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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绝无可能，因为，余氏引文时连哪版哪页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然是拿着书照抄的。有没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文中不仅无一处点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反而从头到尾处处暗示这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弹。更恶劣的是，虽然余氏自称是〃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然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时候，余氏又偷偷地做了改动。不信让我们也来一段〃互校〃：余氏引文：〃《系年》第一三○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十批判书》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籋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英时按：这一段话似乎承认《系年》据《盐铁论》考据出了稷下的史实，则《十批判书》有关稷下的史实取自《系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英时按：此处忽然破口大骂，也特别值得玩味。）〃原注该引文出自《学步集》，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5页。我核对原文，是：〃《系年》第一三○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郭沫若同志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籋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郭沫若同志在《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都可以说跟先秦诸子学术没有多大关系的烦琐的废话，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余氏故意略去〃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一句，使得下面的〃他还直嚷嚷〃一句变成了〃忽然破口大骂〃，以便让人〃玩味〃作者的恼羞成怒，这是余氏惯用手法。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的作者是郭沫若，余氏竟然在抄引时一概隐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志〃，甚至干脆改成〃《十批判书》。〃在另一段有关《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制悄悄做了这样的改动：〃（钱穆）曾把关于老子的考据辑为《考子辨》专书，由大华书局出版。他费了很多力气拼凑出来的论断，经不起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原注：《十批判书》，第155页。）话虽不多，已很可以破钱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说。至于《老子》这书的著作年代虽不能最后确定，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显然比钱穆之说更为可信。（原注：《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1…244页。）《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对钱穆是具有照妖镜的作用的，很值得在这里称引：'道统观念很强的人如韩愈，认为老聃是道家的人们所假造出来，想借以压倒孔子的。这是为了争道统，要想维持孔子绝地通天的尊严。'（原注：《十批判书》，第156页。）这正说破了钱穆的心事。〃（原注：《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7页）我们如果仅读引文，又怎会怀疑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果我们核对原文，发现〃经不起轻轻一击〃原作〃经不起郭沫若同志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原作〃郭沫若同志说〃，〃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志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原作〃郭沫若同志曾说了一段话〃，在〃很值得在这里称引〃之后原来还有一个〃他说〃，又怎会认为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
余氏后来发现了郭沫若书中的一处无关宏旨的引文小错误（把〃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抄成〃〃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是抄错还是异文，待考），如获至宝，为此又写了一篇跋语，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评论说：〃……而且还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为自负是古史'权威'，相信读者决不敢怀疑他的论据。即使像我这样怀疑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妄诞至此，所以两次都被瞒过了，可见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确颠扑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学术欺诈终究不能行之久远，我写此节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第130页）这段评语，简直就是余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三我们回头再来看正文。
让我猜得一点也不错，一篇政治宣传文章耳。文中自我辩解说：〃我这篇文章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第93页），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若没有政治宣传的动机，又何须特地做此说明？其写法，则是比较两部著作中的十几个段落的资料引用，说明郭著对钱著的抄袭是〃全面的、根本的〃；而其宣传的目的，则是要〃我们便不能不对他（指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这篇妙文的原貌了，因为文章在一九五四年发表后，作者自己〃不喜欢〃，一直没有收进各种文集中，直到一九九一年作者要编一部纪念钱穆的集子，才把这篇少作又翻了出来，做了改动，删去了〃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第121页），而为了避免〃刺激性〃，连题目也改了，至于原来是怎样一个有刺激性的题目，是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三十七年前作者写作此文，其动机大约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史学权威。三十七年后在纪念钱穆时重提此文时，该权威早已是墙倒众人推了，其动机恐怕已经不同，主要是为了用以说明先师之高明远胜于政治和学术对手了。总之都不纯。
《批判》和《系年》是属于完全不同的著作，这一点，余氏自己也承认。《批判》是以唯物史观说明先秦诸子流派的演变，论证社会对思想的影响，属史论性著作。而《系年》则是考据先秦诸子的生平，基本上只是罗列、堆积史料，加一点按语，属资料性著作。钱穆本人的史观，则是唯心的。如此相对的史观，如此不同的著作，竟然会存在〃全面的、根本的〃抄袭，真是匪夷所思。一般来说，如果作者有抄袭的恶习而又能得逞，就不会偶尔为之尝到点甜头就洗手不干，也许正是据于这一原因，余氏才要我们对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大有发起一个全面清算郭的抄袭行为的群众运动之势，可是四十多年过去了，除了余氏的这篇文章，又何曾有人揭发郭的其他抄袭行为？也许这才是余氏对自己的文章不满意的真正原因？
《系年》毫无疑问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生平的重要著作，其价值主要在于是一部有关先秦诸子生平的〃史料大全〃，也不断地补充进去新发现的史料，同时的人，要找到该书所不收的史料，是很难的，所以，一部研究诸子的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如果也见于《系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郭自己在《批判》的后记中说他一篇论文的写作的起因，乃是读了《系年》后而要加以批驳，他当然是仔细读过《系年》的了，《批判》中批驳《系年》之处也非常多，当然也不可能事事作对，见解相同的也不少。有的史料，或者是从《系年》得知。有的见解，或者是从《系年》受到启发，这也是很正常的事。郭在《批判》后记中介绍其写作《批判》和《青铜时代》的经过：〃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50年3月版第475页。按：这是余氏用于互校的版本，故用之。以下凡引用郭文，若未特别注明，均出自此书）。如果我们读过《批判》和《青铜时代》，就知道作者所言不虚，特别是以考古学和文字学为据，更是作者的特色，而《系年》的资料，基本不出文献学的范围，即使郭抄袭《系年》，也仅限于文献料这一方面，又哪来的〃全面的、〃根本的〃？余氏文风之轻佻，还不只这一点。郭在后记中，不过是说读了《系年》的公孙尼子一节，觉得〃论据实在是薄弱得可笑〃，对《系年》全书如何，当时并无评论，而余氏一面承认公孙尼子只是全书附录的一条，一面却又想当然地以为郭是对《系年》全书故示不屑，则未免为袒护师门而神经过敏了。但如果我们去读《系年》自序，也会觉得余氏之神经过敏也是事出有因。钱穆在自序中自我吹嘘说：〃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卷，1994年版第21页。以下凡引钱文均出自此书）。如此海口，也难怪钱门弟子一见有人驳其一子有错，就觉得是全书皆错，便要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了。
余氏的论证逻辑是，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和结论都与《系年》相同，自然是从资料到见解都抄袭，而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相同而见解有异，则是抄袭资料而〃故示立异〃（第99页）、〃攘为己有，然后加以推演和穿凿〃（第104页）。如果二书所引史料的引文相同，自然是抄袭，如果引文有异，那也是〃欲盖弥彰〃（第101页）、〃（引文）虽稍长，但其为阅《系年》后所查，实无疑问〃（第105页）、〃有意无意之间企图掩饰抄袭之迹〃（第130页）。连《批判》在批驳《系年》的见解时，不指名道姓而以〃近时学者〃、〃有人〃暗指，余氏也不认为是在给其恩师留面子，而是故意隐去其名以掩饰抄袭了（其实《批判》中的〃近时学者〃并不专指钱穆，见后），我就不明白，果真如此，何不把焚尸灭迹做得彻底点，在后记中也不提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