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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1976）档案时，意外发现一部“高宗武手稿”。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后为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唐德刚为此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而陶先生当年写“高陶事件”，不知尚有高的回忆录存世，在印证其父陶希圣的某些回忆时，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即“孤证不立”），想来不免引为憾事。于是，陶先生立即与郭女士取得联系，并于７月上旬偕好友、前《中国时报》驻美记者刘永宁驱车前往斯坦福大学校园，在郭女士热心帮助下复印了全稿。其文稿每页右侧固定有几行字，大意为：本文件为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有，未经本所明确授权，不得私自散布或出版。据了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Salisbury为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1941～1944），与高宗武是朋友。这是Salisbury替高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第二匣），而且档案中还有若干封高的英文信件、Salisbury日记、书信与文件（第一、三、四匣）。从现场分析，当时Salisbury与高正在设法出版这本回忆录。事实上，此回忆录并未见出版。据陶先生分析，这本回忆录本想透过长期以来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由于此间远东及太平洋战场局势开始出现逆转，日本人强弓末弩，德国战败亦已成定局，大战胜利在望，故未能引起美国出版界的足够重视。次年二战结束，对美国人来说，时过境迁，出版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这个副本一直存放在Salisbury家中，直至1976年他去世，连同其本人的资料和遗物，被存入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内，从此未见天日。陶先生得此最为兴奋，大呼“如获至宝”。因为其父陶希圣在1967年上半年有过一次东南亚、欧洲、美洲及日本之旅，全程三个月，其间与高宗武在华盛顿重逢。此为二人1940年香港分手，二十七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在敦巴顿橡树园樱花纷然、宁静的一个下午，当年“高陶事件”中两个主角，相倚径边的排椅上长谈许久。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业已同意陶先生复印、使用这一史料，并初步同意在中国大陆出版。陶先生正在翻译其中的某些章节，并将译好的“前言”给我传来，可见六十多年前高宗武写此书的真实意图：
1940年我离开香港前来美国时，友人们建议我利用时间写一本关于日本状况和日本领导人性格的书。他们坚信我和日本各阶层人物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具有做这件工作的最佳条件。长期关注远东的局势的美国人，也一定会欢迎这样一本书。
来美后不久，美日战争爆发。许多美国朋友和此间的中国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说：“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经验与众不同，日本既然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你应该把你所知的，提供给我们。”
我服务于中国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确是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夕。此前，中国一直依赖国联（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为防止国际战祸的国际组织，陶注）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件。不过，从1932年到七七事变，中日双方都有直接交涉。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职位（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注），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频繁地与日本人接触。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官员与敌方中止来往。但是，直到1940年汪精卫成为日本占领区傀儡之前，我和他的关系使我和日本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接触。因此，我熟知敌国国内的状况。
我的痛苦的日本经验基于：一、我身为中国外交部官员，二、我又是汪精卫投日之前的同僚，加上书中将述及的其他因素，使我深信我的资讯和观点，对于战胜日本，以及防止该国再次走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价值。
……
1944年8月31日
于康涅狄格州克令沃镇
罗伦斯·萨斯伯里的农庄
从上述前言看，高宗武对日本人并无好感，书名《深入虎穴》似堪玩味。
这本回忆录最终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解释。惟一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生前为何从不声张？自1940年离开香港，高宗武在二十七年后去过一次台湾。见到昔日老上司张群，两人倾心交谈。张并让其媳杜芬陪同游览台北名胜，可见二人之旧谊。可事实是：此时蒋介石仍活着，倘若当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便逆名不彰，以蒋的为人与处事，高也是无法登陆台北的。而张群也不至于如此款待周详。高甚至拟请面见蒋介石，尽管未果（高本人解释为：蒋不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似又有何胆提出这样的要求？胡适说，不疑处有疑。金雄白当年之推测未必一点道理没有，即高宗武确有充当重庆方面“秘密角色”的可能。不过，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高、陶二人虽然中途醒悟，乘桴过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约，但终究是不谨细行，大节有亏，好在“汉奸”这个罪名可免去了。高宗武自1934年初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及至1940年远走异国他乡，前后近七年时间。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段心力交瘁、无所适从、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当然，不能说高宗武倘若不从政，只当他的大学教授，其一生就不会这样跌宕起伏，甚至隐晦不堪。高当年的选择，从理智上讲，为“应时而出”，实与国势阽危、救亡图存这一背景有关。但他的问题则在于：年轻气盛，自许过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以致焦头烂额，终为瞬息万变的时局所淘汰，或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亦未可知。诚如高宗武后来在美国对张君劢、曾琦两人所说，他“对蒋已失去价值”，又更说过“政治是危险的”这样的话，从此心灰意冷，自匿其迹，“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同辈们是这样评价他的：“三十年代中国赫赫有名的日本通高宗武，虽然不在高位，却肩负国家对日外交重任，当道倚为股肱左右之臣，春风得意之时不过而立之年。数年之间，便销声匿迹，隐于异邦，依商为生，默然而逝，令人惋惜。”〔50〕揆之事实，大致如此：陶希圣可回重庆，高则不允返回，不得已远走美国。这时战争尚未结束，从政生涯却提前画上了句号。高宗武患有慢性肺结核病，一生好几次长期住院。身体痼疾可治，心灵阴影难消。从政七年如咯血，这一遭人非议的政治病史，或许困扰其余生，让他常常透不过气来……
注释：
〔1〕〔2〕〔3〕〔4〕〔27〕〔28〕〔46〕（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35、235、235、236、237、239、237页。
〔5〕〔7〕〔8〕陈香梅笔记：《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4、33、49页。
〔6〕〔13〕〔43〕〔50〕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第70、70、71、66页。
〔9〕〔17〕〔35〕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三（唐德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5、150页。
〔10〕〔14〕〔15〕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71、170、170页。
〔11〕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533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６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0页。
〔16〕〔40〕〔45〕金伯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５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5年版，第8、112、109页。按：金雄白系上海报人，后为汪伪集团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梅思平为主任委员。
〔18〕《董道宁呈报赴日详情》（1938年4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7卷。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589页。
〔19〕唐德刚在美国访问过高宗武。高对他说，当年蒋对他说这句话十分精明，如果高干了什么（使中日关系）转向正常的事情，他将给予充分的信任，否则，那将由高自己负责。参见唐德刚英文论文《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诱和：第一阶段——高宗武的叙述》，刊于1996年台北出版的《第三届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集》，第639～680页。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589页。
〔20〕即日本“满铁”驻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特派员伊滕芳男，均为特工人员。
〔21〕〔22〕〔26〕〔29〕〔34〕〔41〕〔44〕《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77、79、79、77、82、91、285页。
〔23〕日本外务省档案S491。转引自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
〔24〕此信全文是：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25〕〔36〕〔49〕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66、169、121页。
〔30〕哈佛学者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第80页。转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94页。
〔31〕中文电报为节省字数，以诗韵的去声代表日期，“艳”代表29日。
〔32〕参见赖特的《现代法国：1960年到现在》，第518页。转引自《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第498页。
〔33〕金伯雄：《共存之实质》，第289页。转引自《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第483页。
〔37〕王克敏（1873～1945），一度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12月与汤尔和、王揖唐等在北平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任新民会会长。1945年，以汉奸罪被逮捕，同年12月25日畏罪服毒自杀，死于北京炮局监狱中。梁鸿志（1882～1946），光绪举人。1938年，在日本人操纵下，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维新政府”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抗战结束后，被国民政府逮捕法办，1946年在上海被处决。
〔38〕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九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6页。
〔39〕（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42〕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页。
〔47〕《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陈布雷致胡适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第2辑。
〔48〕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一（章开沅），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哈哈镜中的重重魅影
——对部分日本动漫的一种文化考察
？ 徐 渭
从一度以夸张变形名世的动漫来管窥一种文化，好像不太名正言顺，可日本素有“动漫王国”之称。“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前期公布的数据，2003年，销往美国的日本动漫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四十三点五九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收入的四倍。广义的动漫产业实际上已占日本GDP十多个百分点，已经成为超过汽车工业的赚钱产业……拥有四百三十多家动漫制作公司，培养了一批国际顶尖级的漫画大师和动漫导演，还有大量兢兢业业工作在第一线的动画绘制者。……据日本《朝日新闻》2005年4月10日报道，日本外务省已决定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二十四亿日元‘文化无偿援助’资金，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漫片播放版权，无偿地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台播放。日本外务省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向海外推广日本的动漫文化，还可以扩大日本动漫片在外国青少年之间的影响，培养更多的知日派，一举多得。”〔1〕如此成熟的文化工业，如此成就卓著、影响深远而且官方大力扶持的文化产业，要说没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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