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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封皇八子允禩为和硕廉亲王、皇十三子允祥为和硕怡亲王、皇十二子允祹为多罗履郡王，废太子之子弘皙为多罗理郡王。
这是什么意思？允禩福晋沉着脸道：“恐今日封王，明日不能保首领耳。”允禩口中道：“你懂得什么？”心中却打了个冷战。他本能地认定这是一个陷阱，一个阴谋，一场自己躲不过去的劫难，但却束手无策。
他败得太惨，在疯狂的争位活动中，他曾距储位只有一步之遥，却因操之过急，痛失良机；他转向允禵，以为允禵继位大局已定、确信无疑，却没想到皇位被别人占据了，“机会已失，悔恨无及”。他的聪明、才干、周密的计划、整套的班子、众多的支持者全部付之东流。败了，就是别人砧上的肉，只得任人砍、任人剁。如若胜的是他，败的是雍正，他也会这样做。
雍正做了什么？封任允禩等一定就是一个陷阱、一个阴谋、一场躲不过去的劫难吗？并不一定。雍正需要支援，特别是自己手足的支援。然而人们总是喜欢从坏处忖度别人，积怨、嫉恨、偏见，使允禩集团不可能支援雍正。以恨为导引，无论什么路，都一定会通向陷阱、阴谋和躲不过去的劫难。
心口的伤疤（3）
雍正不一定要将过去的敌人赶尽杀绝，却一定不放过现在的敌人。允禩集团成了政治谣言的集散地，成了与新皇帝离心离德的朋党的核心，雍正不能不采取行动。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雍正发出了警告，将允禩集团的主要人物、允禟生母宜妃的太监张起用、允禟太监何玉柱等十二人发往边外，籍没家产，谕曰：“彼等皆属极恶，且极富。如其不肯远去，即令自尽，护送人员报明所在地方官验看烧毁，仍将骸骨送至发遣之处。”
接着，以大将军允禵到京，西宁不可无人驻扎之由，命允禟前往西宁军前。
允禟恼火至极，道：“我犯了什么罪，斥我万里之外？”
雍正诧异道：“允禵犯了什么罪，皇父斥他万里之外？”
允禟道：“居丧不及百日，至少也要等皇父下葬了再说！”
雍正凝视他，缓言道：“你是不是没听说过抗旨不遵的罪名？”
允禟脸色嘴唇一齐发白，甩袖上道。
事情都有多种层面，雍正派允禟到西线军前，未必没有一箭三雕的考虑：一、拆散允禩集团的核心，削弱其势力；二、任用允禟，给他效力建功的机会，显示新皇帝的宽仁之心；三、打击允禟的嚣张气焰。然而允禟只看到了：这是发配，这是报复！
扬眉吐气无望，平安度日无望，甚至返京无望。允禟索性破罐子破摔、放荡不羁。当地人称他为“九王”，他的儿子将他的话称为“旨意”，他欣然而受，仰天狂笑。允禟的优势是有钱，活动能量大。他一向对争储位跃跃欲试，但又自认头脑简单、顽愚斗狠，只是辅臣的角色。于是先是支援允禩，后又跟随允禩支援允禵。现在他懊悔透顶，跑了的鱼最大，“如果不是允禩、允禵而是我，何以会落到这种田地！”他自创了一种类似西洋字母的密码，与亲信密通消息。他经常流连于老相识西洋传教士穆经远处，并命自己的心腹领洗入教，捐资建教堂。他不能忘记，皇父在世时，穆经远曾到处游说：“允禟相貌大有福气，将来必定要做皇太子，皇上看他也很重。”他愿意沉溺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重温旧梦。允禟的所作所为必然受到地方官的奏报，必然受到朝臣的参劾，结果是恶性循环，他的确是在发配中度日。
雍正手诏切责允禟，历数允禟种种行为，问允禟有何话要说，允禟发狠道：“上责我皆是，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行将出家离世！”出家，即断兄弟之谊；离世，即无君臣之义。
雍正元年二月十日，雍正再次发出了警告：
朕即位以来，施政受阻。外间匪类捏造谣言，妄生议论；朝内佞臣朋比为奸，结党营私，蛊惑人心，扰乱国是。
朕发遣一人，即谓朕报复旧怨；擢用一人，又谓朕恩出于私。
允礻唐奉命往西宁，怠慢不肯启程，屡次推逶，耽延时日，却有人庇护，代为支吾巧饰，将朕所交之事，颠倒错谬，以至诸事掣肘。惩治一二奸恶太监，又谓朕凌逼弟辈，扬言无忌，悖乱极矣！
朕即位以来，对诸弟兄及大臣等一些过犯无不宽宥，但众人并不知感。百日之内，扰乱朕心者百端！
尔等谓朕宽仁，不嗜杀人，所以任意侮慢朕么？是否希图逼朕开启杀人之端呢？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允禩集团拒绝合作，不仅玩忽职守，索取民财，而且重利贿买，内外交结，继续散布谣言，扰乱国家，竟刊刻散发传单“报房小抄”，说雍正日日饮酒，日中即醉。
人心汹惧、政局动荡。有一个叫蔡怀玺的人，向允禵院中投书，上写“二七（意为“十四”）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有一个叫令狐士义的山西人投书允禟，称：“愿辅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欲纠合山陕兵民以救恩主。”有一个叫郭允进的人作书投入塞楞额轿中，因雍正属马，书中指马“造出异言詈骂”，又云“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并说雍正即位以来天灾饥荒不断。还有人“各处黏贴谣言，内云灾祸下降，八月内有八千猛虎进京，不信者即染瘟疫吐血而死”，等等。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雍正命将允禩等交诸王大臣廷讯。
允禩等自以为绝无生理，豁出一切，作困兽之斗，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对于所指控的种种罪行，断然否认。允禩口含小刀，发狠指天设誓道：“若有虚言，一家不得善终！”
雍正即位之初，曾严令将圣祖御批奏折全数交出，不得隐匿，允禩自称均已烧毁，也曾如此设誓。当时雍正即指出：“一家”二字轻言不得，所指者广，朕也包括在内。此时允禩仍如此设誓，雍正大怒，厉声道：“重设前誓，明系咒诅！”他转向诸王大臣，正言道：“昔允禩奸险不法，圣祖明谕‘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今允禩既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如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当即祭告奉先殿，“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诏将允禩、允禟、苏努、吴尔占等，革去代表皇族身份的黄带子，削除宗籍。
二月，允禩及允禩诸同党被除爵，监禁高墙。
三月，敕令允禩、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有说在满文中是“狗”、“猪”之意）。
五月，派兵提解允禵来京，禁锢在景山寿皇殿附近。雍正发布长篇谕旨，历数允禩、允禟及党羽罪状，杀其党鄂伦岱及阿尔松阿，戮苏努、七十之尸，将一批允禩党人革爵、监禁。
六月，将允禩、允禟及党羽罪状颁示中外。
八月，允禟病故。九月，允禩病故。
夜雾忽然笼罩了紫禁城。
夜浓，雾淡。静静的紫禁城里环绕着森严的杀气和似隐似现的血腥。
允禩、允禟竟是“病故”？现存李绂密折中，说：“是。”
心口的伤疤（4）
官书记载，时雍正诏解允禟回京治罪。都统楚宗、侍卫胡什礼等用三条锁链锁拿允禟，到保定，奉旨就地拘禁，允禟时患痢疾。胡什礼到京，说直隶总督李绂有言：“等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雍正闻之骇异，朱批斥责李绂，说断为不可，并命拣名医用心调治其病。李绂密折奏称并无胡什礼所说之言，详述了允禟遭拘禁、患病及庾死狱中的经过。雍正以楚宗、胡什礼先未请旨，擅用三条锁链将允禟锁拿，后又故意将所宽松，任其脱卸，系有意欺罔；而楚宗在令狐士义投书及西洋人穆经远从窗户出入与允禟密商等事件上，均为之隐瞒，不行奏闻等罪，将其分别发往阿尔泰等处军前效力。
允禟死后，雍正表示不忍，欲从宽曲宥允禩，上上下下征求意见。其时，允禩已患呕病，有旨令其“用心调养”。九月初五允禩病重，十日身亡。
看来无懈可击，只是忽略了一点，二人何以致病？
那李绂将允禟囚于小屋之内，“铁索在身，手足拘挛”，“屋小墙高，暑气酷烈”，几中暑晕死，用冷水喷渍才苏醒，允禩的处境想必也相差无几。臣下希旨，法外用刑。杀与病，并无区别。
然而，又有区别。区别在于，杀，是雍正要杀；病，是他二人自病。雍正既不杀，是不是他不想杀？不，他二人既病故，是不是正合雍正之意？不。
雍正在关于二人一篇长长的上谕中曾说：允禩在拘所十分狂傲嚣张，叫嚷他向来每餐只吃一碗饭，如今加吃两大碗，要杀就杀，断断不愿全尸以殁！允禟不但不改其悖逆之心，反而种种妄乱，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只欲激怒朕心，务令朕诛之而后已，以玷污朕名誉于万一，以泄其忿。
雍正可以杀很多人，却不想、也不能杀他的弟弟。这不是从亲情考虑，而是从他自己考虑。雍正确无必要杀他的弟弟，他们与死人又有什么两样？他们已不值得雍正去杀。
人言可畏（1）
雍正算得上是一代英主。
与其他英主相比，雍正好象格外看重自己的名节。他曾说，“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声名美善之理”，“我之名节，关乎千古”。
这话听来有些虚，也许，他希望拥有的，反倒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没有，不一定应该没有。雍正不但要找回应该属于他所有的，而且要得到不该属于他所有的。本来单单是前者就已经很难达到，加上后者，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甚至适得其反。
雍正患病的直接诱因，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闹剧——曾静、张熙投书案。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西安川陕总督府门前，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猛地闯过警戒，拦住川陕总督岳钟琪车驾，向其投书。
岳钟琪接过书信，刚扫了一眼封皮便吃了一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他撕开信封，抖出信纸，匆匆读了一遍，不觉大惊失色。原来是一封策反信。信的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论证清朝统治不合法；第二部分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好谄任佞十大罪状，继位不合法；第三部分说明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反清起义已势在必行；第四部分策动岳飞后人岳钟琪继承祖上抗金之志，利用执掌重兵、驻扎要地之机，树立反清旗帜，恢复汉人政权，为宋明复仇。
此事干系重大，岳钟琪一方面密报雍正，一方面升堂严加审讯。审讯中投书人只说自己名张倬，书是其师夏靓所写，其他坚不吐实。岳钟琪无可奈何，只得退堂。第二天，岳钟琪改变了态度，摒退左右，酒肉款待投书人。又口称自有难处，一则清人耳目甚多，二则真假难辨，不得不防，得罪之处，望先生海涵。二人边喝边谈。岳钟琪似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滔滔不绝，从祖上的英名，到亡国的耻辱，指天誓地，数黑道黄，说到慷慨激昂之处，涕泪交加。酒至半酣，二人击掌盟誓。二十九日，二人又焚香跪天，正式盟誓，约定共举反清义旗。
到这个时候，张倬可以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乡塾塾师曾静的学生。曾静，就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浙江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因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遂派学生张熙等人去浙江吕留良家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向他们求取了吕留良的很多诗文，带回湖南。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诗文，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使之击节赞赏。此时，雍正新立，民间流言四起，政局动荡。曾静等以为举事反清的时机已到，他们探明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于是修书策反，派张熙投书并附《生员应诏书》一份。曾静、张熙等踌躇满志，口出妄言，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动员了人马，“在我一呼可定”。张熙没有想到，什么跪天盟誓，什么约定共反，是岳钟琪为套他的口供，演给他看的一出戏。
那岳钟琪以汉人居高位，本已招惹了诸多嫉妒诽谤。他的出身——岳飞二十一世孙，更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岳飞之后”成了岳钟琪政敌攻击岳钟琪的重要依据。一时，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