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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最后决定我不需要手术的时候，我被转移到整形外科室。在那里，我得知因为我的一条腿受伤，我将来不可能自然分娩，而且也永远不能跑步了。我的体型——当时在我自己和很多年轻人看来最重要的事情——也不可能保持优雅了。
但21年过后，我知道我更爱那条伤腿，对它没有丝毫的埋怨。我已经有四个孩子，而且都是自然分娩的，他们称这条腿是“妈妈的坏腿”。这条腿让我明白了生命的可贵，尽管它已经残缺。不是很多年轻人在20岁大的时候就能理解生命的意义的。
作者：卡罗莱娜·费尔南德斯
（Carolina Fernandez）
刚结婚时曾在美林公司做股票经纪人。现在她经营自己的企业，为客户设计手绘儿童轻便服，以她的名字作为商标。她在做妈妈时开始写第一本书，她积极地尝试各种题材，并经常进行演讲。因为演讲使她有机会鼓励其他的妈妈，激发她们的创造力。她的力量和希望源自对上帝的真诚信仰。她同丈夫及四个孩子住在肯塔基州。
精神守望者故事六：生命的根和翼
生命的根和翼
ROOTS AND WINGS
在我30岁出头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带着猎狗特拉维斯住在肯塔基州曼斯菲尔德的一座庄园，我是向一位园艺家租的房子，那里曾是一位作家的隐居地。圣烛节（指2月2日；传说土拨鼠每年该日结束冬眠——译注）那天的早晨，我坐在一张古老的橡木桌旁，我奶奶小时候就曾在这样的桌子旁玩耍。整个房间的温暖来自一个电动小暖炉，它一会儿嘶嘶响几下，一会儿又沉默几分钟，打扰了我的宁静。但我因为手指都要冻僵了，所以还坚持用它。我正在写我的剧本的最后一幕。突然一阵寒风从门缝钻进来，吹乱了我的稿子。我喝了一口早已冰凉的咖啡，不禁问自己：为什么要一直租住这样的破房子？
我凝视着窗外，那里有一棵高大的松树，在风中傲然挺立，厚厚的积雪也没有把它压弯，但它挡住了我的视线。在它的前面是一位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花园。这时，电话响了，打破了安静的气氛。那是洛杉矶的一位导演邀请我过去，说要看看我的剧本。我很激动，也许这是一个机会，能让我实现成为一名剧作家的梦想。那天晚上我就离开了曼斯菲尔德的破房子，带着特拉维斯前往洛杉矶。
开车走了1000英里之后，我到达洛杉矶郊外，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出现在我们面前。我选择了一个出口，开往我的一位兽医朋友的家，那里同时也是他的诊所。在那里，我看到铁丝编织的鸡笼、太阳烘烤的院子和被城市污染的空气熏黑了的树林。
朋友安排我睡在诊所手术室的窗台下，那里有一张破旧的皮沙发。金属门吱呀作响，吵得我睡不好觉。耀眼的白炽灯让我觉得随时都会有动物要进来做手术。
我事先就知道那位给我打电话的导演还没有最后决定何时看我的剧本，因此早晨起来后，我就按着朋友给我的惟一地址开始找工作。走在洛杉矶的人行道上，在闷热的汽车里阻塞在拥挤的高速路上，让我感觉很不好。我回忆起在肯塔基州的童年生活：小镇上人们平和宁静的表情、曼斯菲尔德的花园，和朋友一起逮小龙虾的乐趣。越想这些事情，我的孤独感就越强。我在高速公路旁一个不知名小镇的“麦当劳”里喝着咖啡，我走过刻在水泥地上的电影明星的名字，我看到山上的“好莱坞”大字，汽车呼啸而过。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有人在滑旱冰、有人在骑自行车、有人在跳舞。但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好像一个意外闯入一部电影的外来者，不知道电影的开头，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一直在盼望奇迹发生，但从来就没有奇迹发生。
一天下午，我爬上一个荒凉的山坡，在一棵大橡树下躲避强烈的海风，对面就是辽阔的太平洋。那棵橡树的根系非常发达，交织在一起，紧紧地扒在地面上。我突然意识到我丢失了我的生命之根，我像没有根的大树一样东倒西歪。我渴望着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热爱的土地。现在我因为缺少同土地、特别是被称为故土的联系而感到异常孤独。
后来我结了婚，搬进了一个小公寓。几年后，在一家日本餐馆午餐时，我低头看着盘子中的花和鱼，意识到我叫不出来盘中物，更不用说吃过了。我想念在长柄铁锅中煎出来的玉米饼、烤蛋奶粟米软糕（用粟米粉、鸡蛋、黄油、牛奶制成的软而轻的面包，在碗内焙烤——译注）、炸鸡和高粱饼干。我想念家乡。 之后不久，我带着丈夫回到肯塔基州。在情人节的那天，我们坐在一个古老的乡村教堂的台阶上，几年前我们曾在这里结婚。不过，这次不再是我们两人，还有我们的女儿梅雷迪思。我们隔着白色栅栏看马儿在草地上欢跑，那片草地在暮色中近似于蓝色；金银花的香气使空气带上一种甜味；我们还在及膝高的草丛中找寻紫罗兰。我们坐在那里，享受着夕阳中的宁静。现在我知道追求的奇迹是什么了，奇迹实际上一直在家乡等我。明天，我将去梅奇面包房，过去放学后我经常在那里买一块蛋糕。柜台后面那个和善的店员肯定会让梅雷迪思将手指印印在还没有放进烤炉的面饼上。然后，我们会走进惠勒饮食店，坐在冷饮柜旁，当地的居民经常聚在这里闲聊，我们一边享受着友谊，一边喝着草莓可乐。
有时我带孩子在树林捡黑莓，在那片树林里，我曾耐心地找寻印第安人的痕迹。树木盘根错节——深深地扎入大地得到呵护。春天的时候，我会带女儿回到曼斯菲尔德的房子去看看。那是最好的季节：水仙花伴着野生紫罗兰，组成一幅美丽画面，那里也有我的根，我和土地之间不再有隔阂。我们将坐在门廊上，看着月牙慢慢升起来，挂在古老的果园上空，茂盛的果园里长满了黑莓和芦笋。 我的女儿把她的小手放在我手里，我们走过开满丁香花的草地。我感到轻松。我知道我已经回家。多年前如果我不拿起那个电话，展开翅膀飞走，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哪里是我的根。这是时间送给我的礼物，让我知道什么可以伴随人的一生！
作者：玛格丽特·普赖斯
（Margaret C。 Price）
她写过小说《白色紫罗兰》、电影剧本《寻找圣诞老人》和舞台剧《鸽子和蒲公英》。她都是利用照顾三个女儿和一只宠物狗的空闲时间写出这些作品的。她曾在西北大学学习演讲学，还在肯塔基法律学院学习，曾在路易斯维尔演员剧院当过演员，并曾作为一名律师为儿童权益奔忙。她是作家协会成员，曾在美国电影学院和伦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她和丈夫盖瑞及孩子住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
精神守望者故事七：谢里尔的遗言
谢里尔的遗言
CHERYL’S LEGACY
我第一次看见谢里尔的时候，她穿着松松垮垮的病号服。她的病房就在我隔壁。我们早晨开始在一起散步，聊天。我们很快发现是同一个外科大夫给我们做的一侧乳房切除术。我记得当时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都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好像这种巧合很令人愉快似的。
然后我们开始迅速地交换信息。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乳房有问题的？”
“你是怎么发现肿块的？”
“你的孩子怎么看待你的病？你跟他们怎么说的？”
“你丈夫有什么反应？”
“医生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虽然我们刚刚认识，但因为这种共同的可怕经历，我们的心已经永远连在一起。我们相互倾诉不能说给家人的那种恐惧感、害怕问医生的问题和那些我们甚至在我们脑子里都没能想清楚的问题。我们探讨即将面临的新生活。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乳腺癌都已经是晚期的时候，我们表示了愤怒和吃惊，因为让我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医生对这种较为普遍的疾病知道得那么少？我们还对自己感到生气，因为我们没能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上医院诊断，而是听从了医生的误诊。谢里尔第一次发现自己乳房里有肿块时刚刚34岁，她赶紧预约了医生。但医生安慰她说，她还太年轻，不会得乳腺癌的，因此不必有任何担心。我也一样， 我在发现自己乳房上的肿块后也去看了医生，但他说那是良性的纤维囊肿，不用担心，这一下就耽误了两年。我感到肿块每天都在增大。它在我并不大的乳房里已经长得像个小苹果。但像谢里尔一样，在我的身体已经提出严重警告的时候，我仍然没有上心，而是盲目地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在我们出院后，我和谢里尔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化疗和放疗、同孩子谈这个问题、讨论剩下一个乳房后及头发大量脱落是否影响性生活。我们甚至谈到死亡。最后我们决定出版一本小册子，将我们的经历告诉所有女性，让她们了解必须向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将给这些女性一些建议，以免她们重蹈我和谢里尔的覆辙。我们成为防止乳腺癌的宣传员和活动家。我们向对方保证，如果有一个人先走，另外一个人也要将这项工作坚持下去。
我和特里谢开始接受长期的院外治疗，我们每周都要长谈一次，继续编辑我们的《女性，我需要知道》的小册子，内容包括乳腺癌的知识、女性必须了解的症状及向医生提的问题。我们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发放小册子，为想了解乳腺癌的人们讲课。
但这项计划很快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实施了。谢里尔不得不跟新的敌人——癌症复发——作战，她知道自己已来日无多，她在被诊断出乳腺癌后仅活了20个月就去世了。她的去世让我更加坚定地实施我们的计划，因为我还代表着她。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她只能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说：“洛莉，永远不要停止讲我们的故事。”请放心，我永远不会停止！
作者：洛莉·钱皮恩
（Lolly Champion）
她致力于为妇女健康立法，在自己患乳腺癌后，她作为当代评论家积极参与“防乳腺癌研究计划组”的工作，同时还是其他一些类似机构的成员。她的使命是鼓励妇女战胜乳腺癌。她最大的乐趣是教课：讲解乳腺癌之谜及如何自信地对待这种疾病。她对商界人士、文职人员和社区业主讲解及早发现乳腺癌的好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