在中国
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相反地，正像我当初对法国入迷一样，我又对中国入
迷了。”停顿了一会，他又加了一句说：“我想，我再也不会迷恋别的国家，
因为我年龄已经太大了。”
是的，他的年龄不算小，已７６岁，整整大我十岁。但他看上去并不
显得比我老，如果说不是显得比我年轻的话。头发灰白，还没有怎么脱落。
长型的脸上并没有很多皱纹。中等个子，身体不胖，肚子微凸。走起路来很
有精神，头脑反应也很灵敏。他是博士，懂三种外语：英语、法语、俄语。
当过教员，他的夫人就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当过化工厂的厂长，后来
长期在杜伊斯堡的炼铜厂负责“专利”工作。十年前退休。他只有一个女儿，
是画家，已结婚，住在另一个城市里。平时在他那宽大的房屋里只有他和夫
人相依为命。他当然有一些积蓄，还享有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汽
车。已不担负任何工作，应该是很清闲的，但他总还是忙忙碌碌。每年都要
外出旅游。在家则担任采购，打电话和朋友联系，参加某些社会活动。他有
一个作坊，存放着各种工具，修理和制作一些小型的家庭用具。他的木工活
做得不错，我看见了他送给小外孙女的两尺高的木制的房屋模型，里面还摆
设着各种家具。每天要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报。知识面很广，也喜欢文学
艺术。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虽然已退休了，他的生活是充实的。
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很满足。他的书房中，有一幅他很欢喜的静物油画，画
的是一杯酒、一块面包、一本书。他说：“有了这三者，余愿足矣！当然，
还要加上爱情。”他笑着向他夫人挤了挤眼。
他热情、健谈、富有风趣，常常说一些幽默、甚至是带有童趣的话。
譬如，有一次，在火车上，他仔细地研究那种可以灵活地翻倒的烟灰盒。他
说：“发明这种烟灰盒的人是聪明的，否则，为了倒烟灰，就必须把整个火
车倒过来了。”他的这种性格就更使他显得年轻。
但是，办起事来又是十分认真，一丝不苟的。关于我的活动日程表，
他就仔细地画了几次。
当埋头坐在书桌前，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一站起来，他就是一个
谈笑风生的人了。不过，究竟年事已高，容易忘事。出门时，已发动汽车，
他往往又要下车回屋取应该携带的物件。有时，他怕要带出门的东西忘了，
就时常提醒自己。有一次，他将一张他夫人开的购物单不时从衣袋中取出来
看看，而当他到了商店时，才发觉终于被他看丢了。
特别难忘的是要离开他家的前一夜。平时，我们大家都是在晚上九点
多钟就互道晚安各自回房看书写东西了。这一天却谈得很晚。主要是他谈他
的经历。他曾有好几年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而且不知道妻子和女儿的下落。
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刻苦地工作，也随着德国逐渐富强，他才得以站住
脚跟，为自己的家带来了温暖和安乐。他有些感慨，也有一种自豪和自慰。
谈话的中途，他突然急匆匆地走出去了。好一会，在门外大声喊：“你们看
吧！”我和他的夫人望向门口，他一进来，我们就忍不住大笑了。原来他换
了一身当年在劳动时穿过的服装：棉帽和棉衣棉裤。他还表演了劳动的样子。
后来，他又出去了，先后换了阿拉伯的服装、非洲的服装、美国西部的牛仔
服装？ 。接连换了五六次，每一次都带表演，维妙维肖，显示了演员的天才，
而且显示了他内心的青春。我在大笑中又深深感动。一时忘了他是一位七十
多岁的老人，一位知名的博士了。至于那些服装，是他旅游的纪念品，有的
是友人送他的。
我也问过他对中国的看法。他告诉我，他曾应武汉政协之邀作过一次
报告：《一个德国人看中国》。可惜我没有听到。他对我谈过这样两点：他说，
中国有一种活动扳手，可以拧各种不同型号的螺丝钉。而德国对各种不同型
号的螺丝钉都有不同的专用扳手。中国人显得很灵活，但活动扳手对每一种
螺丝钉都不可能拧得那么紧；德国人似乎笨拙些，但专用扳手拧得更精密。
还有一次，他说：“德国多的东西，中国少。而中国多的东西，德国少。”他
没有进行具体的解释，这样倒反引起了我多方面的揣度深思。
相处短短的一个月，我们已像是老朋友了。我很高兴，在我老年时，
能够结交这样一个长者，一个对中国入迷的异邦友人。１９８９年３月５日
梦的巴黎
１
巴黎在我是一个梦。
— —一个遥远的梦。一个缥缈的梦。一个色彩斑斓的梦。
２
像许多人一样，我是从历史书籍和文学艺术作品中认识巴黎和爱上巴
黎的。
从少年时起，一些有关巴黎的史实和以巴黎为场景的各类艺术创作就
逐渐吸引了我。我也读过一些巴黎游记。１７８９年在巴黎爆发的大革命，
是法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使世界开始了新的行程。它的光华一直照
耀到现在。两百年来，在巴黎曾发生过多少壮丽的事件，多少传奇般惊心动
魄或是悲欢离合的故事，涌现过多少名人。而多少文学艺术家又从中吸取了
素材，激发了灵感。
从历史和艺术中，也从游记中，我感到巴黎像是一个多棱角的水晶体，
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侧面和每一个角度来看她都是不同的：庄严而又轻佻，辉
煌而又阴暗，欢乐而又忧郁，是花都也是渊薮？ 。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比她
更神秘，更富于浪漫色彩，有着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了。
各种事件、各种人物、各种印象逐渐聚集起来，溶合在一起，我甚至
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这形成了一种神秘感，一种魅力，激发了
我的好奇和向往之情。
３
关于巴黎，有过一次难忘的谈话。
那是在“浩劫”时期，我的住所当然是在“牛棚”里。有一天，我发
现老诗人徐迟也被关到我所在的单位来了。不过没有和这里的“牛鬼蛇神”
关在一起，而是在一个单间中。我有时在走道上碰到他，相互只能暗暗地点
点头，做一个眼色而已。
有一个下午，我们却谈了一次天，而且谈了两个多小时。这真是意想
不到的。我已回想不起怎么可能有了那样的机会。也许是由于斗争高潮已过，
所以看管放松了一些。谈话是在一间空阔的大房进行的。旁边还坐着一位监
管我们的“小将”。当然不可能敞开心来谈。但是，从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
所涉及的内容已大大“越线”了。
我表示很喜欢他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那在当时是当作“毒草”的。
谈到了我们未可乐观的将来，他说了一句使我敬佩的话：“我准备过任何生
活。我能够过任何生活。”谈到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而谈得最多的是巴黎。
那时他也没有去过巴黎，却熟悉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