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芊鸷Ｈ占侵锌芍哂胨泄礁鲂∈钡拿芴浮�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汪精卫对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条件而定”，公开表明自己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分歧。进而武汉失守，汪夫人陈璧君竟又指使艺文会香港分会代表汪精卫与日方作“和平谈判”接触，与日方签下导致后来汪精卫脱离重庆的若干文件。其主要谈判人就是高宗武、梅思平，具体负责人则是周佛海。陶希圣之三子陶恒生先生在其专著《“高陶事件”始末》中对此慨叹不已：由蒋介石面命组成，从事对日抗战宣传的“艺文研究会”，其香港分会及下属机构，“到这时竟成了汪精卫对日和谈的联络管道”。对此，蒋介石佯装不知，还是真被蒙在鼓里？
应当说，1938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蒋介石是知道的。
尽管蒋曾一度改口让王宠惠通知高不要去了，但后来在周佛海的担保之下，高还是去了。蒋对高确实是有点不放心，因为他毕竟太年轻，与日本人又如此过从甚密，若稍有差池，则必误国家之大事。高则这样回忆说：“战争爆发后，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汉口。跟日本人的谈判结束后，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连串的‘事件’最后变成了战争的大事件。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们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不久后带回来一手情报。”实际上，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蒋的这一顾虑并非没有道理。据《今井武夫回忆录》披露：“高宗武违背了蒋的真实意图，到了香港，一再同西、伊滕〔20〕等举行会谈。在这期间，他注意到这和他过去的想法有了重大分歧。也就是说，他了解到中国方面首脑部门的真意是坚决希望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实现和平……而日本方面，由于已有近卫声明摆在前面，作为善后之计，则希望以其他要人暂时代替蒋介石。如果可能的话，由汪兆铭来收拾局面。高宗武发现他本人已随着日华和平的推动而陷入了困境……”〔21〕高的这种困境与焦虑，不独在蒋、汪二人之间进退失据，且更以其“低调”而自矜，失去了对时局的判断，一头便栽进了逆大潮而蠢蠢欲动的荆棘之中了。这一年6月，高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去了东京。以他自己的说法，此行是为了搜集日方意向的情报，实则与日军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在密谈中，高无意中给日方实力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信号，即汪精卫等人所谓“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国民政府将设法从政府之外来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今井武夫当时在场，他回忆说：“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两国之间事变的方案似乎已经断念了。他态度一变，不再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专门热心地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22〕不管今井武夫所说是否真实可信，高此次东京之行，确实对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个月之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启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23〕。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无非就是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那些人。实际上，在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日本人妄想让蒋介石下台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这并不是说蒋这个人有多么大的能耐，而是战争中的政府在其内忧外患之时，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服众的领军人物，此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手腕高明、隐忍多谋的蒋介石。更何况，日本军方中的强硬派从未有过一丝真正的和平之意。而于此时，高宗武已意识到闯下了滔天大祸，从东京回到香港后，未敢去汉口，而是让手下的人（周隆庠）将三份材料送交了周佛海，并附一信给蒋介石〔24〕。他在信中对蒋这样说，所呈送的三个材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其内心之惶恐溢于言表。周佛海深感此事重大，将材料立即交给了汪精卫。汪大惊，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25〕而蒋也大怒，称“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26〕随即停止了高在香港的活动经费。蒋的这一态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仅咯血，导致结核病复发，而且沉寂了好几个月，连日本人也找不着他。从此，高宗武也再没有见到过蒋介石了。
三
自卢沟桥事件以来，高宗武一直以为了解蒋的真实意图，自己是在受命寻找“对日折冲”途径，并从不认为“试探和平”是对蒋的一种背叛。而蒋呢，之所以对高前往香港以默许，其实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而为之。“这种默许的手法，是委员长日后处理高负责的和平运动时所反复使用的手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无论哪个聪明的年轻外交官使用什么外交妙计奏了效，委员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功劳据为己有。要是失败了呢，他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把责任推卸掉。”〔27〕而且在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说高所搜集并且寄回给周（指周佛海）的情报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里，而是继续转到委员长那里去了。……蒋肯定知道高此番远行决不单是搜集情报而已。不过蒋觉得高最终还是忠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高也许能找到有影响的、愿意就蒋所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人。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蒋就能加以利用”〔28〕。
然而，此时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即意味着高之前的所有努力已完全落空。对蒋来说，高的这一条暗道似已不能再走，及时停掉他在香港的活动经费，就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明示。高或许并未完全意识到，或许已得到周佛海的暗中支持（周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拨三千元给高宗武，作为替汪工作的活动经费）。所以，病情稍有好转，高仍居心行事，甚至不惜肝脑涂地，或如唐德刚所说，自觉众睡独醒，实为愚不可及。“他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要使日本方面改变主张是困难的，而在同时，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在不得已时，即使背叛蒋介石的意向，也要挺身而出，从事日华之间的和平工作……”〔29〕正是由于在未能得到蒋的谅解，并有了疏远的迹象，高宗武于失望中孤注一掷，不得不与汪精卫等人走得更近了。这又正是汪本人和日本“不扩大派”所愿意看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称高“好像既不代表蒋，也不代表汪，可是日本人都愿意跟他谈……”〔30〕这大概也是高宗武头脑一时发热、自以为可促成“和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鉴于蒋对高的态度，周佛海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让梅思平接替了高宗武的某些工作。但高在香港的活动实际上并未停止，不过是由高介绍日本同盟社中南总分局长松本重冶和梅思平继续谈判，使得梅和汪的关系更为密切。另有种种迹象表明，汪此时意欲脱离重庆政府，单干之念头日甚一日。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汪发表“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谈话。而南洋华侨筹赈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即致电汪精卫，劝其勿与日本妥协。汪复电：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同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到达重庆与汪见面，携有日本希望汪氏脱离重庆、另组政府、和平谈判的条款。经过多日的商讨，到11月2日梅离开重庆时，汪已作出了最后的决定。11月20日，汪指示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桢昭等秘密会谈，签订了几项协议。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一周后，梅又返回重庆，向汪报告一切。此时汪决定出走，预定先到昆明，后转河内或香港。高回忆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汪精卫还在重庆试图作出出走安南（即越南）的决定。他发电报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我曾经帮助他和近卫公爵沟通，我仅仅回答：‘我不建议你这么做。’”12月5日，周佛海按计划逃离重庆，他在日记中坦承：“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不顾一切离开重庆前赴昆明，他梦想能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军事上的支持。次日，汪与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一同搭机前往河内。12月29日，发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31〕，即汪精卫签署的那份《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其中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而此“艳电”立即遭至海内外同胞交相挞伐，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高承认：“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至此，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总裁蒋介石在政治上正式决裂，两人分道扬镳。对此，蒋介石内心震惊不已，在日记中叹道：“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类寡廉鲜耻之徒，无任何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
汪精卫等人所谓的“和平运动”从一开始注定就要失败，并非是在今天已看到这一结果。日本人推行的所谓“大陆政策”，即为了保护日本就必须消灭或征服幅员辽阔却又孱弱的中国，这一荒诞不经、丧失理性、野心勃勃的念头，最终一步一步地把日本拖进了战争的泥淖。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导致日本走向败降，以及中国进入复兴的分水岭。因为那时，关东军拼命在东北滋事“成功”，挑起日本军阀的野心；中国人也因此而觉醒，促使各种力量开始整合，最终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走上了对抗日本强权侵略的道路。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汪也开始意识到由于美国人的参战，对自己与日本人来说都是一种不祥之兆。日本此即若被打败，将彻底证明自己的“和平运动”不仅逆全民族抗日大势而动，甚至是可悲和无耻的，无以见谅于全体国人，就像当年他指责“满洲国”的溥仪是民族“汉奸”一样，其下场可想而知。或许汪的想法与后来的法国傀儡元首皮埃尔·赖伐尔的说法有其相似之处：“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32〕赖伐尔果然是以叛国罪被绞死的。赖伐尔以亲德而卖国，汪精卫以亲日而求利。其实，汪的内心始终惶惶不可终日，他因此告诫自己的儿子：“你一定要有应付这个日子到来的勇气。”〔33〕实际上，即使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汪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这一点，连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汪自首都南京陷落前，就在焦急忧虑如何对和平有所作为，但当时彻底抗战之声正震荡全国，抗战的火焰正在升腾，同时也是汪自身的实权非常微弱的时候……”〔34〕“七七事变”后，中国决定对日抗战，其胜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氏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有赶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不料中国（蒋介石一派）苦撑抗日的能力，终于赢得西方各国的信任，他们渐感中国足以做自己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才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因此，汪精卫等人对形势估计是一错再错，最终成了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另外，汪大抵是那种易于感情冲动、意气用事之人，其一贯表现为立场不坚定，言论变化无常，在政治上一遇挫折，不是南下隐居，就是远走欧洲。“从1911年至1936年二十多年间，他出走法国竟达六次之多，如此意志薄弱、反复不定、遇困即逃、闻利乃回的作风，如何能成大事？”〔35〕汪的老婆陈璧君倒是说一不二的人。汪早年致力于革命时，这个女人陪着他左右突围，襄助建功立业，功不可没。而从一些史料看，汪精卫之出走，与陈璧君在一旁捣鼓也有关系，她大概也知汪、蒋二人此时势不两立，非走不可了。陶希圣就说过：“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36〕高宗武未必不知汪的性格，可当他发现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