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对此怎样看法？”
“当面而对，岂有把背对着同学的？”方生未及置答，无忌插口就说。
“莫开玩笑！我对‘面对同学’这一口号或原则素来不敢赞同。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现在推行的教学法不同意的主要原因。”方生说。
“咦！这可怪了！你平素注重基础课，主张各课讲授时要联系到先修各课，以思考性习题启发学生自学，反对声传法讲授，这些都有独到之处，尚易使人理解。现在竟然会反对‘面对同学’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原则，那就使我对你从前的见解也要连根动摇了呢！”有道诧异地说。
“是呀！这样一来，恐怕矛盾要转化为反革命了！老田你可小心！”无忌故意取笑地说。
“细细想想，是容易了解的。”方生说道。
“不赞成‘面对同学’，那你赞成什么呢？”
“我反对‘教学内容面对同学’，相反，我主张‘学生面对教学内容’。‘面对同学’策略和‘声传法’教学就是现行教学法的根本错误所在，它们会使得现行教学法必然自发地趋向于灭亡，虽然领导不会举行公开的葬礼。声传法的毒害现已受到普遍的同意，估计领导人认识到‘面对同学’的毒害当在1957～1958年间，1959年起教学大纲有可能纳入正轨。只可惜……”方生道。
“只可惜什么？”
“只可惜那时我已有三个孩子，此外还有成千成万人家的孩子陷入火坑了！”方生叹惜地说。
“那你早该据理力争呀！”无忌倒着急起来了。
“1950年来我提过三次意见，岂敢默然？这也是‘天数’如此，像东安市场的避孕套一样，必须静待领导认识的进步。区区阿斗，何补于事？”方生说。
“不过当年阿斗原是蜀国的主人翁，而领导的诸葛亮是通过了历年考验、托孤、前后出师表等经历才授以重任的呀！”无忌又在故意取笑。
“非也！非也！”方生也笑着答了几句，“这乃是到了许昌后乐不思蜀时代的阿斗呢！”
“正经事不要故意取笑！我不懂你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同学去面对教学内容？这又怎么可能呢？”有道把问题正面地提了出来。
“方生真是才情横溢！专业之外，还通医卜星相，竟然替高教部的教学策略排了八字，算了命，预知 1959年后才可能吾道大行！妙哉妙哉！我佛如来！”无忌又来了一段插曲。
“岂敢呀岂敢？这不过是通过些须经验性相关法加以内插并外延罢了。注意，这还不过是可能推行的最早时候呢。其实教学问题本身原是极简单的：学好了第一步，踏稳了，再走第二步；学好了第二步，踏稳了，再走第三步。第一步的基础课乃是随后各课的必需条件，当然不能说是足够的条件。假使能深深体会这一简明的道理，那么，必需条件若未满足，也就是基础课若未学好，升级上去后质量是绝不会好的。进大学前大代数、几何、中外语文底子等没打好，以后在五年内按现行工科教学计划施教，若能把学生教好，我愿拿头颅来打赌！但是偏偏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必需条件，硬以为前面未学好的以后仍可慢慢补回来。不错，打好底子原不能过分地要求，试看现在的入学考题和三十年前我们入正规大学时的考题能相比吗？但我们总是可能定出一些标准的考题，非及此格决不准进全国任何一个大学。大学内各课也订出标准示范性考题，非及此格决不准升级。这样，使学生程度逐级面对着一定的教学内容，于是质量才能得到保证；如果相反地把教学内容‘面对同学’，那么可能保证的乃是毕业生的人数，却不是他们的质量！”
“有理有理！方生的话我完全同意！”无忌说，“若说我们每个人当年读书有些成就的话，谁不是靠高中时打好的基础？”
“言之果然成理，未知方生还有什么证明的方法可以说服人家？”
有道表示怀疑的态度。
“巴甫洛夫的所谓‘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就是这个道理。要我证明，我只能提出一种反证法：假使某人前面的课没有学好而后面的课可能学得好的话，那么，（l）把前面课学好的那些人将是白费的劳动；（2）照同理推论，初中毕业入大学一样可以学得好！但事实上可能吗？”方生回答道。
“但是照你这样做，及格的新生人数可能不够社会要求，怎么办？”无忌提出了另一问题。
“可以设大学先修班，补习所不及格的，直等到达标准后才准入大学。总之，必须补够先修课，满足必需条件，决不可欠了债往后拖日子。人数不够，可让部分底子差的人改入专科，两年草草毕业，可是要说明培养目标只是技术员。”方生这样解释。“须知唯其由于欠了旧债往后拖，这才会产生四年来目睹的教学怪现状：什么‘超学时’呀（前面未弄懂学后面，哪能免得了超学时？所以宁可把所超时数移到前面去补足基础），什么加设辅导课、习题课呀（程度不够，只得靠人扶助），什么‘面对同学’呀（实际上就是降低要求，迁就同学现实程度），什么‘声传法’、讲课要明确要求呀（实际上就是说明要考些什么），要求考试提纲呀等等。你看！如果能先还清宿债，满足了先修各课的必需条件，这些怪现状会一扫而清。所以说，目前教学中的主要矛盾是学者必须逐步满足必需要求这一原则和领导对此认识不足之间的矛盾。至于这些怪现状，不过是些次要的矛盾罢了。”
“现在内地各大学学生入学程度太差，照你这样说都要补课，那我们各校刚刚会面定好的教学计划怎能推行？”有道问道。
“若是入学程度差，那只得费一年半载补足，才有条件继续学习。这样，五年减为四年，唯有削减专业课。至于教学计划，那原是（l）入学程度（2）在学总学时及（3）培养目标三个变数的函数。你们竟然不管各校入学程度的不同而只按后面两个变数订出教学计划，恐怕是不合科学的吧！”方生说道。
“这真是：三只蛤蟆跳河，不通！不通！又不通！”无忌忍不住讽刺起来。“但是，方生！你说什么削减专业课，岂非和金大朗的论调一样？听说在贵校他已受到围剿，我们理科的都为他抱不平。我看你们学校里一些老先生的工程经验未必丰富，理论基础早已丢到九霄云外，为了大朗那句话，‘专业课不能举一反三’，就小题大做。有人说，你校虽被当作典型学校，论实力却早已沦落为全国第二流的学校了呢！”
“不错！先生们大都对他不满，大家认为他既然不谙工程，就没资格评论专业课。那天大家提了意见，最后他发言。会后听得有人说他：何必酸溜溜的好比吃了醋溜鱼片；有人则说他企图赖掉，不算好汉。至于我的意见却并不全和他一样：认为应看重基础课，这是一致的。但他注重基础课并未说出具体办法来，似乎不外乎加重基础课的分量和时间，实际上他只不过强调了削减专业课；我则主张基础课非达到一定程度决不准入学或升级，分量倒并不一定要很多。”方生回答道。
“听说领导方面不满意他，因为他的话中含意似乎否定了学习苏联，而且使得学生迷惑理论课，轻视专业课，促进了已经发展着的不健康的学风。那天人家是怎样批评的？你去了吗？” 有道对方生问道。
“我只记得校长说了三句话后，一开场就来一小时的‘本滩’（注：本滩是上海、苏州一带的通俗戏曲），接着跳了许多场例行的加官，中间……”方生未及说完，无忌插嘴问道：
“难道真的是上海滩簧开场吗？跳加官想是指歌德派谈体会领导企图吧！”
“我是指那位田后鼎先生的那篇上海白，人家很难听懂。中间我蒙目龙欲入睡乡，忽听得好像锣鼓大响，好像自己置身在天安门前听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样的严肃。睁眼一看，原来是汪守亮先生在宣读他的论文。论文写在一张宣纸那样的纸上，只见他挺直了身子，左手指天，执宣纸的左上角，右手指地，执右下角；硕大的脑袋时起时落，眉飞色舞；只听得他发音洪亮，想必从丹田里出来；态度庄严，毋须拿出优待证便可肯定他是教授先生。接着……”方生描述未毕，有道插嘴问道：
“他们的意见是怎样呢？”
“恕未记录，当时听完，他们的高见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具体的印象！我只闻到一派江南五月黄梅雨时节的霉豆腐、烂芥菜气息。他们的论调很多是从体会领导意图出发的，因此大都首先得出结论；其次牢守着这结论，利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推理程序，针对所假设的结论找出有利的材料；最后说，果然预定的结论是正确的！”
“哈哈！哈哈！”无忌大笑起来。
“你别取笑！真的，我就不知道人为什么不肯拿出赤诚的态度说出心头的话？党为什么这样简单地用虚伪的靠拢来衡量人们的积极性？听说党内讨论问题倒是直截了当、全不带假的，这种风气难道不能拿出来感化群众？像那次会上，大家何不老老实实说出心里话？譬如金大朗的谈话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对的，那多么干脆！何必一定要转弯抹角，离题既远，而又抹煞一切？”
“到后来怎样呢？”
“后来首长田柏年从圣经里搬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这真是见鬼！把哲学界批判空想家不重实际的论调搬到工程界来！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这个口号多年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则性的理论，这说明需要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你难道真的认为我们拟订的教学计划是这么毫无价值吗？”有道有些着急的样子。方生忽然脸色一沉，立起了身，声音发抖地说道：
“啊呀！我的老朋友！当年同窗学友，个个赤心要报国。今日里，一来立场，二来体会，我就看不出你有些须正直气息！教学中有严重的错误，你怎么会全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等总理向部长提出，才大家立刻体会起来？你们抹煞了学生入学程度，空谈教学计划，‘面对同学’，害苦了多少子弟！使他们一辈子在学术上不能翻身！想想当年我们讲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怎样评论错误教育的罪过》的文章吧：‘虽我人百年身后，取白骨而鞭之，犹不能赎罪于万一也！’当年为学生，把头一摇，讲得多么痛快！现在呀，可痛快到自己头上来了呢！”
“唉！这真是，这真是。”无忌也跳了起来，背着手，来回走着说。
“这真是什么呀？”方生紧逼着问。
“这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忠孝仁爱礼义廉’！”无忌狠口说了出来。
这一下弄得方生反觉不好意思，欲笑不得，忍不住把脸转了过去，再斜眼看有道，只见他顿时色变，目瞪呆立，拖起两脚，蠢蠢欲动。
毛泽东说“黄万里的诗写得很好”（图）
2001年，在清华大学黄河研究中心的模型试验厅。
当三门峡败象已露时，黄万里本有一次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但他却没有利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是继续质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赋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七十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口气和思路怎么能改善黄万里个人的处境。
个人的悲剧，中国的悲哀
清华被斗——恐怖的红八月（图）
1967年3月，因“文革”被挤到窄小的后院，婴儿为黄万里的第一个孙女之乐。
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黄且圆回忆：“先来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让我父亲拿出存折来，而他的存折上却只有二十几元钱。我父亲虽然是个教授，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