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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此也就生活在地底下。一般说来，那里被称为地狱。
所以，毛喻原发誓要为中国人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圣经》。他为这书自造了一个英文书名Chinbible。他说中国的写书人，从来没有为老百姓写过一本真正适合他们阅读的书，使他们能明白怎样做人，明白普通人的伟大和高贵。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家伙未免太狂妄。其实平心静气一想，记录先知、使徒嘉言懿行和希伯来人历史的《圣经》，本来就不是什么圣人的作品，正如《论语》亦为常人所记。既如此，作为普通人的毛喻原，要写本现代中国的圣经，也不是什么僭越嚣张之举。问题不在于他应不应写，有没有资格写，而在于他能不能写得很好或者比较好，在于他写出来有没有人看。以前，我们的文学作品、哲学伦理学著作以及铺天盖地长盛不衰的各种学习英雄模范的宣传活动，主要也是在提倡张思德、雷锋这样的普通人中的英雄。但这些汗牛充栋的作品文字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要成为《圣经》一样的经典更谈不上。把毛喻原与过去的宣传家作比较，当然不妥。但要把他心目中的人，人的德行，德行的内涵，跟过去所宣传的人和社会的理想模式完全区别开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他能做到这一步，人们有没有兴趣，能不能读懂，也是个问题。因为现在普通百姓已经很少看书了，他们喜欢的是电视。而电视播放的，是〃欲望与火箭齐飞，精神共商品一色〃的广告，肥皂剧，歌舞晚会，文人脱口秀，专家教授访谈，以及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首脑会晤，政客集会，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国际冲突，种族屠杀，时装发布，贸易博览，体育竞赛，环保行动……世界如在眼前，历史如在掌中，谁有耐心费脑筋去读书呢？我担心毛喻原很可能也会成为申公豹，他为大众写的〃圣经〃，最终大概只有极少数大众以外的人会去读，哪怕他写得通俗到家。这恐怕是所有想以书籍去影响多数人精神世界的作家们的共同悲哀。以道德教训为写作宗旨的作家，似乎已成了堂·吉诃德。但愿这悲观的判断不会影响毛喻原的写作热情。毕竟，中国有一本自己人写的〃圣经〃，总比没有要好一点。
我还想回到普通人这个话题本身。最简单的说，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普通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善良而美好的信念和信仰，不能对自己负责；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健全而理性的公民意识和责任，不能对社会尽责。从梁启超开始，中间经过鲁迅等人，到后来的柏杨李敖龙应台，甚至包括最近的也是最年轻的余杰，都一直在做国民性的批判，其实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国度里能有一些真正的普通人而已。但直到如今我们似乎都还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普通人。这究竟是现存制度的原因，还是传统文化的原因？是人种的原因还是地理环境的原因？或者兼而有之，有种种原因。这个话题因为不时髦，因为说不大清楚，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但它仍然困扰着我们。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毛喻原的这两句名言本身就有无法克服的悖谬。要成就一个普通人，就意味着要从那种非人的状态里解放出来，求得一个进步；为此肯定得有所行动。但这样的行动，是否与〃原地不动即是进步〃这一判断相抵触呢？换言之，我们为了〃人化〃而采取的行动，是否会有相反的结果，人反而更不像人了？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但如果〃原地不动〃，我们这种远没有达到普通人标准的〃非人〃的现状又如何能够改变呢？
那么问题自然就成了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
我们在哪些方面要原地踏步，固执保守，哪些方面要高速前进，洗心革面，从而可能成就为一个真正的普通人？
这样的质疑、选择仅仅是个人的事，还是必须成为社会的共识？
如果只是个人的事，是否就意味着某种宗教信仰，或者非社会化的纯个人的修养？这样成就的一个普通人，还是原来意义上的普通人吗？我以为，一个不与他人交往的人，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
如果必须是社会的共识，那它与形形色色的思想专制、精神奴役又如何区别？有历史以来，在没有外力压迫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人不可能自觉自愿自动地达成做人的共识。历史也一再证明，专制之下，没有普通人，只有奴隶；尽管这样的社会常有〃举国一致〃的共识。
想了很久，还是毛喻原说得好，做个普通人真是太难了。因为我们连想都想不清楚，怎么能做得好！正因为如此，做一个普通人，就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此文刚写完，偶然翻阅《独秀文存》。陈独秀先生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引了章士钊先生的一段话：〃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章士钊这话说在五四时期，说明我们今日看到的现象，也是〃古已有之〃，不足为奇。
经商莫学胡雪岩——小议“寻租”与腐败
？ 张英
灯下随笔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迹史和传奇故事前一个时候在书刊、影视和街头巷尾着实热闹过一阵子，昨天一位朋友来聊天，还热切地向我们宣讲了一大串。朋友心仪于胡雪岩的〃识时务〃和〃懂权变〃，并对他凭藉这些〃现代社会同样需要的才能〃获得〃人生的成功〃深表艳羡。朋友是非常稔熟的朋友，为人有许许多多优点，惟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被蛊惑。〃红顶商人〃早已〃热〃过了气，其〃顶子〃上的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相信大多数人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面对他的不可理喻的热情，我只有摇头。
但是光摇头并不解决问题。〃从一个钱庄小伙计到中国最大的官商〃，只要这样的故事仍在人间流传，故事本身一波三折的情节之下更深层的隐秘就总是需要被揭示。胡雪岩的故事中究竟有些什么在吸引人？或者说，在当前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因素才促成了胡雪岩传奇的重新流行？简言之，我以为胡雪岩故事的最大现实意义，恐怕是在他那通过收买高官、凭藉官场势力取胜于商场的〃特殊手段〃与当今社会的某些〃成功人士〃有着惊人的相似；胡雪岩传奇的经久不衰的〃魅力〃，来源于它触动了当今社会某些广泛而深刻的隐秘。难怪〃经商要学胡雪岩〃与〃做官要学曾国藩〃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为九十年代的流行语。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胡雪岩传奇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说穿了不过是〃寻租〃二字。何谓〃寻租〃？先说〃租〃。〃租〃即租金，其原始含义即为地租，是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后理应获得的报酬。但〃寻租〃之中的〃租〃不同于地租，而被进一步扩展为〃经济租〃的概念，用以表示某种产品或劳务的需求提高，而供给量由于种种原因（如行政干预等）并未增加，致使该商品的供求差额扩大而形成的差价收入。西方经济学认为，当一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种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中的配置就达到了使其机会成本等于其要素收入；如果某个产业中要素收入高于其它产业，这个产业中就存在着该要素的经济租。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租的存在必然就会吸引该要素从其它产业流入到有租产业，从而增加该产业的供给，降低该产品的价格，直至租渐渐消失，生产达到新的均衡。但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结构中，厂商生产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地取得高于其他厂商的超额利润（即租），为此就必须不断地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以降低生产成本。这种活动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创租活动〃。〃创租活动〃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表现，是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的生产性活动。但是〃寻租〃不一样。它追求的是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因此“寻租〃对增进社会福利毫无贡献可言，反而会造成社会危害。具体来说，寻租活动就是指利用行政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竞争，以维护和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它所造成的危害是使社会资源配置遭到扭曲、破坏和浪费，并诱导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
寻租活动的存在在我国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罢了。官僚体制是自秦汉以来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这种制度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社会特点是以皇帝为中心，由中央来任命各部门和各个地方的行政官员，由他们来管理国家和地方的事务，从而使他们获得了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决定权，这就使〃升官〃和〃发财〃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经济史上一直是一个显著的特色。到晚清末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的萌芽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寻租活动随之滋生，胡雪岩式的弄潮儿也就应运而生地站上了社会腐败浊流的潮头。胡雪岩以杭州钱庄里的一个〃学生子〃的出身，最后能够混到富甲东南、且被清廷授予一品顶戴、赏穿黄马褂的风光境地，靠的不就是这由〃官商勾结〃而〃官商一体〃的致富秘诀？他所〃勾结〃过的官都不是小官，在先曾是把持东南的何（何桂清，官至两江总督）王（王有龄，官至浙江巡抚）集团的干将，其后又成为权倾朝野的左宗棠的心腹。他到底是怎样结交到这些大人物的呢？太平天国后期，左宗棠率军进剿浙江，胡雪岩通过他在何王集团中的旧关系谋得一个拜见左宗棠的机会，他带去的见面礼便是十万两现银，〃报效军中〃。那么他的此类〃寻租租金〃最终又为他赢得了多大的实际利润？左宗棠新疆平乱时期因军饷不继，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为他筹借洋款、购买军械，胡经手六笔，借款总额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累计达八百万两，仅此一事，他个人就从中净赚约二百万两银子。想知道他是怎样做手脚的吗？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其《使西日记》中依据来自洋人的材料揭露道：〃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时胡为布政使衔在籍候补道）报一分五厘。〃对于这种挖国家墙脚的行为，曾纪泽直斥〃奸商〃，以为〃虽藉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这样一种背负着几千年僵死不变的官僚体制的传统负担、伴随着严重不规范的商品经济而产生的寻租活动，最终不仅导致了中华帝国的官僚政治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毫不留情地把萌芽不久的我国近现代商品经济扼杀在摇篮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以苏联体制为蓝本，我国经历了较长一段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高度集权。上级主管部门层层下达〃指令〃，企业根据指令进行生产活动，消费者根据指令进行消费，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中央各部委手中。这种体制尽管与旧有的官僚体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还是无可避免地留下了传统体制的深深烙印。新中国的行政管制同样为租金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只是由于完全没有〃市场〃存在，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主体没有被激活，因此计划经济时期也就仅仅潜伏着寻租的巨大势能，而未曾得以爆发。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计划经济再也不能适应发展着的社会生产力。为避免社会动荡，我国政府及时地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渐进式社会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所谓渐进式改革，也就意味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条件下的多元化主体已经确立，他们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欲望也已经被唤起。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的存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还行使着市场的某些职能，于是，对稀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使得租金大量存在，寻租活动也因此异常活跃。政府官员伺机利用所掌握的本该用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从中获取大量非法所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腐败。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可能要算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度陆续揭露出来的河南省〃多米诺骨牌〃式高级干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连锁罪案了。原周口地区行署专员兼地委副书记曾锦城、原鹤璧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朱振江、原安阳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杨善修三个正厅级高官，先后被查实在任职期间卖官卖权、索贿受贿，根据检察机关公布的资料，其中曾锦城受贿后协助六人次升任处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