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说人物。梁衡所写的人杰鬼雄，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户晓的伟人，还有文惊当世、传之百代的文人。他们的功过，历史早有结论，在读者的心底，也早已有了永恒的定格，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梁衡却偏偏要说。说什么？他一不说人物的音容笑貌，二不说人物的伟业丰功，而是对人物作一番剖析，在千百年已有的定论上，再给出一个新的评价。这个评价，就是人格。人格是什么？人格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之风动一世，主要在于人格。梁衡认为，一个人的伟大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二是他的人格。许多作者评价人物是讲伟业丰功；梁衡评价人物，却是紧紧抓住人格。抓住了人格，就抓住了人物实质。伟业丰功能说尽，人格高照无尽时。正因为如此，我看有些人物的一部传记，恐怕还抵不上梁衡的一篇散文。
《人杰鬼雄》的压卷之作《觅渡》，是一篇评价瞿秋白的散文。秋白去世半个世纪了，为什么人们至今以至永远怀念他，纪念他？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还是因为他的从容赴死？当然有这些因素。而梁衡在散文中却绕过这些，突出地评述了秋白对生、对死、对名的态度。对生，秋白本来才华横溢，如果他静坐书斋，作文、绘画、行医、治印，必能真正实现他的文化价值，但他不怀才自惜，一旦民族大众需要，就以书生之躯扑向大风大浪，好像用一块纯玉代替一块石头，去堵决口。梁衡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无私。对死，秋白不追求轰轰烈烈，而以柔弱之躯，靠理性力量淡然处之。梁衡认为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用勇敢、坚强已无法概括他，秋白是“达到了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对名，秋白在生命就要画完整句号之时，偏偏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剖析一遍，向世人昭示他是一个多重色彩之人。对此，梁衡写道：“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
几十年来，描写秋白、纪念秋白、评价秋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梁衡是第一个从人格上剖析秋白，一层层逼近秋白人性的最高境界，用秋白的人格魅力在读者心中搅起了轩然大波。难怪此文一出，先后有百多家报刊转载，难怪秋白的女儿独伊读过《觅渡》之后，在致梁衡的信中说：“父亲一生磨难多，争议多，先生的一支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提炼了他生命的精华。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静夜沉思，咀嚼先生美文，我常心存感激，感谢先生将个人的思考变成了亿万人对父亲的追思”。诚哉斯言！信哉斯言！记得当年《觅渡》一出，我们几个先睹为快的人，便不约而同，相互推荐。此后的几年里，我读此文不下十遍，每读一遍，就觉得和秋白接近了一步，但又总觉得和秋白有说不尽的话。秋白一生是一幅读不完的名画，梁衡的《觅渡》是一篇读不尽的散文。
再如《大无大有周恩来》，照我看，是恩来百年诞辰纪念文章中最有影响的一篇。为什么？恐怕也是因为写了总理的人格。总理为什么在中华大地上无处不有？是因为他的经天纬地之才？是因为他的忧国忧民之德？还是因为他的见贤思齐之明？……这当然是人人皆知的缘由。梁衡的散文，却绕过这些，独辟蹊径，为总理归纳了六个“无”：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去不留言。这六“无”，层层逼近总理人性的最高境界，这就在亿万怀念总理的读者中，引发了刻骨铭心的、新鲜而无尽的话题。
其他如评价居里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丽》、评价韩愈的《读韩愈》、评价范仲淹的《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等等，无一不是层层剖析，情理交融，揭示出他们闪光的人格。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人杰鬼雄，才能以更新、更高、更实的形象立于读者面前，成为一幅幅读不完的名画。
再说思想。散文靠什么取胜？单靠描写？议论？诗意？抒情？恐怕不行。照我看来，散文的取胜之道，主要在于思想。这思想，就是言别人所不敢言，道别人所不能道。古往今来，凡大家之作，莫不如此。读《出师表》，读《谏太宗十思疏》，读《岳阳楼记》，读《五代史伶官传序》等等，无不感到有一种思想在冲击着你，启迪着你。有时只言片语，竟能使人幡然顿悟。读梁衡的《人杰鬼雄》，就常有这样的感觉。言别人所不敢言，是梁衡的胆，道别人所不能道，是梁衡的识。可以说，《人杰鬼雄》中的上乘之作，都是胆识之作。
读《大无大有周恩来》，我觉得最撼人心魄、最摧人肝胆的，是讲周恩来的第五个“无”：劳而无怨。起段劈头一句就是“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接下去便直言“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他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等等。多少年来，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千千万，说到劳而无怨，都是总理为国为民，不辞辛苦。惟独梁衡的文章将“辛苦”改成了“苦”。一个“苦”字，本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梁衡硬是用一枝笔，挑破了这层纸。一字之差，石破天惊。围绕一个“苦”字，真真让人一读三叹！在《红毛线，蓝毛线》中，讲到刘少奇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改工作会议，梁衡又直言写道：“会场没有沙发，没有麦克风，没有茶水，更没有热毛巾。这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小桌，这个会场时，才顿然悟到，开会本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作，大家来到一起是为了接受新思想，通过交流碰撞产生新思想，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附加上去的。可惜后来这种附加越来越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面对时弊，这段议论又能引发多少话题！类似上述的直陈胸臆的文字，在《人杰鬼雄》中还能举出许多。虽说当今世道清明，但要实话直说，也不是没有忌讳。没有胆量，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梁衡写人杰鬼雄的篇章，常常是由人及理，由事及理，由情及理，而又信笔所至，生发出一番议论。这议论，不管是片言只语，抑或是洋洋洒洒，多能做到言必己出，见解独到。拿起《人杰鬼雄》信手翻翻，就可以找到富有哲理的句子或段落。比如“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中国这个封建文化深厚、崇神拜上、习惯一统的国度，总是喜欢有一个权威来减化行动的程序，省却思考的痛苦”等等，这里透出的见识，不同样给人以启迪和思索么！
梁衡不是思想家。但在我看来，他思索的成果，远在当今某些“思想家”之上。所以《人杰鬼雄》一出，引得洛阳纸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愿梁衡继续这样写人杰，写鬼雄，写岳武穆，写文天祥，写孙中山，写胡耀邦……用他的一枝笔，带给我们说不尽的话题，留给我们说不尽的思索。
读李更——关于《李更如是说》
？ 李一安
书屋品茗
其实读李更已有好几年的光景了，从其文到其人。而并非始于今日《李更如是说》这本文化评论集。
四年前的七月，我初来珠海出版社工作，读到了他发表在《珠海》的中篇小说《俘虏》，当时就被作者娴熟老到的笔法、自然朴实而文学张力很大的语言功夫以及奴颜媚骨只能沦为永远的俘虏这样严肃的人生命题所深深震撼。后来陆续读到了他一系列署名“严山人”和“王赵”的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式的文化漫评。后来又听说他曾经两度见义勇为，在饱餐了一顿老拳之后，只落得个无名英雄的结果。再后来，听说他张罗着要出书了。
那是一年多以前吧，他把我们几位做编辑的朋友邀集到位于九洲大道旁的红辣椒餐馆，一边请我们吃湘菜一边请我们对他的文论集在出版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上提点意见，出些主意。我酒酣耳热之际对他的这本集子说了许多打气的话，于是，便有了《李更如是说》这本书。
这是一种独特的书，这是一种有个性的书。
该书初版印行一万册，在第九届全国（西安）书市上一抢而空；出版后不到一月又加印了五千册。这毕竟是一种评论集啊。应该说，李更成功了。
于我来说，这成功是预料中的事。
李更生性率直，爱发点牢骚，讲点怪话，对人对事的评判往往直抒胸臆，决不藏着掖着；文如其人，他的文化评论，也决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文化界诸如抄袭、盗版、拜金主义、矫揉造作等丑行和不良行为，他嫉恶如仇，拍案而起，讨伐声中夹枪带棒，毫不姑息，比如《写作坊里的无名氏》，比如《脸皮厚》等许多篇什；而对于他认为体现了真善美的事物，则大加褒奖，推崇备至，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丹·走向蔚蓝色》。李更的文评，就这样痛快淋漓，处处凸现着个性的色彩，并因此形成了他自己特定的话语方式。
对于时下的文化界，李更的话语方式无疑具有鲜明的反叛性。而李更的幸运在于，他赶上了一个张扬个性、崇尚逆反的时代。人们在以平常的心态接受变性手术的事实和同性恋的存在时，几十年一贯制的强调共性、抹杀个性的思维大厦在逐渐崩塌，个人的习性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奋斗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于是黄头发飘起来，于是男式女发和女式男发充斥街巷。表现在阅读口味上，人们对那些一本正经、四平八稳的文章越来越觉得倒胃口，对那些圆滑的通篇赞美而在结尾处对其不足只是象征性地点到为止的颇合当下游戏规则的文章尤其反感，而反其道行之，有棱有角，嬉笑怒骂皆文章，则正逢其时，深受欢迎。李更文评的话语方式对评论界陈腐的当代八股是一种强烈的反动，《李更如是说》一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它因此赢得了一批读者，至少是青年读者。无怪乎王蒙到珠海后读到他的文章，便指名要见他。
李更文章的特点是大多数浅而博（注意，不是浅薄），信口开河似的，发牢骚似的，明白如话，浅显通俗；他扫描文化领域表层的常见现象，正是文化界的“百姓话题”，平易近人，毫无做作之感，毫不故作高深。李更不是理论家，他的记者职业使他要敏感地关注文化界的动向，关心文化界的生存状态，而这些话题，这些现象，又是社会上广为关注的，带有某种典型性，而他往往一语中的。例如关于稿酬，关于如何出名，关于图书的价格，关于音乐与美术等等。李更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博览全书，且过目（耳）而不忘，写文章时信手拈来，便是“作料”。我的印象中，李更君先工诗，而后工小说，同时又善画，工水墨（大约是童子功吧），在诗、文、画的追求中他找到了一种审美的通感，一种艺术的通感，并触类旁通，因此在评判论说事物中，笔下顿生旁征博引的灵气。《李更如是说》中涉及诗歌、小说、散文、音乐、美术、影视戏剧、新闻出版等诸多艺术门类和大批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其知识面的广博也就决定了其议论面的广博。因此，他的文论文评亦可当成杂文、小品文来读，文中人物多，事例多，用“典”多，侃侃而谈，随手用资料，广收博取，不拘一格。
李更之博，源自读书。李更是珠海的文化人中惟一一位经常来出版社索书、找书的人。当然，这也与他主持《珠海特区报》的读书版有关。而且他是真读书，逢书必读，决不是附庸风雅或装点门面似的只藏不读。不管他是“新书过眼”，一目十行，还是通书浏览，重点翻阅，抑或掐其精华读之而后扔，他都确实是在读书，而且以此为乐，乐此不疲。从《李更如是说》中他深入武汉武胜路书市和长沙黄泥街书市买书以及到街头小书摊淘书的意外惊喜，便可窥见一斑。于此也可看出李更深得“开卷有益”之个中三昧。
李更的本职工作是记者，常年在文化圈内游走，自然注意捕捉信息，也拥有相当的信息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