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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更的本职工作是记者，常年在文化圈内游走，自然注意捕捉信息，也拥有相当的信息源。他常常幽灵一样不声不响一闪就进了我的办公室，也不安坐下来作长谈状，却像一根竹竿似地（他高且瘦）杵在那里，三下五除二交流一下信息，讨论点什么问题，或者发布一道新闻，倏忽间又飘然而去。因此，《李更如是说》中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给人信息密度大的感觉，打开书本只觉得信息扑面。当然，这是一种广义的信息，含热点、动态、轶闻、逸事、街谈巷议乃至个人档案、个人隐私等，白道黑道，无所不包。这些信息也成了吸引读者的“阅读点”，成了《李更如是说》好读好卖的注解之一。
李更对朋友热情，为人耿直，有正义感，眼中容不得半点沙子；但他遇事沉不住气，有点急躁，喜欢主观臆测，放言高论时不知不觉便得罪了人或者伤害了人。《李更如是说》兼顾作家、作品、文学史、文化现象，抨击时弊，匡扶正气，立论虽不深奥，却颇有代表性，落入他视野的问题一般具有普遍意义，展示了对当代文化的一种整体关怀、责任意识和饱含的人文精神。但《李更如是说》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时，往往随意性较大，口无遮拦，随意点名，随意评说，激愤之余，有时还不免操起“文革”的大批判法器，给人留下稚拙和心浮气躁的印象。
这就是李更。这就是《李更如是说》。这就是真实的李更其人其文。他的语言或许刻薄，观点或许偏执，你可以不喜欢他，甚至骂他，但你不能不读他。他在书中点名道姓二百多位文人，评头品足四百余部作品。他笔走龙蛇，纵横捭阖，引起了重视也招致了物议，好在褒他贬他，知他罪他，均可多元并存。
这也就是李更的独特性。正如他在《不求成功，但求独特》一文的结语中所说：
“不求做个成功的人，但要做个独特的人。……我就喜欢这种独特。”
李更还年轻，李更如果戮力深造自己，再一边这样不断地“独特”下去，那李更就能成个人物。
令人赧颜不安的事
？ 范 用
说长论短
我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常去三联书店走走，看看年轻的伙伴们。
去年有天去三联，在出版部看到一部待发排的书，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本书十多年前就看过，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
随意一翻，见书上有多处改动。钱先生已经去世十多年，莫非是生前留下的修订稿？看到其中凡是民国纪年一律改成了公元纪年，才明白这不是作者的修订，而是出于编辑之手。
我向来认为，重印前人著作，出版社无权作任何改动。为了某种原因作必要的删节是可以的，也要尽可能得到作者家属的同意，并且向读者说明。
为此，我写了一纸书面意见，提请三联考虑。可能有点多事了，但是作为在三联工作过的人员，有必要告诉他们这一点。
今年，见到三联出版的这本书，一看，纪年还是改了，其它是否有改动，有待核对。于此；我的心情有沉重之感。
接着，收到浙江嘉兴秀州书局寄来的《简讯》。秀州书局的这份打印的简讯已经编印了好几年，为读书界所称道。萧乾先生还为此写过一篇文章介绍秀州书局。
这两期《简讯》，有两则涉及三联版《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一则为：“刘云舟先生十二月八日来秀州书局买一套《藏要》时说：‘我昨天花了三个小时，将北京三联新出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的公元纪年，全部用改正液改回民国纪年。钱穆先生的文章，不用民国纪年，读起来缺少气氛。’”
另一则是：“姜先生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秀州书局说：‘我想买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但这本书把民国纪年改成公元纪年，我有些卡闷。三联书店的编辑变成低劣（重点是我加的——范用）。’”
看了，我的脸发烧。三联编辑工作“低”而且“劣”！深受刺激！
为什么非得把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把“民元春”改为“一九一二年春”，把“民十七夏秋之交”改为“一九二八年夏秋之交”？民元是推翻封建王朝历史新纪元的开始。民十七虽说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但也还没有到“改朝换代”之时。
民国纪元要改，那么清纪元呢？这本书里的“前清嘉庆庚午年”、“前清光绪之三十二年”没有改。
不妨看看《毛泽东选集》，其中《湖南农民运动》一文：“我的家乡湘潭县艮田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两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这里，“民国二年”就没有改为公元纪年。
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出版说明”，说将民国纪元改为公元纪元纪年，是为的照顾读者阅读习惯。他们不曾料到竟然有读者不愿这种照顾，要用涂改液一一改回来。
买书的人说在这本书里“不用民国纪年，读起来缺少气氛”。想来这气氛，除了历史气氛，还有一种文章气氛，这在有朗读习惯的读者才会有的感觉。把“民元春，余因乡闾未靖，不忍又远离，亦无从筹学费……”改为“一九一二年春，余因乡闾未靖，不忍又远离；亦无从筹学费……”念起来是否有点不一样？前辈学者在文字方面讲究这些；例如“民十七夏秋之交”，就不写作“民国十七年夏秋之交”。
钱先生也有用公元纪年的，如在某一句之下用括号加注“清光绪乙未六月初九——西历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这倒是方便了读者（这里编辑又莫名其妙抹掉“西历”两字）。
近日，一位朋友来告，这本书改动之处不仅纪元。举了一个例，《师友杂忆》之十六《新亚书院（续一）》首句：“余以新亚全校工人力促赴台北，朝获政府救济”，其中“政府”两字被删去。大家都知道，那个政府是钱先生的政府，他只能向他的政府求救济，他是靠它来办新亚书局的。这是他的表述，是事实，为什么要回避呢？此类改动可能不止一处。
出版社处理书稿，尤其是前人著作，要尊重作者，尊重他人的著作。与作者政治观点不一致，出版社可以申明或者加注，切不可强加于人，擅作改动。你改了，后人弄不清楚，会对作者产生误解，钱先生的政治态度是否有所改变？
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什么规定。即使有规定，也要看执行的情况，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得妥当一些。
我写此文，丝毫没有责备编辑同志之意。我们当出版社头头的，要告诉编辑同志，尤其是新手，处理书稿，要注意哪些问题，何者须改，何者不可改，改要征得作者同意；等等。编辑做完的书稿，领导要复核检查，不当之处，给它改正。
我作为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于此深感不安。希望三联编辑同志，改稿务要考虑周到，虚心求教。慎之！慎之！
性学，我们古已有之
？ 王 立
说长论短
《书屋》九八年第四期载有舒芜先生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么？》一文。舒文从反对男权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的良好愿望出发，经一番“思索”、“考较”之后，却一口否认了中国古代曾有过性学。我读后有不同的看法，故撰文以商榷。
历史上，古代中国的性学归属于医学范畴，这或许与性医学一直是性学的主体有关。首次记载这方面的专著，是西汉早期班固编撰的《汉书·艺文志》（汉代国家书目），书中的“方技略”（医书书目）分医书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其中房中类即性学专著，计有八部（家），书名是：《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汤盘庚阴道》、《尧舜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可惜的是，这些书都早已失传；所幸的是，一九七三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十四种医书中，有六种为性学专著或含有大量性学内容，从而使我们今天能直接接触两千多年前的性学文献。因原书佚名，整理者依据书中内容分别取名为：《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研究这批文献的中外学者一致认为，这些书和《汉书·艺文志》中的房中类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综合书中内容，可概括出如下要点：采用当时的天人相应和阴阳哲学思想，阐述男女之间的性生活符合天道；吸纳先秦道家对精、气、神的论述，强调其对人体及性生活的重要；通过以动物行为的比附，指导人们如何过好性生活；从医家对纵欲伤身的观察诊治，提出节欲养生的主张。这一概括，与班固所写的房中书提要相当一致：“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损性命。”（《汉书·艺文志》）。这些情况都说明，在汉代以前，古代性学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基本框架。
经两汉至隋唐，古代性学处于繁荣状态，著作很多，除国家书目中可见外，在其他文献中还可看出它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情况，但保留下来的多集中在日本医家丹波康赖于九八四年编撰的中医书《医心方》内，舒文中所说的叶德辉编刊的《双梅影闇丛书》，也基本上是从该书中集佚而成。这一时期的繁荣若从学术上与汉以前对比，其观念与原则皆承袭前代，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性生活观察得更仔细，对性行为的指导更丰富，以及对性疾患的治疗更成熟等方面。新出现的情况是，由于当时很多名医亦医亦道，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他们虽对古代性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也将道教的一些认识和做法带了进来，如认为通过性交合中的采阴补阳、还精补脑等行为，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甚至得道成仙等。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性学因程、朱理学的扼抑而落入低潮。在医学领域中儒道分流，某些道教徒所施行的阴阳双修、练内丹等这里就不去管它，医家则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儒医为主流。受儒学的影响，在新的医学著作中已没有前代那样的性学专著，但医家面对社会客观需要，只得将相关内容在“求嗣”和“养生”的名目下去寻求发展。其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古人所持的房事“阴阳天道观”的理论阐释深度，对养生和优生的强调，以及对影响房事的性功能障碍和不育、不孕的治疗等方面，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性学发展的新趋势。对于前代性学著作中敏感的性行为指导，大多医家是基本赞同的，只是因为“辞太近亵，故不收录”（明·万全《广嗣纪要》）。其间也有极少数医家不适当地将“节欲养生”的正确传统，扩大到禁欲的地步。
综合中国古代性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学科整体来加以分析。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代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事物属性，如天与地、刚与柔、奇数与偶数、男与女等。阴阳之间最基本的变化规律，用群经之首的《易经》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天地不交，万物不兴。”所以古代性学将其作为最高的观念层次，认为男女之间应该交合，“不可以不交合”，因为这是阴阳变化的大道理。同理，在古代性学中没有同性恋、手淫等内容（社会的客观存在和是非曲直别论），因为其不构成阴阳关系。古人又从男女交合的不同结果上悟出，交合之中还有道理、有规律应该遵从，只有遵从和掌握了这些规律和道理，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真正达到阴阳交合的目的，否则会适得其反，从而在几千年前就明确提出了性教育的问题：“人产（诞生）而所不学者二，一曰息（呼吸），二曰食（饮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练习）。”（《天下至道谈》）古人将判定交合效果的好坏，集中在是否对身体有益和生育的优劣两点上，从而形成了第二层的原则层次。凡是有益于身体和导致优生的行为，被认为符合交接之道；凡是有损于身体和不能优生的行为，则被认为违反了交接之道。前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房事养生学，后者则成为重视优生的传统。至此，古代性学无可挑剔。最下的行为层次内容很多，良莠纷呈，须有所鉴别，其中错误之处，有的是因为古人囿于当时的科技认识和手段不足，如现在知道胎儿性别决定于受孕之时，而古人却认为怀孕后的前三个月可以以孕妇接受事物的刚柔去影响胎儿的性别，所谓“内象成子”。有的是受某一时期的宗教影响，如道教认为通过交合中的一些特定行为，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