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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张驰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13〕关于所谓“人工的自然”，可进一步参见＇美＇赫伯特·A·西蒙：《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7〕直到今天，虽然各种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汹涌而来，但仍然无法压倒那样一种“精神家园”的崇高魅力。倒是产生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社会处境给我们的“精神家园”带来了致命的威胁，而这正是本文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20〕〔21〕＇加拿大＇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22〕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的分裂已经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被提出来，只不过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自信和肯定倾向。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学者和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皮科在其《论人的尊严》这一重要著作中谈到造物主对人的神谕：“我把你造成为一个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你可以堕落成为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
〔23〕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徐式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2页等处。
〔24〕 〔29〕 以下内容参见：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25〕＇德＇荷尔德林：《致流浪者》，转引自《诗化哲学》，第一章第六节；以下未另注出处者同。
〔26〕 关于“赢家通吃”的问题，请参见＇美＇罗伯特·法兰克等：《赢家通吃的社会》，席玉苹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7〕＇奥＇里尔克：《城市总是为所欲为……》，见《里尔克诗选》，臧棣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8〕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31〕＇美＇E·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边码第24页。
〔32〕 我觉得，“隐忍”是一个与“慈悲”相对应的词，但“慈悲”更适合用于具备无限性的佛或神，而“隐忍”可能较适合用于受有限性（之“罪”）局限的人。
〔33〕＇德＇弗罗姆：《爱的艺术》，陈维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79页。
道德缺席的时代？
？ 何中华
近期，美国巨型企业接二连三地爆出“冷门”：“安然”、“环球电讯”、“世界通信”、“施乐”、“默克”等公司因财务丑闻纷纷落马。美国最大的天然气采购和销售商、列2000年《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排名第十六位的安然公司东窗事发，该公司为了掩盖亏损的事实，在2001年竟虚报赢利近6亿美元，并隐瞒10亿多美元的巨额债务。同美国电信业巨头世界通信公司相比，安然公司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世界通信公司承认，该公司在2001年全年和2002年第一季度将三十八亿美元的经营开支记到了资本开支帐户上，从而使该公司这一期间的经营业绩从巨额亏损变成了盈利一亿五千万美元。而美国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就有三个出了问题，安达信、毕马威和德勤因审计记录有严重问题而成为被告。它们就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而不可收，着实让无数善良的人们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勇气去面对所发生的事实。有人把这一震荡称作“金融界的9·11事件”，其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一桩桩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务丑闻，颇为耐人寻味。它让人不得不追问：我们是否真的进入了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
长期以来，作为成熟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现代企业制度，被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奉若神明，津津乐道。诚实守信的道德桂冠总是被廉价地戴在它的头上。不少人拿它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内在一致性，似乎是向对手抛出了一个最具威力的“杀手锏”。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大公司财务丑闻的曝光，这类市场道德“迷思”便出人意料地被颠覆和证伪了。它带给人们的震撼，就像一座看似无懈可击、完美无缺的巨无霸式的宏伟大厦突然之间在根基处出现了致命的裂痕一样。它的后果无疑要比经济本身的危机深刻和严重得多。难怪纽约《新闻日报》发表评论称，目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急关头”。《商业周刊》也强调：美国资本主义一场一百年来最大的危机正在到来。因为它不啻是经济危机，更意味着道德危机、信任危机和引发对人性本身的怀疑。
当然，你可以说最近所披露的美国大公司财务丑闻只是个别现象，只是一些个案，并不足以证明整个现代制度安排的道德危机；或许你也可以说，不论怎样，这些问题毕竟是在现行体制下被揭露出来的，从这一点看，仍然需要对市场经济保持足够的信任和虔诚的肯定。对于这类似是而非的辩护，我实在不敢苟同。
那么，先让我们来看看市场经济同样发达的德国的情况吧。德国企业界一向以“廉洁、守法、诚信”而享誉世界。但据最近一期德国《经理》杂志报道，贿赂、欺诈、损公肥私等腐败现象和信任危机，正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德国企业界。例如，博多·施纳博尔作为ROAD公司的负责人，为了抬高公司股票的价格，竟然虚构了百分之九十的公司营业额，使投资者大上其当；原ABB德国公司总裁米·波尔在瑞士开设了行贿专用账号，涉嫌行贿案件十八起；巴伐利亚官员保险公司总裁施威克特涉嫌受贿一百四十万欧元……据德国联邦刑警局统计，2000年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达一千二百四十三起，而1994年只有二百五十八起，短短几年增长了约五倍。另外，一些大企业的股票价格在不断下跌，但企业领导人的薪水却直线上升，如德意志银行的董事，2001年人均年薪超过七百万欧元。职工偷盗、企业拖欠货款也盛行起来。在建筑业，百分之七十八的破产企业表示，他们破产的原因是收不回钱。一家汽车制造厂在两年内丢失的发动机零件价值在一百三十万欧元。有关专家估计，职工盗窃给德国企业造成的损失在二十亿欧元左右〔1〕。
让我们再来看看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发生的“疯牛病”的例子。其实，“疯牛病”早在1984年就已经出现并被发现。一些科学家认识到，这种疾病可能迅速蔓延，必须采取措施。英国农业部却不以为然，而是把疯牛病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从羊传播到牛的一种瘙痒病。到了1987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报告说，这种脑组织呈海绵状改变的新型疾病可经食物传播，目前无法医治，也无法检验其是否传染。然而，出于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英国农业部竭力阻挠对疯牛病的追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疯牛病的造成，还是疯牛病的蔓延，都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欧盟政策的刺激和英国政府部门的扶持下，牛肉生产在1990年出现过剩。于是以动物尸体为原料的饲料加工业在英国一片兴旺。而为了降低成本，英国饲料加工业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就故意降低加工温度。就在英国开始禁止用肉粉饲料喂牛之后，政府却鼓励将这种危险饲料向欧洲大陆和第三世界国家出口。英国甚至把患了疯牛病的病牛屠宰后继续加工成肉粉饲料出口。正是在1991年和1992年期间，大约有一百万头被感染的英国病牛进入了食物链。直到1996年3月20日，英国政府才不得不首次承认，疯牛病有可能对人造成危害，新型的克雅氏病很可能同疯牛病病原体有关。负责调查疯牛病在英国蔓延的菲利普爵士事后指出：英国农业部不愿看到令人不愉快的研究结果，有意向议会和其他官方部门封锁消息，是造成贻误制止疯牛病的时机的根本原因〔2〕。
法国的情形又怎样呢？它同样不容人们乐观。手头上有两个现成的例子，不妨说说。其一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二大传媒集团，法国媒体巨子维旺迪环球集团最近被指控虚报假账而有可能成为“欧洲安然”。2002年7月2日，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登的《维旺迪公司会计内幕》披露说，维旺迪集团企图在该公司2001年账目上“增加”已经出手的十五亿欧元股票交易额，但在这一取巧手段被法国有关财务管理部门发现并下令制止后，不得不放弃“做假账”的阴谋。维旺迪公司发布的财务报告显示，这家公司在2002年的亏损额高达一百三十六亿欧元。如果上述报道属实，维旺迪环球集团将是第一家被控“和安然一样报假账”的欧洲大公司。另外，最近闻名于世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工业出现销售者将真正的波尔多葡萄酒稀释，制造出大量的伪劣酒，有的公司甚至把外地产的酒运到波尔多，贴上当地的牌子，再以波尔多酒的价格销售，这在欧洲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3〕。
其实，即使在美国，商业道德的堕落也决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从历史上看，它一直伴随着商业活动和市场行为。这里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就是美国的“石棉事件”，另一个是IBM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不光彩行为。
接触石棉能导致石棉沉着症一事，早在1927年就被人们发现了，而石棉能够致癌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业已被发现。但是，美国石棉工业对此发现长期保守秘密。它们利用石棉致病的潜伏期长，不易被发觉的特点，一直保持缄默。在1935年，当美国石棉行业杂志主编请求准予披露事实真相时，石棉工业巨头萨姆纳·辛普森对他的公司法律总顾问范迪维尔·布朗表示：“我想关于石棉谈得越少，我们的情况就越好。”布朗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想法，使石棉沉着症的宣传少到最低程度，就是对我们利益的最好服务。”事情的真相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大量的石棉工人发病，才被揭露出来。因为后果是严重的。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估计，从当时到二十世纪末，将有八千五百到一万人可能死于石棉导致的疾病。而这就是从1940年到1980年期间让数以万计的工人接触石棉的代价〔4〕。显然，隐瞒真相的惟一动机，无疑是公司的商业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IBM公司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为纳粹德国研制一种专门用来对犹太人的个体情况进行记录、整理和分类的打孔机，以便更有效率地屠杀犹太人。这种助纣为虐的行径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才被揭露出来。2001年初，美国著名的调查纪实作家埃德温·布莱克出版了《IBM与纳粹大屠杀》一书。该书披露：托马斯·J·沃森这位创建了日后名闻全世界的电脑业龙头老大IBM的老板，为了巨额的利润，居然公开表示他崇拜希特勒，并且还获得过纳粹德国为其颁发的“德国鹰加星优秀十字勋章”。沃森当时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子公司。IBM公司完全清楚这家德国子公司从1933年起就跟纳粹党的最高层打交道，也早知道它发明的穿孔卡技术（日后电脑的雏形）被德国纳粹党广泛用于1933年对犹太种族的大清洗中。IBM公司通过其子公司直接介入了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而且 IBM公司的技术自始至终介入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达整整十二年之久！当然，如果没有IBM的话，大屠杀同样会发生，但有了IBM提供的自动化技术，希特勒杀人更为得心应手。实际上，IBM公司有些人在第三帝国的十二年间几乎每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可怕的是，IBM宁愿装作不知道。“什么也别问，什么也不许说”是IBM当时的戒律。然而，IBM纽约总部的最高层官员，他们通常是总裁的私人代表，几乎都呆在柏林或日内瓦，他们随时监视公司业务的开展，确保不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事实上，IBM德国分公司是当时IBM海外分公司中最赚钱的一个公司，后来又把它变为欧洲IBM公司的原型。就连IBM公司的创始人沃森也经常反驳对第三帝国的批评，他本人经常到德国访问。更让人叫绝的是，当盟军向德国节节进发的时候，沃森让参战的IBM的职员随时向他报告盟军占领区内IBM公司机器和资本回报情况，然后转让给盟国占领军使用。就这样，IBM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左右逢源，大赚其钱。〔5〕
不可否认，上述这些商业活动中道德堕落的事件，其真相无疑都是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被揭露出来的。但是，如果一种体制不能保证同类现象的一再重演，甚至愈演愈烈，那么这种“纠错”机制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它的价值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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