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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黄万里或许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在少数，而大江大河却始终没有找到知音。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象，这时候已经是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了。
黄万里在美国曾经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的黄万里也曾经徒步考察过金沙江、嘉陵江。一线的勘测经验使黄万里迅速成为具有强大实战能力的水利专家，1947年，这种实战能力在他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期间得到充分施展，他也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倾心治理黄河。可惜这段经历太过短暂，1949年，黄万里被派往东北工作，那里的水利领导把他困得缚手缚脚，几年之后，两手空空的他，只能选择去大学教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培养新一代的水利人才。
或许是命运如此，进入了校园的黄万里的命运最终还是和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0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和黄万里出国留学前国内的情况一样，苏联派来的专家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他们也不了解黄河，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最后三门峡工程上马，黄万里因言获罪。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三门峡水库的原因。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这条他情牵一生的大河了。
黄万里境况不佳，在困境中，黄万里既没有走上绝路，也没有放弃独立人格，当年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赵诚说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黄万里真正做到了俯仰无愧于天地，此言非虚。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却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上个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的时候，黄万里只有依靠自己几十年前徒步勘测时得到的数据，因为新的资料他无法得到！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断流，而长江三峡也正准备着“旧貌换新颜”。（涂志刚）
赵诚：力争保持本来面貌 传记再现黄万里一生
赵诚
黄万里传记《长河孤旅》一书作者。
1952年11月生。老三届学生，曾当过工人、炊事员、护理员、建筑公司电工等。
1978年考入太原师专（现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
1983年春调入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教。
198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进修班进修。现从事国际政治教学。
1987年任讲师，现为副教授。
黄万里的传记作者赵诚费时两年写作了《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全书浓缩了黄炎培之子、学人楷模、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典范的黄万里的一生。他被人赞誉为“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通过本书我们从某些侧面照出了一个逝去世纪的剪影。相信以前知道、或者不知道黄万里的人，看过此书都会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由衷的钦佩。
一本传记的缘起
●我力争保持黄万里的本来面貌
新京报：你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什么时候？
赵诚：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庐山会议纪实》上看到黄万里先生的名字。当时，我还没上网，但用了电脑，通过上网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关于三门峡和三峡的文章，对黄先生十分敬佩。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要写《长河孤旅》这本书？
赵诚：写书记述黄先生一生的事，是因《老照片》第十五辑，发表了我们（《老照片》编辑部的冯克力、张杰、丁东和我）采访黄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文章是由我执笔的。文章出来后，黄先生比较满意，还打电话给丁东。
后丁东建议给黄先生写一传记，当时，是2000年底，黄先生还在世，丁东建议，趁着黄先生健在，由他口述，由我来做一个口述史。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因为，黄先生在，许多事的关节点他能说明，时间长了，记忆上或有些误差，还可通过家人，或可资利用的文献来修正。但我去见黄先生时，他当时对自己的身体还有相当的自信，他说要由他自己来写。
后来，黄先生去世后，《老照片》冯克力向丁东提出应该写一本《黄万里传》。我觉得力不能胜，后在丁东和冯克力的支持下，勉为其难。书成之后，因一些其他原因，书稿辗转几家出版社，最后是在刘硕良先生大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面世。
新京报：你见过几次黄万里？
赵诚：四次。2000年的时候去拜访过一次，2001年春节前去过一次，在黄万里去世前又见过两次。
新京报：主要材料是从哪里收集的？
赵诚：主要是黄家提供的黄万里的日记、往来书信，相关文件，一些当年的杂志、报纸（包括专业的和非专业的），部分档案等等。除此之外，我还走访了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
新京报：作为一本传记，处理好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这要求作者必须事先确定自己与作者的距离或尺度。在本书中，你是怎样确定和处理的？
赵诚：写好一本传记不容易，作者与传主保持距离是要保持客观性，不应有个人好恶而臧否人物。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有秉笔直书，又有为大人物讳的传统，就如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家，在人物记叙中，也不可能不对人物的行为，在表达上有自己的情感色彩。
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也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叙事还是力求客观，所以这都无损他们的著作在史学的地位。
我当然不能跟他们相比，但可心仪之。我认为在处理黄先生的事迹方面，我力争保持事物的本来面貌。
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历史将来是要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的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最打动你的有哪些事？
赵诚：共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作为知识分子，黄先生一生始终说真话，始终关心着国家和民众的公共利益，从不为个人得失说假话。因为女儿上学的事，他违心做过一次检查，但是非常谨慎。
第二件事是，看到在1957年黄先生的一些水利系同事和学生，为了替他辩护也被打成右派，受了许多苦难。如胡家博、李亚莉、党治国先生等不少人。
他们为了诚实和正义的美德，讲真话，付出了极高的人生代价。
第三件事是，尽管这些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但仍有许多人对黄先生这样的人，非常尊敬。包括清华水利系的许多同仁，如水利系的任裕民、杨美卿、杨铁笙先生，他教过的学生王三一等。还有许多素不相识但知道黄万里的人，都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钦佩，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承甫和鲍慧荪两位老诗人，还写了《讲真话中国不会灭亡》的文章和诗。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什么困惑没有？
赵诚：我的困惑就是有些人做了许多违背良知的事，甚至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损害公众和社会长远的利益，但他们看上去好像是以为世人都不知道，以为别人都是傻子。我很困惑他们真的就这么愚蠢？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要写历史的？
一生志在造福人民
●一生坚持独立人格
新京报：除了专业上的出类拔萃之外，黄万里还有哪些特性？
赵诚：黄万里不仅是学者，而且有组织才能和经营才能，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这样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从事专业的水利研究，他应该有很大的发展，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黄万里一生坚持独立人格。他最大的愿望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造福于人民。他1937年从国外学成归来时，不仅放弃了三家大学的邀请，而且放弃了从政的机会。当时，黄炎培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以这种便利条件，再加上他显赫的教育背景，要谋取一官半职实是易如反掌，但他坚决放弃了仕途，选择了做实事。
新京报：也就是说，他不愿介入政治运动而更愿意为老百姓做实事。
赵诚：有一件事大概最能反映黄万里的性格和人品。1947他去甘肃任水利局局长时，不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政府给他派了一位副局长监视他。当时，每个政府部门都要挂蒋介石的像，黄万里就用一颗图钉钉起来，而且钉歪了。监视的人很不满意，但因为他是局长，也只有不吭声。除此之外，水利局所有的会议，黄万里都不让副局长参加。理由是这些会议都是业务会，副局长不懂业务。
新京报：那么他就没有政治倾向吗？
赵诚：由于非常了解国民党的腐败，他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希望国家富强起来。甘肃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曾派两个特务去监视黄万里，但时间一长，就发现他不是搞政治的人，后来就不再监视。
他的这种态度首先与他对政治一贯的态度有关，其次也与他自身的人品有关。
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
新京报：在专业问题上，你认为黄万里与一般学者、专家有哪些方面不同？
赵诚：最大的不同是，黄万里的知识全面而系统。他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求学，留学美国时，硕士学的是土木工程，博士学的是水利工程学。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他还修习了欧洲地理、交通地理以及高等代数、微积分等等。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重视实地勘测、调查和研究，并不怕劳苦，身体力行。注重实地考察与理论的结合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这个特点不仅使他比其他人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而且与实际结果相符合。
新京报：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意见就是如此。
赵诚：三门峡工程出现的问题，他事先已经全部预料到了，正因为有了科学的根据，所以他才逆“潮流”而动，极力反对修建。
良知风骨和科学精神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新京报：在黄万里身上，显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这一点尤其可贵，而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缺乏这点。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诚：黄先生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良知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确实难能可贵。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是从春秋战国时士阶层的传统转化而来，即“士志于道”。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法国、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法国的启蒙运动、俄罗斯19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仍然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获取的增多，国民自尊和人权意识的觉醒，其他阶层的人也会用他们的勇气来表现良知。今天知识分子的状况当然有放弃道德底线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奖罚机制下的无奈和麻木。在这种状态下，“好处文化”大行其道，人们干什么都问一个有什么“好处”（具体的利益），而放弃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我想如果奖罚机制的导向一旦调整，社会现有的力量能修复缺损的道德勇气。
新京报：从黄万里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专业研究乃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调查与专业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如何看待这种科学精神？
赵诚：黄万里先生是中国最优秀的水文专家和水利工程专家，1937年回国后，一直在长江、黄河、辽河、松花江等水利一线踏勘、修建工程，后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坚持真理，反对苏联专家的治黄思路，反对在三门峡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