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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可对。对您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次回到日本，发生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痛苦和种种问题，幸得兄长的厚情援助，我是多么幸福呵！”羽太重九在这封信中感谢鲁迅为他的婚事操心；又说，他打算在近期内开铺子做买卖，必须筹措一千元的资金，再次函请鲁迅大力帮助。羽太重九在这封信的附言中还提到北洋军阀政府当年8月12日罢免鲁迅教育部佥事一事。羽太重九对中国教育当局的倒行逆施表示气愤，并希望鲁迅“今后更加努力奋斗”。俗语云：“肺腑如能语，医生面如土。”我不知那些“私典探秘”专家看到我援引的这封信之后，是面色发黄？还是面色发红？抑或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近些年来，解构革命话语，颠覆鲁迅作为革命家、思想家乃至于文学家的形象，已成为文艺界、学术界的一种时尚，只不过颠覆者各有各的绝招，各有各的路数。如果一定要把颠覆者分为九流，那么“私典探秘”的勇士位处哪一流呢？
莫以臆讹传恩师
——唐振常先生两文指谬
？ 李廷华
由钟敬文、张岱年名誉主编，邓九平主编，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名人书系》中有一套《谈恩师》，从梁启超谈夏穗卿始，至黄天骥谈董每戡终，共一百七十三篇。大多是名人写名人，有些情真意切，使人看到名人生活中的幽微意趣；有些属事赅实，可资钩弋文化学术的流脉传承。但其中也掺杂着一些漫漶大言之篇，乖违事实，致成荒谬。唐振常先生的《想起了吴雨僧先生》一文，述及吴宓先生生平，便出现多处明显讹误。如唐文转述“谣传”说吴宓先生在全国解放以前“削发入山，后又还俗”，“不知怎么的，去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又不知怎么的，竟然放弃了他几十年执教的西洋文学，当了图书馆馆长”（《谈恩师》第656页）。事实上吴宓先生从来不曾出家，也没有放弃本业，更没有在西南师范学院当图书馆长。唐振常先生在四十年代初期的成都燕京大学听过吴宓先生的课，又可以说是现存不多的吴宓弟子。但是，从《谈恩师》一文看来，他对吴宓先生的了解实在还不如未入先生门墙的一般读者。他记得吴宓先生曾执教于燕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却忽略了解放前夕吴宓先生实际是受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之聘，执教于此间的外文系。吴宓先生是从武汉应聘往重庆任教的。吴宓先生逝世于1978年，唐文却记为1977年。
唐先生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史实的准确应为治史之首义，何况是写自己的恩师呢。再看唐文述及吴宓先生立身行事大节时和真实相距有多远。唐文说：“先生有父母之命的乡妻在陕西老家，长年是一人在外生活。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就和我们学生同住于县文庙中，不过他独居一室而已”。这里，不是转述“谣传”，俨然体己声口。事实是：吴宓十几岁便从陕西老家考上清华学堂，尚未谈婚论娶，哪里有什么“乡妻”？他的元配夫人陈心一女士是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吴宓在美国留学时和陈心一之弟陈烈勋同学，经其介绍，吴宓从美国回来后即与陈女士结婚。据《吴宓日记》，成婚前，他曾往杭州拜见岳父，陈女士也随他往上海拜见公爹。吴宓和陈心一共生下三个女儿，其中之一吴学淑还和唐振常是成都燕京大学校友。唐文还说：“先生与乡妻毫无感情可言，他早年爱上了他的女学生毛彦文，倾全力培养毛彦文出国留学。”这就真正叫“打胡乱说”了。毛彦文和陈心一是浙江女师同学，比吴宓只小四岁。吴宓的清华、哈佛同学朱君毅和毛彦文结婚、离婚，吴宓都对毛彦文有所帮助，因同情而成单相思，在很长时间里是学术文化界的话题。吴宓自己也不讳谈此事，早在执教清华时便常在讲台上对学生倾诉衷肠，并写成诗歌多首发表。唐先生对这些情况显然一知半解，又要硬写，便多出误讹。这已经背师恩而乖文德，可是，唐先生不思己妄，徒指人谬。唐文说：“先生的学生、剧作家李健吾，以此事写成话剧《新学究》，从而嘲讽之。先生确乎有新学究之气，但我认为做此事有失忠厚之道，更非学生所应为。1946年，在上海我偶对李健吾先生言及此意，李先生仍不无自得，说他很了解雨僧先生。嘲弄老师的痛苦，实在是并不了解老师。”《吴宓日记》曾言及对李健吾作《新学究》之不满；以吴宓单相思入文的，还有钱锺书。但吴宓先生愤怒之后，也自谅学生辈拿他做题材，实出于这题材本身的意义，并非对他个人的不恭。《吴宓日记》中记叙了《新学究》剧本发表前后吴宓由气忿而冷静终于谅解的全过程。1937年4月1日，周煦良告诉吴宓，李健吾的三幕剧《新学究》即将在某书店出版，“以宓为题材，描写失实，而讽刺过恶”（《吴宓日记》第六册第99页）。这时吴宓并未看到剧本，“以此大为郁愤，觉非自杀离世不可”。同年5月5日，吴宓记道：“接煦良函，言李健吾之《新学究》剧本已出版，劝读时宜冷静之云云”（《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21页）。到5月15日，李赋宁给吴宓送来了《新学究》剧本，吴宓读完后写道：“细察全剧，盖模仿Molieres‘Misanthrope’（原注：莫里哀之《恨世者》），目的在讽刺而滑稽，未必专为攻诋宓而作”（《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28页）。从吴宓先生自己对《新学究》的态度可见，他一旦弄明白这是文艺创作，便未再耿耿于怀。以后，他还将自己的经历作为素材提供给潘伯鹰，让他写小说。唐振常先生在批评李健吾先生“有失忠厚之道”时，实际上提出了为文的道德问题。李健吾写的是戏剧，评判标准应该是艺术性（吴宓先生便读懂了它的“滑稽”）；而唐文是纪实文章，首要在真实性。言艺术而胶柱真实，似护持“恩师”而实不知师；谈真实而讹传虚造，形膜拜而终落秽亵。
唐先生是报刊上常见文字的名人，仅我所见，谈及前辈，失据出乖不止一处。他发表于《文汇报》 1998年9月16日的《顾老三封信》中，说顾廷龙先生生前“以钟鼎文写苏东坡句‘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赠他。顾老并特为言说：“内容要和你相符。”唐先生得赠后说：“一饮千盅不能，挥毫万字更不敢，但此句却符我时有不羁之一面。”文章写得很热闹，却遗人哂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这不明明是欧阳修的《朝中措·平山堂》吗？任何一本普及性的宋词选本都收得有，欧阳修的版权怎么被唐先生赠送给苏东坡了？即使顾廷龙先生一时记忆有误，唐先生公开发表文章总该检核一番吧？ 看到《谈恩师》中的唐文，文末注明这篇文字写于1989年，而该书的出版时间是2000年。十多年间，有关吴宓先生的材料层出不穷，唐文中关于吴宓先生经历出处的多处讹误却不加修改，原样搬入颇具魅惑的《中国文化名人书系》。唐振常先生是有影响的史家，倘若有人引据唐文而称吴宓先生弃“乡妻”，做和尚，以讹传讹，岂不成了读书的过错？倘若一些常识性的东西读者也须得三翻四覆才能得其究竟，读者之累，岂不是作者之耻？昔贤说“一事不？
王朔的圈套
？ 靳 原
在跨入新世纪的头一年，王朔继一部长篇小说之后，只用了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陆续推出三部文章结集，以密集度颇高的轰炸昭示再度出山。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的几本书里没有了他所擅长的以文学形象说话，而是代之以评论、随笔、访谈对话等说理性文字，他要借这种新的方式直接发言。应该说，他语言的机智与调侃，都不失其惯有的风格，而他凭着近十年对大众文化圈的涉足与关注，亦能时而道出作为亲历者的切近感悟，还有他对作品和世相的指点品评，同样不乏点穴入骨的精到之笔。只是留在他书中的缺失，也总是那样显豁刺目，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其观点有何偏颇，因为任何极端的言说，都不妨可以视为一家之言，姑且算作是聊备一说。他那值得关注辨析的缺失倒是，在一些重要的认知判断上，他常常无法做到自圆其说，以取得说理辩识的自洽，而究其原因，则是由于他频频跌入自设的陷阱。
王朔广招物议和诟病者之一，是他的所谓反智倾向，这大多见于他就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言。其实，作为一个构成复杂且又广泛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在作为一个实体和集合概念被界定时，可能因为这个概念内涵在定义宽窄上的差异，它的包含对象和适用范围，也就是这一概念的外延会有相应的不同。也正是有了这个颇具弹性的伸缩空间，王朔便莫衷一是地玩起了语言游戏。他对知识分子的拒斥与认同，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表达的：就因为在他看来，中学时代的老师们有过不通人情和妄自尊大，且拿知识当作了恃强凌弱的资本，这便给他留下了恶劣印象，“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他的这份印象和认识之强烈，以致于到了这种程度，“我也认识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即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行将我推回原处”。他没有试图去作出解释，为何他那么容易回到自认为褊狭的原处，却是一任这种感知漫延泛滥开来，锋芒所向几近于无孔不入。比如，他认定了“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而知识化或概念化显然又系知识分子所为，偏偏他在个人的文字生涯里，常常“不知道怎么摆脱概念的控制”，于是就有了恨屋及乌，“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前述引文均出自《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见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无畏》）。不能否认王朔所具有的敏锐，他显然从一个庞大的集合体中透视到某些个体，从一个群类实体中悟得某些属性，但这并不能成为由此以偏概全并反戈一击的全部理由。面临一个判断对象，对其全部外延只作有限把握，却爱大包大揽地使用逻辑上的全称判断，这就好像是，他将知识分子化作眼前的一堵高墙，能从中扒抠出残砖碎片，就以之狠狠击打墙面，若不见其轰然坍塌，便不肯爽心快意而去。
当王朔谈到自我身份的归属时，他同样是依照这种方式，悠游自在地玩起了近似大变活人的法术。他一会儿以学历为界，区分出精神的无产与资产阶级，“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大伙指道。专门攒出一词管自己叫‘知识分子’……我在这儿就先一刀切了。凡是念过大学的，都算。……我是一什么呢？我和那帮文盲都是精神无产阶级”（《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见《无畏》）。一会儿他又变了标准，来一番调侃的夫子自道：“他确实是没念过几年书，至今看罗素还在打瞌睡，要他做知识分子，那就是赶着黄花鱼登陆，猴子尾巴立刻露出来，一天也混不下去。”（《我看王朔》，见《无畏》）如果有谁要拿了这些话当真，掉头就会发现他还有不少完全相反的言辞，说是要称为知识分子，他是当之无愧的，以笔为生，朝思暮想，贩卖的都是精神活动衍生物，每一个字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之内，创造价值数以亿计。所谓痞子，也是文痞，他与知识分子之间打的那些架，都叫窝里斗。王朔仿佛操控着一扇调节自如的闸门，在知识分子的概念空间里，他想往哪个方向漂流，全看他一时信马由缰的雅兴所致。初看那些戏言似也只配付诸一笑，大可不必较真，其间层层叠叠且又反反复复的油彩，就权且当作是勾勒了一副飘忽不定的阴阳脸。只是我也读到了王朔的这种表述：“咱们大家都自我批判，然后批判社会，我觉得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要求，是社会分工的要求。是知识分子，就要有清醒的批判意识，就得这么干。” （《谁的理想与价值》，见王朔、老霞《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蒙汗药》）尽管可以肯定王朔在此番言语时的正襟危坐，且一脸严肃地把自己放进这个批判者行列，但我还是像从一个定格太久的油滑扮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