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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复旦中学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廖临川，宣传委员
是我。上级派来领导我们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不久将由另一位同志来
接替对支部的领导工作。有一个晚上，大化约廖临川和我到他房中谈话，他
说出了接头的暗号，我们才惊喜地知道，新来的领导同志就是他，立即扑上
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说上级考虑到他在学校任教，与我们接近比较方便，
所以才将领导任务转交给了他。他要我们汇报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员的情
况，学校里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商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重庆复旦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它不像一般“国立”中学在政治上卡
得那么紧。但校内情况也还不是那样简单。学校中有三青团的组织，还有几
个军统特务学生（其中有一个叫但家瑞，后来在复旦大学曾经殴打洪深教授。
顺便说一下，由于他有一次向学校当局打我的“小报告”，我曾让别的同学
走开，关起教室门，揍了他一顿。这是轰动了学校的大事。可见我当时政治
上的幼稚。这是我后来被学校勒令退学的一个原因）。训育主任张某是校内
三青团的负责人，可能与中统有关系。不过，当时国共关系还不像后来那样
紧张。同学们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重庆的，抗战热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
们，可以通过群众组织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决定扩大原已建立的“复活歌
咏队”，在此基础上成立“复活社”，再创建话剧团、口琴队，还成立了篮球、
足球、排球队，并定期出版墙报，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团体。另外还组
织了秘密的读书会。通过这些活动，支部先后吸收了七、八个新党员，进一
步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活跃了校内（有时我们还到校外）的抗日宣传
工作。大化亲自担任了歌咏队的指挥。每个星期都定期进行活动。在校内演
出过几次。他还为我们排演了一个话剧：冼群的《反正》，并饰演了其中一
个伪军角色。另一位年轻老师季耿也参加了演出——我们过去也在校内演过
话剧，但这是第一次师生同台演出，所以在校内产生了轰动。而且，过去的
话剧大都是由我担任导演，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而这次则经过了大化的严
格的正规排练，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排演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
很多东西，使以后的演出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记忆中，大化没有直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会。主要是通过廖临
川，有时也找到我，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势，并谈谈如何开展
支部工作。他的态度当然比平时严肃，但也还很亲切。
由于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同志关系，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友谊，我
们的谈话就很自如，天南海北，社会见闻，文学艺术，什么都谈。现在我能
够记起的，有这样几件事。他谈到在复旦中学之前，在成都演员业余剧团的
一些工作情况。他说他主要是担任舞美设计并兼舞台装置工作，条件很简陋，
人手也很少，有一次他装置舞台时从高梯上摔下来跌伤了腿，仍坐在椅上指
挥工人们工作。他谈到抗战前他哥哥在山东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就
是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其中很有一些惊险的故事，可惜已记不清了。
但他当时绘声绘色热情地讲说的姿态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激动、神往的心情
我也还记得。
还有一件事更值得我纪念，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小房里，在烛光下面
（学校是有电灯的，但常停电），他向我介绍了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
那是刚发表在延安出版的《文艺战线》上的。他极为赞赏这首诗，说感情真
实，深沉而悲壮。他站起来怀着激情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大声朗诵着。最后那
句：“你想单骑渡黄河，黄河有不测的风波，你奈黄河何？！”他几乎是含泪
倾吐出的。他说，如果能配上电影画面来朗诵这首诗，那效果一定很好。这
是我第一次知道天蓝的名字，以后就很注意他的诗作，并受到过他的影响。
重庆的政治形势渐渐劣转。我们的活动原就受到学校的注意。大化突
然被学校辞退。几个月后，廖临川和我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但在大化指导下
的“复活社”却一直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困难的处境中坚持了下来，
一直到重庆解放。
在大化离校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比较熟识的同学聚集在他房里。
大家感到气愤，又为他的离去感到依恋和惆怅。他的情绪却还是很好，微笑
着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在这里呆不久的，我也没有打算久呆。”问他将
到哪里去呢？他还是微笑着说，到我想去的地方去。他将两箱他的木刻的底
版托负给一位四川籍的同学刘之俊保管（刘之俊是“复活社”的负责人之一。
后来，这两箱木刻底版由大化的亲密女友贾如珍取了去）。
他走后就没有消息，约一个月后，有一个黄昏，我在学校附近的化龙
桥街上碰到了他。
他告诉我说就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将到“那边”去，只匆
匆说了几句话就和我握别了。后来我得知他已成行，就写了一首送给他的诗：
《寄Ｄ．Ｘ——一个木刻工作者》，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文群》副刊上，
诗相当长，靳以作了一些删节。几年前，友人为我查找了旧报，抄寄了来。
我曾考虑收入集中，却终于没有。因为那是写得太粗糙太幼稚了。但从中还
是可以反映出我和同学们对他的感情。这里我就摘引几句：“几片木头，几
把刀，披一身风沙，你来了？ 。你教我们唱歌，教我们演戏，教我们认识人
间的真理？ 。我们爱你，敬你，在我们眼里，你是一颗亮星？ 。你走了，我
们的心也生了翅膀，飞到遥远遥远的你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我们记住了你
留给我们的话：‘不要珍惜过去的珍珠的日子，珍珠的梦，吹开新生花朵的，
你们是春天的风’。”最后那一段所写的他留给我们的话，我想未必他真是这
样说的，只是，他的确热忱地表示过对我们的期望。我看见过两份内部材料，
都说他是１９４０年春到延安的。但我这首诗的末尾注明了是写于１９３９
年１２月１２日。那么，他离开重庆的日期应该是在这以前。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在延安主演《兄妹开荒》的盛况，深以他曾经是
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为荣。我相信我们还会见到的。
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却得知他在东北翻车遇难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１９
８８年
我的照相册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打开的书，那么，照片就是最真实的插图。
我的照片很有一些。有的已安置在照片册上，大多数还散放着没有清
理。其中几乎都是近十年照的。在解放以前——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私人照
相机还很不普及，我无力购买，要照相大都要到照相馆去，所以拍照不多，
解放以后两次抄家，全部搜去了，后来虽然退还，又遗失了一些。但我幼年
时期和后来求学的各个阶段，以及开始走向社会时，都还多多少少的各留下
了一点。其中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几张，是很值得珍贵的。
一张是我和曾祖母，还有几位叔父、姑姑合照的。当时我大约是３岁
吧，戴着大绒球顶的瓜皮帽，穿着黑色的小马褂和浅色的长袍，站在曾祖母
的旁边，圆圆的脸，稍稍歪着头，大睁着惊奇的眼睛望向前面。这大概是我
第一次照相。
一张是我和姑姑合照的。姑姑（那时是中学生）坐在椅子上。我站在
一边，拿着一本书，似乎很用功，但眼睛却望着照相机，当时大约是八、九
岁，不长的头发搭向前额，穿着毛线衣，黑长裤。
一张是我和一个远房的叔祖母，还有妹妹，几个堂弟合照的，我留着
分头，穿着双口袋衬衫，短西服裤，背着手站着，装着雄赳赳的模样，当时
大约十一、二岁。
这几张照片都是在照相馆照的。风云变幻，其间已流逝过五、六十年
的时光。照片已经破损并发黄了，照片上的人大都已不在人世了。我也垂垂
老矣！看着幼年时的那几张照片，真难以相信那就是自己。那以惊奇的眼睛
望向前面的３岁小孩，他看到了什么呢？他能看见什么呢？ 。
我的业余兴趣
我的兴趣较广泛，爱好较多，那渊源还是在于我的青少年时期。
看到我这么老迈瘦弱，未必会有人相信我少年时曾立志想当一名运动
员。我幼小时经常玩“侦探捉强盗”一类的游戏，和同伴们在大街小巷中出
入奔跑。进初中时，我狂热地爱上了足球，是一个自以为很不错的守门员。
后来还练习中距离赛跑，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市中学运动会的比赛。我也喜欢
打篮球、排球，喜欢游泳。
读高中时，我又热衷于唱歌，演戏。我的嗓子似乎还不错，但跑调很
厉害。偶而一声高啸也许可以听得过去，唱整支歌就不行了。在高中、大学
时代，我一直没有停止话剧的演出活动，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以前，
我当过几个月的职业演员。在解放前半年，我在鸡公山中学教书时，还和学
生一道登过台。
中学时期，我喜欢下象棋。读大学时，则迷醉于桥牌，有一段时间，
消耗在上面的时间大概比我上课的时间少不了多少。
解放以后，我几乎停止了体育活动，只是偶尔游游水。在我的影响下，
我的三个孩子在十多岁时都已能横渡长江。在十年前，我教我的第二个男孩
和他的伙伴们踢足球，旁边的观众中，有人猜测我是“老湖北队的”，这不
免使我得意。其实我只能做做样子。篮球、排球已经与我无缘了。但对体育
的兴趣还保留，很关心体育动态，喜欢阅读一些有关运动员的传记，而在荧
光屏前，我是每一场运动比赛的忠实观众。
当然，我再也没有粉墨登场了。不过，话剧、电影我还是非常爱好。
至于音乐，那是我一直保留下来的嗜好。听听好的唱片、好的录音带，参加
一场好的音乐会，在我都是一种享受。不过，近年来，这种好的音乐会实在
不多。偶尔我还唱歌，在海边，在大江上，在草原上，在大森林中？ 。或是
当郁闷的时候。二十多年前，我常抱着出世不久的第二个男孩，轻声唱印度
尼西亚的民歌《宝贝》，现在他已长得比我还高了。前两个月，我得了一个
孙女，我又常抱着她唱“阿拉木罕怎么样？她是不胖也不瘦？ 。”，将这当
作了催眠曲，而她果然也就在我的歌声中入睡。
我喜欢美术，从高更、珂勒惠支等的画册，到卜劳恩的漫画集《父与
子》，我都珍藏。
我也喜欢旅行，正如我引用过的一位美国女诗人的诗：“没有我不肯坐
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也喜欢？ 。总之，广泛的兴趣调剂了我的生
活，也使我的感情不像我的头发那样苍白，使我的心不像我的前额那样满是
皱纹。
“老夫聊发少年狂”，“一事能狂便少年”，那种境界，我心向往之。在一
部有关我的电视片中，我觉得最值得珍贵的镜头是我和少年们一道踢足球，
虽然我只踢了几分钟。
我的“书法”
最近看到了翼南发表在《今古传奇》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他将我
用毛笔在他的一本纪念册上写的两句话给程云同志看过，“艺术家程云极称
道曾卓的书法”云云。我忍不住呵呵大笑，不是高兴于他称道了我的书法，
而是讶然于我的“书法”（这的确是需要加引号的）竟受到了称道。
前些天去一家医院进行体检。院方领导要我写几句话留念。笔墨纸张
都已准备好了。我再三说明我的字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他们认为我是客
气谦虚。情不可却，只有硬着头皮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了几行，真是信笔挥来，
在气势上可说是“龙飞凤舞”，如果看字，评之曰“不堪入目”可谓恰如其
分。我为白白浪费了一张宣纸而惋惜，更愧对主人的盛情，我感到主人也因
为出乎他们的意外而有些尴尬。
我的父亲的字写得不大好，他可能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因而经常告诫
我要练好字，说字是“门面”，字写得不好将来在社会上会被人看不起。我
进小学前就描过字，写过九宫格，临过柳体、颜体。但都只是——用母亲的
话说——“鬼画桃符”，草草写完，脸上手上还有墨迹，就冲向门外打球或
作游戏去了，母亲追都追不及。在进初中以后，我就几乎不用毛笔了。
当年有人写信给鲁迅先生称赞他的字。鲁迅回信说，他的字谈不上好，
但也写了５０年了，当然大致还看得过去。而我写字已６０多年了，不但不
成体，而且简直不成形，这当然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