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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李繁的年轻人帮助抄写一遍，以便第二天一早就上呈唐德宗。谁料想李繁这个小子的记性特别好，在抄写过程中，竟将全文默记在心。他一离开阳城家，就直奔裴延龄那里，把奏疏全文原原本本地默写下来，交给裴延龄。第二天早朝，裴延龄抢在阳城前面见到唐德宗，说：“阳城要诬告我。不仅如此，他还故意在朝臣中公开传播奏疏的内容，以博取正直的名声。”然后他又针对阳城奏疏中所写的内容一一进行辩解，说阳城写的全是不实之辞。不一会儿，阳城的奏疏送了进来，内容与裴延龄刚才说的果然一模一样，唐德宗于是认为都不真实。唐德宗哪里知道，自己是被裴延龄愚弄欺骗了！不久，阳城即由此获罪，改任国子司业，后又出为道州刺史。不过唐德宗最终还是顾及了舆论的压力，没有让裴延龄当宰相。
如果说，曹锡宝反贪不成，是因为轻信了吴省钦这样的老乡和朋友，那么，阳城检举揭发裴延龄失败，则是他在知恩图报的心理驱使下，爱屋及乌，没有看穿李繁这个小子的本质。原来，李繁就是李泌的儿子，而李泌对阳城是有大恩情的，正因为有这层关系，阳城才一直喜爱李繁这个年轻人，把他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当时，阳城是个年逾花甲之人，身边又有李繁这样一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奏疏写好后，请他帮忙誊抄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哪知这家伙是个缺德之人，一转身就把阳城给出卖了。
在唐朝，李泌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位至宰相，封为邺侯。他博学多谋，善于直谏，谨慎自爱，刚正不阿，称得上是高风亮节的贤相。谁知虎父生犬子，儿子李繁却堕落为奸臣裴延龄的一个死党，既玷污了父亲的英名，又给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
其实，在当时，人们都知道李繁是个有才无德的小人，只是阳城为情义所误，没有发现这一点，他想必会悔恨终生的。
号为“家贼”
公弼以王安石变法，数劝其务安静，安石不悦。公弼具疏将论之，从孙嘉问窃其稿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吕氏号嘉问为“家贼”。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在窃取公文告密方面，宋朝还真的出了一个“家贼”，他叫吕嘉问。
吕嘉问，字望之，北宋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以恩荫补官。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显赫的地位。吕龟图在宋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来提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吕蒙正历仕真宗、仁宗两朝，三次出任宰相。吕蒙亨官至大理寺丞。吕夷简是宋仁宗朝宰相。吕嘉问的祖父辈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吕公孺等人，都是朝中要臣。《宋史·吕夷简传》因此说：“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吕嘉问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很重要影响的仕宦世家。
熙宁初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同时起用了一批有实际才干的新人参与和协助变法，吕嘉问即为其中之一。吕嘉问开头为三司条例司的属官，不久被任命为权户部判官，主管诸司库务，工作很有成效。市易法颁布后，在开封设“市易务”，吕嘉问提举市易务，具体负责市易法的推行。因此，吕嘉问在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变法派的一员得力干将。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吕嘉问的几位爷爷，也就是吕公弼、吕公著等人，却是新法的坚决反对者。他们与朝廷其他多数老臣一样，竭力反对变法。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2〕。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任御史中丞的吕公著即上疏表示反对。他指出：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还说：“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恼怒他的话说得过分刻薄，因而十分生气。宋神宗要任用变法派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也反对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3〕宋神宗将此话说给王安石听，王安石更加愤怒，于是将吕公著排挤出朝，贬为颍州知州、提举崇福宫。
比起吕公著来，吕公弼反对变法的态度虽然也很坚决，但言辞要委婉得多。他多次劝告王安石，在工作中务必做到安稳平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和大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当时王安石正以铁腕手段推行变法，听了吕公弼这类不软不硬、不重不轻的所谓意见，自然老大不高兴。而吕公弼也很不愉快，于是写成奏疏，称要全面评论变法之事。吕公弼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奏疏写好后，并没有急于上呈宋神宗，而是放在家里再斟酌考虑一下。哪知道他兄弟的孙子也就是他的堂孙吕嘉问看到这份文稿后，竟然偷偷地把它带给了王安石。王安石赶忙向宋神宗汇报此事。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熙宁三年（1070年）七月初。当时，宋神宗正高度信任王安石，全力支持他实行变法。为了保证新法得以推行，望治心切的宋神宗贬退了一大批反对新法的朝廷重臣，排除他们对王安石的干扰，让王安石能够放手工作。因此，宋神宗一听说吕公弼要上疏反对变法，便十分恼怒，当即把吕公弼调出朝廷，让他到太原去担任知府。吕家人知道是吕嘉问告密后，就把他称为“家贼”，并将其排除在家族之外。〔4〕
吕嘉问窃取文稿告密这一历史趣事，史家历来颇有不同看法。有的说他是无耻小人，与吴省钦、李繁是一丘之貉。但也有人说吕嘉问的行为与吴省钦、李繁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吴省钦、李繁是利用了别人对自己的信任而告密，是出卖朋友，因而十分卑鄙无耻；而吕嘉问只是把堂祖父的文稿偷出去交给王安石，因而不存在信用丧失问题。吴省钦、李繁告密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目的，是卖身投靠之举；而吕嘉问告密虽然也是为了讨好王安石，但毕竟含有政见不同的因素，其行为不仅能够理解，而且值得肯定和欣赏。但不管有多少所谓合理的解释，告密总是一种不光明正大且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它既是一种扭曲人格和出卖灵魂的表现，也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如果任其风行，搞到这种“亲朋挚友亦须防”的地步，其结果必然是正人君子侧目，无耻小人扬眉，人人自危，世无宁日，那实在是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注释：
〔1〕《清史稿·曹锡宝传》。
〔2〕《宋史·范纯仁传》。
〔3〕《宋史·吕公著传》。
〔4〕《宋史·吕嘉问传》。
关于锤子剪刀布
——答戴问天先生
？ 林子明
戴问天先生《二战岂儿戏，焉能乱弹琴》一文对拙作《二战锤子剪刀布》提出了许多批评。对于戴先生的某些论点笔者表示接受并在此致谢。另外也顺便对《二战锤子剪刀布》中的一些观点作一些解释。
所谓“锤子剪刀布”，是指一种A克B、B克C、C又克A的现象。不宜把“克”理解为贬义词，“克”只不过指军力（或军事优势）暂时受到了抑制。当笔者提到“德军克苏军”或“日军克美军”时，正是一种痛心和恨铁不成钢的态度。
二战中是否存在锤子剪刀布现象？某甲认为有，允许他提出探索；某乙认为没有，他可以撰文反驳，完全不必像戴问天先生那样，非要把问题扯到“对二战几千万人流血牺牲”的“乱弹琴”。笔者确实在《二战锤子剪刀布》中说了“这也许属乱弹琴”的话，但那是对自己的一个设想的评语。笔者文中举了大量例子，认为从军事学上看，存在“德军克苏军，苏军克日军，日军克美军，美军克德军”的现象；并进而提出一个设想，假如美国有远见，提早介入二战抗击德军，腾出苏军与日军交战，二战胜利将来得快得多，世界各国人民的牺牲要小得多，包括美、苏两国自己的损失也小得多。笔者当然清楚这种设想属于外行研究，军事院校去研究这种课题也许还有点意义；即使二战前夕美、苏两国领导人“有远见”，出于自利的目的它们怎么会实行这一策略？（战时经济转型需要时间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才称这种设想“也许属乱弹琴”。此“乱弹琴”怎么会扯到对二战这场正义战争的态度问题“乱弹琴”了？戴先生的思路难道几十年都没有进步？打个比方，假定某军事院校出一道作业题让学员研究：“你认为二战同盟国采取何种决策能使二战进程缩短？”一个学员答道：“美国提前介入二战与德国交战，腾出苏联与日本交战，二战的进程可大大缩短。”假如这个学员在答案的最后自谦两句“这种设想不一定能成立，也可能属乱弹琴。”不知戴先生得悉这个情况后，会不会十分严肃地要求院方查处这个学员？按戴先生的思路：“当然，怎么‘弹琴’是贵校学员的自由，不过对于二战那样几千万人流血牺牲的亘古悲剧，我以为还是不‘乱弹琴’为好”，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戴先生认为不存在“德军克苏军”现象，认为“德军克苏军”是突然袭击一方“在战争初期获得暂时性的胜利，可以说是战争的普遍规律”。这个说法“恐怕就太缺乏战争常识了”。苏联著名军事专家、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沃尔科戈诺夫的观点与戴先生不同，他说：“战争爆发时苏军的质量明显低于德国武装部队。”
戴先生认为不存在“美军克德军”现象，认为德军与美军交战而溃败是因为德军西线部队“只是二流部队”以及“老的老，少的少”、“许多竟是伤残者”、有一个师“竟然是由患胃病的人组成的”等等。这个说法又与军事专家的观点差距很大。笔者曾引用过中国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一段话。戴先生或许没看到，或许看到了不太理解，本人愿意在这里再引一遍：“其实在二战中，德军对美军毫无佩服可言。因为美军战术非常简单，就是一线平推，火力准备，火力覆盖，把对方完全摧毁，然后军队占领，很少有被称为‘作战艺术’的精彩军事行动。但它也正是凭借这一点打败了作战艺术高超的德国人。”
如果德军西线部队“只是二流部队”、“老的老，少的少”、“许多竟是伤残者”，那么诺曼底登陆盟军就无须动员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海陆空力量了。诺曼底战役盟军参战的总兵力达二百八十八万人，其中陆军为一百五十三万人，空军飞机一万三千七百余架，海军各型舰艇九千余艘，出动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是为了打击缺手断脚患胃病装假肢眼睛半失明的伤残者吗？盟军司令部莫非由一群智障者统治着？戴先生自己也承认，在阿登战役中途，为了支援受到苏军“奥得河战役”打击的东线德军，还从西线调去了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西线竟有比东线更精锐的部队存在，戴先生听起来是不是“也许有一点像是说笑话”？
戴先生称“西线德军还保存着拥有数千辆坦克、数千架飞机，数万门火炮的两百多万人的成建制部队”，“都没有从梦境开到现实世界的西线战场上来”。笔者很愿意与戴先生讨论这些部队究竟是存在梦境中还是存在于现实中。
英国亨利·莫尔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一书如此记载，诺曼底登陆前夕，“德军已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境内集结了四十一师，另有十八个师驻守卢瓦尔河南岸……此外，德军在南欧还驻有五十六个师，在斯堪的纳维亚还有十八个师警戒待命。这样，德军投入战斗的全部兵力中有一百三十三个师与盟军相对峙，有一百六十五个师与俄国交战”〔1〕。按德军的战时编制，一个师为一万零四百至一万零六百人，一百三十三个师的总人数大约为两百万人。这两百万尚不包括驻守德国本土的部队。
当然戴先生可以这么说：“在东线交战的德军都是满员的，驻守西线的德军都是不满员的。”笔者很愿意相信戴先生的这个说法，不过必须有资料为证，而且指出出处。戴先生在《二战岂儿戏，焉能乱弹琴》一文中许多分析都相当雄辩，遗憾的是所引资料都没有出处，尤其是多次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