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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赋予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让媒体真正为公民所享有，而不仅仅是让希望便于管理的统治者或者谋取个人利润的商人受益。
我认为，“零距离”业已成为仰仗于官方资源成长于民间社会的非官方非民间的第三方力量，成为一个多元的交换公众意见的平台。他们没有像精英传媒和精英人物那样抽象地讨论公正、自由乃至*这些概念的含义，却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和新闻自由的到来，准备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底层关怀和政治关怀，都是在妥协中取得的。但是，在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的当下，我们没有理由笑话“零距离”在前进中表现出的妥协性。相反，他们还会在以下问题上给困惑中的中国传媒以启示：如何以知识分子不太习惯的商业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如何谋求新闻技术和思想上的创新，从而让大众传媒从天上回归人间？如何让我们从自以为是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放弃那些似是而非的伪问题，讨论真正关乎民生的真问题？如何将“民众是大众传媒的主人”，从呼喊多年的口号落实成行动？
我认为，“零距离”或许会在往后的商业竞争中陨落，但她的先锋姿态，永远不会过时。“零距离”的意义，将在中国其他的角落以其他的方式，彰显出其作为榜样的力量。
第三部分 新闻：从云端飞往民间 中国可能的变化（2）
历史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却可以提醒我们如何判断未来。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间点上，我们不想遥望未来，只想返观2003年3月以来中国的情势变迁，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三个不同的维度，从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两股力量、三重矛盾，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政经格局，以资视大国兴衰为自身责任的“匹夫”们，激辩中国未来可能的变化。
政治领域：不浪漫，也不保守
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版本的政治*模式，以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新闻自由为视角，观察2003年3月以来的中国政治，我们会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海外舆论指称的“*体制”也没有多少“新政”的色彩。但是，只要稍稍转换一个视角，考察政府体制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党和国家的关系、公民社会的发育，我们将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好长一段路。
最近7年，中国的政治情势是稳定的。2002年秋天*十六大选定了*新的最高领导人，此后7年，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虽然发生了新老交替的局部变化，但这一变化是正常的稳定的。在中国，领袖人物的稳定性，往往决定着政策、政治、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显然，最近7年，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生前宣称的“坚持党的领导”，依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不动摇”的“基本面”。
但，“不动摇”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肇始于党内*的“随风潜入夜”式的渐变，在中国政治领域“润物细无声”地流动着。*十六届三中全会，出人意表地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第一项议程，发出了以*为总书记的*中央，决意发扬党内*的信号。随后，四川雅安市举行了*执政以来第一次县级党代表*。在*的实践中学会*，以党内*促动人民*，成为观察人士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判断。
最近7年，在人大、政协这样的宪政平台上，“协商*”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风向标意义，越来越明显。2004年，执政党自己发出“执政面临考验和挑战”的声音。诸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举措，意味着*将努力实现从拥有绝对领导权到合法性执政的转变，由“封闭状态下执政”走向“开放状态下执政”。2003年以来，*在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庆祝人大成立50周年、政协成立55周年的历次讲演中，都突显了宪政的价值。从私营企业主代表盛况空前的十届全国人大，到“私有财产”入宪；从无党派人士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到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不知凡几的政治安排，谕示执政党正在利用人大、政协平台，与社会各阶层展开政治对话和利益协商。
*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向的领导，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完全的自由主义决不可能，但权威主义的痕迹将进一步淡化，以协商为基调的基层*将向更为广阔的层面推进。2005年，浙江温岭市泽国镇财政体制改革，把被中央编译局授予“创新奖”的“*恳谈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协商*”，一个不过20年历史的西方*概念，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现实的工具。2005年春天，*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撰文说，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协商*的一种形式，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
第三部分 新闻：从云端飞往民间 中国可能的变化（3）
最近7年，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改革从未发生，但替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行政体制改革，却在飞快运转。政治问题行政化，已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2004年，《法治政府十年纲要》出台。新一届政府向全体公民承诺的公开、透明、高效、廉洁、*，这些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遵循的行政原则，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尊重，尽管政府一时还未必能做得像民众期待的那样好。从2003年的SARS疫情到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从2004年规范官员“下海”到2005年整顿“官煤”，从2003年干部引咎辞职条例的出台到2006年《公务员法》的面世，再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中国政府这个层面的改革，还是给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以信心。
经济领域：绿色化，*化，法治化，独立化，全球化
无需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特别指出，最近7年，每一个中国人都体悟到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化浪潮。绿色GDP的妇孺皆知，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国际风波，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引咎辞职，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环境问题谈判，所有这些被爆炒的新闻事件，不过是中国经济绿色化湖水中泛起的几朵涟漪。
虽然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的部分地方官员对环保环评有些举棋不定，但是，中国速度中的危机，全球化进程中的争吵，仍然里外夹击，共同夯实了中央经济决策层走绿色循环经济的决心。肇始于“铁本事件”的宏观调控还是要进行到底，无论宏观调控在地方遭遇怎样的反弹，改传统的单向直线式生产模式，为现代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告别资源消耗，走向质量为先，已是未来中国经济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最近7年，*化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愈发突出的新动向。所谓经济*，是中国新左派人士创设出的一个新概念。尽管自由派人士毫不留情地批驳了这个“伪概念”，但在“人民需要新概念”的中国，一再被误读的经济*，还是倔强地存活下来，并被公众理解成：*原则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实验和适用。像当代欧洲曾经的经济实践那样，通过利益代表组织达致经济*，在中国或有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
最近7年，我们看到经济*为民间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经济维护市场公正，开辟了通道。和所有崛起于草根阶层的NGO一样，8岁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是一家和政府没有任何姻亲关系的民间商会。他们不仅利用他们日益主流的政治身份为会员企业维权，还影响到事关全局的经济领域的公共政策，把民间经济人士参政议政的权限发挥到极至。他们独立于政府，却不时受政府委托，像“第二经贸委”似的，在商人和政府之间往复周旋。曾经，它们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个案，而今，已成往事的“私有财产入宪”，早已使类似组织在中国渐成常态。
作为最近20年成长起来的新的利益代表，私营企业主阶层早已是撬动经济*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是私有财产最为坚定的捍卫者，也是少数人眼中财富的掠夺者。国家机器要保护他们在旧城改造中赢取的利益，也要听取被“暴力拆迁”撵出家门者的控诉。当满足了前者“保护私有财产”的诉求时，后者在失去土地和房屋后要求得到合理补偿的声音，就必须得到国家的尊重。所以，私营企业主作为非传统的利益集团，在对抗国家谋取本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为自己套上了紧箍咒，不能在官商勾结中为所欲为，掠取大众的利益。未来，以“私有财产”和“合理补偿”为关键词的争端将越来越多，国家权力和大资本的行为边界，需要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来厘清。
第三部分 新闻：从云端飞往民间 中国可能的变化（4）
最近7年，独立化渐趋引领中国经济领域的方向。自2004年始，“自主创新”成中国经济视域的一个新名词。2005年秋天问世的“十一五”规划，赋予这个新名词以无尽的生命力，预示着中国经济战略方向，将从20年来秉承的“市场换技术”，转移到“自主创新立国”。2005年，“神州六号”第二次把中国宇航员带进人类共同拥有的太空，第一次让中国人领略到“自主创新”的可能及其价值。
虽说独立的自主创新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立马挥别“市场换技术”，但是，中国的官员和民众都意识到，自主品牌和自主开发的技术一定是我们未来争取的方向。入世以来，面对欧美国家坚固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以及反倾销、知识产权诉讼，中国的地方官员已经萌生没有自主品牌就只能拱手让出市场，缺乏自主技术就只能“人家吃肉我喝汤”的危机意识。虽此，无论是经济决策层，还是具体而微的经济体，都不会像头脑发昏的先人，重返闭关锁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时代，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解释的那样，自主创新不等于闭关锁国时代的自力更生。
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浪潮，一度让中国经济人感到些许失望，但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并不会因此发生逆转。被绑上全球化战车的中国，已无路可退。依据中国入世的承诺，2015年以前所有成员国承认我们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然而欧盟及美国、南非等国家自说自话地参照第三国的反倾销规则，让我们根本无法等到那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让更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将在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官司中，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处处吃亏。可是，要赢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就必须尽可能地祛除官办色彩。
表面上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变迁，是中国自己的经济选择，事实上却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利弊权衡。2006年，摩根大通中国研究部主管兼首席中国经济师认为，中国经济在这一年面临的三大风险因素中，有一项是美国的经济动向。现在，美国能否抗得住金融危机的袭击，不仅是奥巴马的头痛，也是中国经济界不容回避的问题。
这就是全球化。
社会领域：新社会主义
最近7年，无论是中国经济长势喜人的前段日子，还是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最近两年，中央政策指挥棒在社会领域挥舞的细枝末节，总让人联想起1935年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实施的社会保障运动。
2005年，每年例行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度决定将投资方向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以社会主义来修饰的“新农村运动”，将统筹发展战略均衡战略推至峰巅。2008年的中国农村，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水，村村通电视，村村通电话，将不是乡村老汉对着孙辈们畅想未来的梦。虽然“公共事业振兴署法案”，“社会福利保障法案”，以及被艾森豪威尔称为“日渐增长的社会主义”的“田纳西河流管理局法案”，是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遗产，但“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安排贫民就业”、“让饥者有果腹之食，让寒者有御寒之衣”、“推进大规模的地区发展计划，为4万户乡村家庭提供低价电力，挽回常遭洪水淹没的土地”的价值指向，都能与中国最近7年的社会体制改革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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