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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黄且圆回忆：“先来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让我父亲拿出存折来，而他的存折上却只有二十几元钱。我父亲虽然是个教授，但家里人很多，他根本存不住钱。我们家那时候好几个人都在上大学，打成右派后他又被减过一次薪：由教授二级降为教授四级，月工资从240多元降为200元。所以，他的钱根本不够花。红卫兵看了一眼存折，就给他扔了回去。这是第一次抄家。”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8月20日，黄万里五十五周岁时还去照了一张纪念像，对生活仍然充满了爱。
8月24日下午，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女士被清华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会后，不让她回家，让她在办公室坐着。
这天黄万里在家，恰好未婚女婿杨乐来了，告诉岳父，近来抄家打人风盛行，听说郊区已打死人，让他注意。杨乐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念研究生。话刚说完，就有一批清华的学生来到新林院教授宿舍区，从前门闯了进来。黄万里见来者不善，叫杨乐从后门快走。
天黑后，校医院的领导才让黄夫人回家。回家时，黄万里已经被红卫兵们打了。据黄夫人回忆：“我们单位校医院的人，是出于好意还是共谋打黄万里，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知道造反派学生去我家了。我回家时，进了二校门，到新林院大桥，见沿途坐着一排学生。当时挺热，他们穿的是单衫。”
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打得浑身是血。黄先生告诉她，是被带金属扣的皮带抽的。后背打得最厉害，人不能躺，只能俯卧。第二天大女儿回来，看到了父亲背上一条条被抽打的血痕。她出主意并提供地址，让母亲去周恩来接待办公室反映。二女儿黄无满回忆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在城里住，听说后回来了一趟，父亲就跟我说起挨打的情况。红卫兵把箱柜、书桌里的东西都翻出来，倒在地上，将照片、字画撕毁。当时我家有一把小小的工艺剑，是祖父送给我哥哥黄观鸿的。因为剑比较小，也比较锋利，没敢让他拿着玩，我爸就搁在抽屉里当裁纸刀。抄家的红卫兵搜出这把剑，说是凶器，把剑尖掰折了。然后，他们问我爸爸：有没有藏武器？有没有枪？有没有藏国民党旗？让他坦白。我爸说没有。他们就打他，说查出来怎么办？我爸说查出来你枪毙我。这些情况都是我回家时我爸告诉我的。那天，他把衣服掀起来，我看到他身上的伤痕一道一道。”
江西的苦难岁月——下放到疫区干重活
1969年，中苏关系骤然紧张，10月，毛泽东提议做临战准备，全国军队大调动，中央及相关部门大规模疏散，所有高等学校也下放到地方或迁往外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两所最著名学府北大和清华的师生被派去了江西鲤鱼洲和陕西汉中等地。清华大学师生所到的地方便是南昌一个因处于血吸虫疫区而被废弃了的劳改农场。
黄万里夫人回忆说：“校医院本来没让我去南昌，下放的人里没有我，后来把我也带上
了，是水利系让我去的。有人来动员我说，去那儿是一家一户开灶，我去了可照顾黄先生。我当然希望能照顾他，就答应一块儿走，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去了。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原来的劳改农场，是疫区，劳改农场撤了，才空出这个地方，但我们开始都不知道。”
到了鲤鱼洲后，据黄夫人回忆：“刚开始住在一个大仓库里，隔成两层，一个大通铺睡上百人，乱糟糟的，跟兵营一样，吃饭是集体吃食堂。在江西，他干最重的活。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每天早晨要和另外两个人挑水，供全连用，什么运砖哪，挖坑哪，还有种大田，这些最重的体力劳动，都要他干。”
工程师出身的黄万里对这种用体力劳动改造思想的做法始终不以为然。当时有一个工程，需用大量的土和砖头，黄万里根据地形，运用机械和力学原理，利用工地上现有的材料，动手做了一个滑轮，用来运砖。在运土时，他觉得用肩挑不如用自行车推省力，便推来自己的自行车，把筐子绑在车上运土。大家纷纷仿效，结果省了力气，又提高了效率。工宣队发现后立即制止，还追查是谁带头干的，黄万里当然是罪魁祸首。为此，工宣队专门开会，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抵制劳动改造。
1970年，黄万里五十九岁，在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6月的一天，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这是他第一次中暑。倒地后，他头脑昏昏沉沉，浑身燥热难忍。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许久之后，感到好受了一点，他就在田间小道上往回爬，由于不辨方向，爬到了清华另一个连的驻地。他爬进一个谷仓，躺在水泥地上，感受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清凉。后来四连的人发现了他，立即叫来医生给他处置，随后把他送回了六连。事后，他多次跟我们家里人说，那一次在江西差一点就死了。
水利界一个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图）
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身患绝症的耄耋老人黄万里重返讲台，特地穿了白西装以示郑重。这是他的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讲学。
原水电部老领导、毛泽东秘书李锐回忆说：我和黄万里是在三峡论证过程中认识的，大概是80年代后期吧。他先提出，建三峡道理何在？一开始有关方提出，是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所谓300万亩地（大概有300万人口），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或千年一遇的洪水的威胁（这是一种概率）。为了防洪，不能以邻为壑。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可能面临的洪水，就把上游四川十几个县、一百几十万人的美好家园全部毁掉，得失之间，简直无须谈的常识问题嘛。我从来都愿意谈常识问题，他跟我谈也是常识问题。黄万里
首先讲这个道理，讲何方得益？我们都认为这是常识问题，不能这么干。
黄万里还讲了他认为三峡不能修的其他原因。他说他抗战前留学归来，对四川的河流，长江的那几条支流，大部分都走过，用腿走过，河床里也走过。他讲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河流本身的泥沙来讲，泥沙在科学上的名字叫悬移质。一般漂的泥沙，像黄河那样，都是悬移质。另外一种是推移质，推移质是河床底下的，如四川的都江堰，都江堰建在岷江上，当年李冰父子修堰时发现推移质太严重，多少吨的大石头都冲下来，那就不是泥沙问题，所以后来他们修成的都江堰既解决了灌溉问题，又解决了推移质堵塞河床的问题。这项工程是了不起的，两千年不坏，可谓人类水利史上的杰作。从都江堰的河流到四川的长江支流旁流，都是河床比较陡，冲力比较大，移下来的石头比较多。黄万里谈这些问题，第一他是个专家，第二他亲自踏勘过。所以，他跟我谈到一个结论，将来一定要修三峡的话，遇到的不是悬移质泥沙淤塞的问题，而是推移质的问题。而推移质会形成什么呢？三峡修成以后，整个四川河道的水流生态发生变化，推移质冲不下来了，势必把整个四川支流的河床逐渐抬高。那时，人为造成四川洪水的形势将非常严重。为四川的整个生态考虑，不能搞三峡。如果上了，将来的四川不得了。整个河流起变化，河床起变化。整个防洪形势起变化。重庆也会遇到许多问题。
最后他讲，一定要修，后患无穷。这个观点我们两人是一致的。
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2001年9月4日向黄万里遗体告别，我去了。在告别仪式上，系里的老师给了我一本他们自费编印的《黄万里文集》。那天我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开会。我旁边坐的都是中国水利界的大名人，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要告别。我去告别完了，又回来开会，真是感慨无穷！
《黄万里文集》序言（图）
《黄万里文集》封面
黄万里教授是蜚声中外的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今年8月是他九十华诞。作为晚辈和学生，与他相处也已经数十年了，总觉得应当做点什么事，以表达我们对老先生生日的美好祝愿。黄万里教授一生涉猎群书，知识渊博，视野广阔，著述丰盛。他立论新颖，常常语出惊人，又能仗义执言，逆流顶风，坚持己见，独战多数，每每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争论的焦点。世间对此褒贬不一，同时，对他也笼罩着一缕缕神秘的色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诸多言论文章，只是散见各处，未能集于一册，供人阅读、评判和研究。近十余年来，我们在
帮助先生打印整理他的讲义和文稿时，手边留下一些资料，于是几经酝酿，才有了编辑出版这本《黄万里文集》的动议。这得到黄先生的应允，也得到泥沙研究室和水利系师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将现有的资料经过适当筛选，编辑成册，再请先生过目审校，以期能够赶在他生日之前印出。
黄万里教授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有深厚的数学和力学功底。1932年毕业以后，任浙赣铁路见习工程师。1931年和1933年长江、黄河的大水灾，促使他改行立志，学水利，治黄河，救国救民。在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水利工程的科目，更潜心研读有关的水文、气象和地理等学科。1935年和1936年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工程师，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从底层的实际工作做起。1947年，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又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主持陇西农田水利工程。1949年应邀去东北解放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全国解放以后，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方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担任教授。1957年，他力陈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批评苏联专家建议的三门峡水库规划是错误的，指出建库后泥沙淤积将使黄河北干流与渭河两岸大量耕地淤没，居民将被迫迁移，三门峡水库不可以修建。同年，因一篇《花丛小语》被定为“右派”。1964年，三门峡水库因泥沙淤积严重而讨论工程改建时，他不顾自己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积极提出改建意见。“文革”中他更遭厄运，作为“牛鬼蛇神”被扫地出门，从清华新林院的教授洋房被赶到了地板下积着陈年脏水的北院小屋，每月只领得20元生活费。后又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派到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打扫厕所和接受批判。1980年，这时他几乎是全国的最后一名“右派”，终于也得到平反改正。后来他在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工作，为教师和研究生开设《统计与随机理论》、《治河方略》和《治水原理》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分流淤灌治理黄河策略，华北水资源利用，长江三峡工程，以及明渠不恒定流力学等问题。90年代以来，他极力反对长江三峡工程开工，提出了许多十分尖锐的问题，引起世人瞩目。
黄万里教授的一些学术观点和意见，常不为人所赞同和理解，被斥之为“异端邪说”，遭到反对和批判，得不到公开发表和申辩的机会。有的在被历史证明确实是正确意见之后，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当然，他的见解有的不无道理，有的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鲁迅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应当有充分的大度和包容。何况，在影响到国计民生、影响到子孙后代的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中，多一些对立面，多一些思考和论证，对于正确的决策和更加完善的规划设计总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的问题认识正确与否，还有待历史的检验。如果学术上没有百家争鸣，只有长官意志和“一言堂”，必将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最后受害的将是国家和人民。
数十年来，黄万里先生所经历的坎坷磨难，所遭遇的升降沉浮，在我国知识界中是十分少见的。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态度，对民众父老、国家民族的一片赤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在他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就毅然勇敢地站出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文化革命中，他一边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一边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