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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那种单纯依靠“斗篷加匕首”的“007”式的神秘人物进行情报活动的方式，早已发生巨变。无线电、雷达、窃听器、计算机、测谎器、高空侦察机、侦察卫星以及其它科技成就，为情报活动开辟了新天地。
今天侦察卫星警惕地监视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卫星的最低飞行高度为120公里，如果用2400毫米超望远镜头拍摄照片，那么从军队的部署，到机场、铅厂、工厂、导弹发射场，凡是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历历在目。即使是夜间或云雾遮蔽，卫星仍可用红外线或雷达对地面进行侦察。而卫星在实战中的应用如何呢？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接连发射了18颗“宇宙”型卫星，其中9颗是近地侦察卫星。在以色列动员了大批预备役兵力，逐步挽回战局的情况下，苏联出面调停。16日，柯西金总理秘密飞抵开罗，与埃及萨达特总统进行了4天的会谈，劝其停火。据说柯西金手中的王牌就是“宇宙”拍摄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形势对埃及方面不利。而另一方，美国的“大鸟”侦察到伊斯梅利亚一带埃军防御薄弱。以军得知这一情报，19日潜入埃军防御纵深。
同样，无线电侦听也卓有成效。无线电技术侦察可以测定部队的位置、部署，甚至可以判断出飞行员的技术熟练程度。目前美国的侦听基地遍布全世界各地，而苏联也高度重视类似的侦察手段。
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如对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和1973年北越发起的春季攻势，美国事前就没有掌握情报。因为对方也在采取对抗措施，象无线电静默，用森林作隐蔽，使用假目标等。负责指挥1975 年 1 月西贡战役的北越总参谋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行动极为保密。为了迷惑卫星的侦察，汽车仍往返于河内我的住宅和总参谋部之间。傍晚则由我的替身在住宅的院子里和士兵们兴高彩烈地打排球，因为那是我以往每天必做的事。”由此可见，只要没有发明出能够窃听到室年谈话的人造卫星，一些不暴露在表面上的东西，从宇宙空间是侦察不到的。而这就给独立进行情报活动的人，留下了广阔地盘。因为“掌握人的思想”及其活动规律，是任何先进的技术所代替不了的。世界上各国情报人员仍在频繁地进行各种各样的侦察活动，包括以“打进去”和“拉出来”的特殊方式，获取各种情报。
四、情报分析
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涌入指挥机关。这些情报有军事的、政治的，还有外交的、经济的。而且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搜集到的形形色色的敌方情报真假混杂，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确实的，还有一些是互相矛盾的。只有将得来的各种情报，运用唯物辩证法、数学、运筹学等科学的方法，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提炼综合，才能成为谋略决策的依据。
在如何提炼和综合情报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个供谋略训练的例子：一位研究者在苏联地方报纸上看到一家工厂领导给编辑的信，抱怨原料供应缓慢。一位武官又送来了火车行车时间表变更的消息。这时，《真理报》正为靠近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发动一次招收工人的宣传活动。几天以后，某加盟共和国的一位官员发表了一篇演说，歌颂同一地区工业振兴。这篇演说中还穿插一段富于神秘性的关于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话。根据这些片断，情报专家就能发现苏联两个新原子工厂的方位。
指挥员在构成判断、作出决策时，绝不能有主观随意性。这里有两个截然相反而又发人深思的例子。
1941年德国加紧了战争准备，向苏联边境调动了大量部队。但德国间谍机关四处散布消息，说兵力东调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指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情报机关越来越多地发现德军正在向苏联边界集结，但同时也陆续得到德军散布的所谓旨在声东击西的情报。而这是性质完全相反的情报，相信那一个？斯大林在判断时，由于迷信苏德条约，以及非常担心出现战争局面而产生了一种心理性倾向，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军是“声东击西”。甚至在苏联情报总局已经获悉了德军将在1941 年6 月的下半月对苏联宣战的重要情报后，斯大林仍固执地不相信。他在情报总局上送的绝密情报上用红墨水笔批示说：“这份情报是英国的挑拨，查明谁在进行这种挑拨，并予以惩治”。结果由于判断失误而招致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
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则宁可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而不轻信他的情报机构的某些“集体智慧”。1939年他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如果各部大臣听任自己养成一种心情，只重视那些同自己的愿望一致的情报，那么他们就会遭到极其严重的危险。” 1940 年1 月10 日，1 架德军高速飞机，因迷航迫降在比利时，机舱里发现了德国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计划，还有希特勒的命令文件稿。对此不少英法高级官员认为这是德国的骗局，有意制造假情报。丘吉尔则反对这种解释。他设身处地为德军推想：瞎闹这样一场骗局什么好处也没有，德军没有必要搞这样的骗局！后来事实证明，丘吉尔的判断是正确的。
唯物主义者斯大林，不小心犯了唯心的错误，但后来在实践中纠正了，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希特勒，仍不失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唯心主义者丘吉尔，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有时不得不唯物起来，倒也值得我们借鉴。
第八章谋略的主观条件
敌对双方的种种客观条件，筑成了军事谋略家活动的基础与舞台。一般
他说，客观条件占优势的一方，军事指挥员有可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性。但是，
战争史一再证明，不仅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军事家的谋略有正确与错误之
分、高明与低劣之别，而且即使客观条件处于劣势的一方，却往往能制定出
高于敌手的深谋奇略。这里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主观条件的差异。军事谋略
家只有具备优秀的素质和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方能在一定的客观条
件基础上，谋深计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事谋略服从战争胁政治目的，政治是军事谋略的灵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国家，对军事谋略者的政治要求有很大的区别。我国的军事谋略者，政治上的要求起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胸怀大志，为国为民
“千古英雄，爱国同怀赤子之心”，军事谋略家首先应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上，关天培、陈玉成、刘永福、邓世昌等一批民族英雄，他们既是统兵抗敌的爱国将领，又是才华横溢的军事谋略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抱着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在领导长达28年之久的革命战争中，把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战争是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关系到国
家、民族和人民生死存亡的时候，军事谋略家只有抱着赤诚的爱国之心，站
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精心运筹，出谋划策，才符合历史的潮流和
人民的意愿，才有成功的现实可能性。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明确强
调：“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①作为人民军队的军事谋略家，
更须把一切军事谋略活动建筑在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
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是有严格区别的。拿破仑是
法国杰出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忠于法国民族的伟大
军事谋略家。他曾说过：
“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的荣誉和同志们的尊敬的人，根本就不应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②他亲自筹划和指挥了大小50多次会战，赢得了大约35次会战的胜利，打败了欧洲列国5次反法联盟军队的进攻，捍卫了法兰西的独立。但是，由于他后期把战争逐渐变为侵略扩张性质的战争，遭到了被压迫各国人民的反抗，遂由胜利走向了挫折和失败。
坚持爱国主义必须把个人的利益同国家、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将自己的智谋才能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坚决反对为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玩弄权术的行为。历史的经验证明，凡缺乏爱国之情、报国之心，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追求一家一族、一党一派的私利者，即使有很高的军事谋略才能，也难
① 转引自《中外军事名言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 年10 月版，第5 页。
② 富勒：《战争指导》第35 页。
免成为历史的罪人。蒋介石能够把中国各派军阀笼络在蒋氏大蘻之下，并能统治中国几十年，其权术计谋手段不可谓不“高明”，但最后被觉醒了的中国人民赶到一个海岛上。蒋介石及同民党的失败，最根本的不在于军事谋略上的无能，而在于他们的谋略决策违背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全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
（二）通晓马克思主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我军各级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必须通晓马克思主义，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战争规律和指导战争的锐利武器。
战争是充满复杂矛盾运动的社会现象。人们指导战争只有符合战争的实
际情况，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力争主动，才能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赢
得战争的胜利。纵观中外战争史可以发现，几乎任何成功的军事谋略和战例，
无不闪耀着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芒，只不过是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罢
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成功，在于他明敌之虚实所在，进面因势利导，攻
其必救，避实击虚。拿破仑能够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以少胜多，创造了“奇
迹”，就在于他通观战役全局，抓住俄奥普联军立足未稳的有利战机，打得
对方措手不及。《孙子》所以流传千古，经久不衰，重要原因是其所揭示的
战争规律和谋略原则，有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至于被人们称之谓“伟
大的军事哲学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是充满哲理的军事谋略著
作之一，恩格斯认为，这本书“用哲理推究的方法是奇特的”①。列宁则称克
劳塞维茨是“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②。当然，只有马克思
主义的军事家才能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谋划、指导战
争。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
的特点和规律，确定了各个时期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指导中国革命
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取得了彻底胜利。这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③。
（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指挥枪”是我们根本的建军
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军事谋略保持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的根本所在。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军指挥员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同时，还要加深对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的理解，不断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它们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分析预测当代国际政治、军事斗争全局及其发展趋势，从我国的社会制度、基本国策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针对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而确定的，是我们军事谋略活动的依据。
二、高度的战略意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三卷第58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1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6 月27 日。
战略的正确与否，往往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有无高度的战略意识。对一个国家、民族能否选择正确战略有极大的影响。1405—1433年间，中国明王朝的郑和，率有大小船只600余艘、2。7万余人的远航船队，七下西洋，遍及太平洋、印度洋，远到非洲的东海岸，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半个多世纪后，葡萄牙人伽马也率船4艘，人百余名远航到印度和非洲东岸。相比之下，伽马的远航规模显得十分逊色，但其对西欧社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