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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一：“忠奸飘忽”（香港学者梁锡华语）。这一些在时人看来扑朔迷离的迹象，被人们都简化为一顶顶“帽子”，物化为一根根“棍子”。由于时间的关系，许多历史真相如今还无法洗去尘埃，但我们也不妨反问一下，难道蒋、陈或日本人对他的尊崇就一无是处？莫言有一段话说得好，我辈只好照抄如下：
其实早在鲁迅、郁达夫等人留学日本之前，日本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干部训练基地。孙中山他们那一拨就不用说了，更早的还有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都是看事不好，拔腿就跑。往哪里跑？往日本跑。后来的徐锡麟、秋瑾、邹容、陈天华、黄兴……这些打黑枪的、扔炸弹的、剪辫子的、跳大海的，总之是几乎所有的跟大清朝做对头的，几乎都是在日本洗了脑筋受了训练。包括后来的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这些人，也都在日本学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回到中国后成了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再后来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是一遭通缉或是一有失意就东渡扶桑，而且总是能在那边弄出点浪漫故事来。那么，起码是在这些时候，日本人里还是有许多的好人，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但很快，日本人就打到中国来了。我相信，日本的侵略中国，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烧杀奸淫，会让上述那些在日本留过学或是居住过的中国人心中百感交集，包括郁达夫。但郁达夫最后还是被日本宪兵用手扼住咽喉窒息而死。
近年来我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去年也曾经去日本住了十几天。面对着彬彬有礼的日本男人，面对着“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日本女人，我总觉得那些在中国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不是从这个岛国上出去的。但事实上他们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些彬彬有礼的日本男人和温柔的日本女人的父辈，亦或那个在大街上踽踽独行的面孔慈祥的老人就是一个当年的军曹。怎么会是这样呢？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当年那批鬼子，是战争这个特殊环境的产物。特殊的环境需要特殊的人物也造就出特殊的人物，特殊的环境能把人变成野兽，在一个吃人的环境里，如果你不参加吃人的活动，很可能就要被人吃掉。这不是民族的问题，更不是人种的问题。这是政治家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的问题。（《我支持寻找郁达夫遗骨》，2000年6月30日）
现代文学史上的郁达夫无疑是个异数。朱学勤说：“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2001年中国年度最佳随笔》）其实，人们对于郁达夫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是把郁达夫一片片撕开了看，来嚼。问题在于我们已经不觉得奇怪了。梁锡华讲过：“最叫人意乱情迷的是郁达夫了。说他左，他有时资产加封建；说他右，他又歌颂过普罗和革命……”（《曰忠曰奸》）这里的“左”、“右”才是问题的实质。与千年前的“牛”、“李”之分、“忠”、“奸”之别、“节”、“淫”之类毫无二致。
“左”与“右”无疑不仅是二十世纪史中重要的关键词，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关键词。至于划定“左”与“右”的标准是什么，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我们国内的文学圈子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标准。只好听任“有识之士”揣着良心“信口开河”了。这也就难怪五六十年代的“右派”们一个个对天上掉下来的这顶“帽子”不服气，平反或摘帽后，仍然耿耿于怀了。一些会识风向者便掌握住这个“话语权”，先把别人划在“右”边，满以为自己就属于“左”边了，但谁想，一夜间，自己也被莫名其妙地划在了“右”边，历史就是这么滑稽。周扬不就是这么个例子么。而郁达夫生前似乎并没有被划成“左”或“右”派，但总归有“左”或“右”的嫌疑，干脆就叫“颓废派”了。而在七八十年代的平反中，郁达夫当然不属此列，况且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也就无帽可摘，无反可平。这顶“帽子”就这样永远地戴下去了。任他一如“人海中间一点萍”地永远地飘忽在半空中。
然而，还是有人想给他划个“左”“右”，梁锡华先生就面临这样一个困惑。
论及郁达夫的思想行为，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但究其基本线索却很简单：1913年，十七岁的他赴日本留学，十年后回国。在这段时间里，达夫留下了赴外寻妓的记载，联系起1921年出版的《沉沦》，便构成了后来研究者所谓的“颓废”；后来又发生了“毁家诗记”事件，引起文艺圈内的轩然大波。1938年，郁达夫离开祖国前往南洋。这三段其实是研究郁达夫前后三个时期的思想、文学最好的基本线索，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却执著于他的私生活心态，较少关心他的创作。
身处晚唐一片狎妓风气中的李商隐，是在晚年失去妻子之后，无法排斥的痛苦促使他涉足青楼妓院的；而身处二十世纪初叶那种迷茫的时势下的郁达夫，他与妓女的渊源与他年青时的苦闷同样是分不开的，况且在他的诗文中，他把“解剖刀”时时伸向他自己的灵魂深处。而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边在南洋写下不少的政论，鼓舞人民抗日的勇气，一边做着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非“左”非“右”的郁达夫，偏偏就如非“牛”非“李”的李义山一样，落到了同样的一个历史和文化语境“后台”（韩少功语），这种历史的“巧合”，毋宁说是历史的尴尬。
杜鹃声里过花期
？ 刘诚龙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才子佳人恋，以卿卿我我始，以劳燕纷飞终，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却又凄凄惨惨的琴瑟悲歌。初恋之时，爱得死去活来，到头来，又恨得吐心沥血，一对神仙侣成了仇怨偶，终竟让后人唏嘘。
达夫先生才华横溢，有名士风度却又身世凄凉。人之常情是爱慕佳人，究其底又偏爱才子，所以郁、王之婚变，大多同情达夫先生，多有责斥王映霞者。易君左在一篇文章中说：“然而，我总有一个定见：王映霞无论怎样美，嫁给一个郁达夫，总算是三生修到。我对这位朋友是深致敬慕的，他是一个人才、一个天才和一个仙才……单凭《达夫九种》，王映霞亦足千古。”易先生在文中流露的是扬郁抑王的情绪，虽不曾直骂王氏不识英雄，却也间接批评她“出了英雄而不懂得爱惜”。在郁、王之恋中起过“穿针引线”作用的孙百刚，事前对郁、王之恋不甚支持，认为达夫先生是使君有妇，而映霞却罗敷无夫，映霞不应嫁给“二道贩子”，事后却转了向。他说：“我一直认为，没有这一场婚变，达夫先生根本就不会投荒南下，因此，后来就不会不明不白地遭了日本人的毒手。”孙先生心底里是把王映霞做为达夫先生隐形杀手看待的，这是“现在想起他们的离合经过”，孙先生“反而要站在达夫这一边的原因”。鲁迅先生与达夫是好友，他看得当然不至于这么狭隘，却也有所偏袒达夫，对王映霞有点不太信任的意味。先生在《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中有句云：“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达夫后来想起先生这诗，才深懂此语之含意。他在《回忆鲁迅》中写道：“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是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话似乎是说，鲁迅先生早就看出王映霞有背叛之心。
郁、王之恋到底谁是谁非，恐怕只有郁、王才知晓。婚姻是一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家方可解会，而且即或是郁、王两人，也恐怕是各有心得，郁达夫穿着，有自己一番感触，王映霞穿着，又何尝没有自己的感觉呢？当年，王映霞初会达夫先生，正是豆蔻韶华，她长身玉立，体态微丰，面如银盘，眼似秋水，读书时节一向有校花之名，成年之后，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居当年杭州四大美人之首。达夫先生当时已有妻室，儿女绕膝，年长映霞十多岁，按世俗之婚配，达夫未必是映霞最佳人选。无奈达夫先生乍一见她，惊为天仙，顷刻间坠入情网，无从自拔。王映霞有倾慕，却乏爱意，她所倾慕的是一个才子，要去爱恋的却是一个食五谷的人，从倾慕到爱恋，犯点踌躇，也是不难费解的，但其中距离较近，几步即可逾越，故在达夫先生的凌厉攻势下，王映霞终于做了爱情的俘虏，十余年间，两人相濡以沫，各倾注一腔真情，恩爱无比，因而赢得了“富春江上神仙侣”之美誉。
郁、王之婚变缘起于第三者插足。达夫先生得信，将遭国民党之暗算，他深感上海险恶，因而不顾鲁迅先生等人的劝阻，移家杭州，几乎花了历年积蓄，在杭州筑下爱巢“风雨茅庐”。他说：“一九三六年春，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是我毁家之始。”正在达夫先生南下期间，王映霞耐不住寂寞，当时亦算是达夫好友的许绍棣乘虚而入，于某夜饭后，把王勾上手，致王失身，并由此同居。达夫先生在诗中写道：“贫贱原始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在达夫先生的眼里，王映霞之所以委身许氏，是因为王氏嫌他贫穷而位不显。先生曾直言：“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故。”先生又云：“姬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荣名，自对人自称厅长夫人，予以取乐。”现在想来，达夫先生此番言论也许是伤心怪罪之语，心中莫名悲愤却又莫名所以，故以映霞爱慕官僚不爱文人而罪映霞。达夫先生毁家之后，用语常失分寸，譬如：“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日寇来奸淫要强得多。”此话当然有锥心之痛，初读似乎看到达夫先生的“民族感强”，细细揣摩，对王映霞恐怕存有毒咒之意。王氏作为女性，当然有虚荣心，但是否因为见官而不惜失身，此论未必道着。映霞与许氏同居之日，正是达夫做官之时，先生应福建省党主席陈仪之邀，赴福建任省参政，据称，陈仪也拟任先生为教育厅长的，但虑先生文人气质较浓，口出常无忌以及人事有纠葛而作罢，任之为参政，实质拿的也是“厅级干部”的薪金，级别上与许氏无差，说王贪官恋贵，有失公允。事实上，达夫先生遭难后，王映霞也没嫁许氏，也没再傍大官，只与在重庆招商局任职的普通职员钟贤道结婚以度余年。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郁、王婚恋与婚变之中，缘的是爱情，毁的也是爱情。王映霞当初义无反顾，冲破种种樊篱嫁给达夫先生，为的是爱情，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要的是全部的爱情，而非一部分爱情，正因为此，她投奔爱情之始，便已埋下了爱情悲剧的伏线。达夫先生此前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孙荃女士，在追王期间，他屡次要求离婚，王亦曾以此作为前提条件，奈何后来生米煮成熟饭，王也便低调处理，尽管达夫先生爱王胜过爱孙百倍，而在王映霞之心底，终究是一块疙瘩与难以愈合的伤痕，问题是，达夫先生常常不小心地去揭这块伤疤。达夫先生作为风流名士，其行为多有不检，不但偶有寻花问柳之举，而且还常常直接伤了王氏的自尊心。在其“五四”以来的新思想中，还顽固地残存着传统的古香之梦，其骨子里有着“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妻妾俱备的自鸣得意。他屡以妾直称王映霞，在婚变之后的《毁家诗记》中称之为“姬”与“下堂妾”，便是明证。即或在婚后不久，先生写了一首《登杭州南峰》之诗，其有句云：“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把映霞比作苏东坡的姬妾“朝云”，戳到了王映霞的伤心处。后来又以白居易自居，将王比作白居易的通房丫头樊素。也许这表面是个名分问题，究其实际，是爱情问题。在名分上，作为新式女子的王映霞也许不会多加考虑，她为了爱情是会赴汤蹈火的； 在爱情上，这又正是作为新式女子的她所不能容忍。她之红杏出墙，怕在内心也有你来我往的报复之心。她私通许氏，却又没嫁给许氏。达夫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许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起上了武汉。”此段叙述如真确，说明的正是映霞对爱情专一的执着，她是不愿过只有肉欲没有真情的生活吧。她说：“对于婚姻，对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