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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开始进行秘密工作的同时，就公开参与“性政治”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共产党
员，心理和性科学家威廉·赖希发起，为维也纳的工人提供计划生育和性启蒙方面
的讲座。在这个阶段，赖希充满信心地进行着把佛洛伊德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联系
到一起的尝试；这一阶段也正是他对人类的性行为进行的独特的研究的初级阶段，
这些研究后来还为他赢得了个“更好的性高潮的倡导者”的名声，尽管这名声有些
名不副实。赖希认为政治和性压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结合在一起为法西
斯主义起到了铺路垫石的作用。多伊奇积极支持赖希的这个理论。他在维也纳创办
了《明斯特报》，发表赖希的文章和其他与“性政治”有关的作品。维也纳警方虽
然不知道多伊奇在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进行秘密工作，但是其反色情文学部门对
他参与“性政治”运动的情况却非常关注。
至少在几年的时间里，多伊奇成功地扮演着公开身份是赖希弟子和秘密身份是
苏联间谍这一双重角色。1932年，他从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调人苏联克格勃的外国
科，并作为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在莫斯科接受训练。他的化名是“斯蒂芬
·兰格”，代号斯蒂芬，（后来他还使用过“奥托”这个假名字。）法国是他任职
的第一站，在这里，他建立起了通往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边境的秘密穿越点；并为
在法国的渔船上安装战争期间供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使用的电台做好了准备。他的第
二站是英国，正是在这里，他的成就使他死后成了克格勃的不朽人物。
30年代中期对特工的真实身份和档案的保密规定还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和精细。
1934年初，多伊奇用他的真实姓名来到伦敦，声称自己的职业是“大学讲师”，并
用他的学术成就混入了学术界。到伦敦后不久，他就从临时住所搬进了汉普斯特德
的劳恩大道的一所公寓。劳恩大道是伦敦激进的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这里的楼房
后来被称为“劳恩道公寓”，是英国第一批建有外部走廊的“平台进人式”公寓
（这种建筑方式后来被无数的城镇公寓楼房所仿效），在那个时代，也是汉普斯特
德一带最亮丽的建筑。多伊奇住在7号，他的隔壁是著名犯罪小说家阿加沙·克里斯
蒂的住所，那时她正在写《东方快车谋杀案》。虽然有人假想多伊奇与克里斯蒂一
起讨论过她的这一最新作品中的构思，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会过面。
30年代中期的时候，克里斯蒂住在其他地方，很少如果有过的话在这幢公
寓里住。而当时多伊奇则很可能要保持一种低调。这幢楼大多数公寓房的前门从街
道上就能够看见，但多伊奇房间的正门正好被楼梯间挡住了，这就使多伊奇和来访
者能够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进出自己的公寓。为了使自己的学术伪装更加万无
一失，多伊奇在伦敦大学选修了一门研究生心理学课程，可能甚至还曾利用业余时
间去教过课。1935年，他的妻子完成了在莫斯科的无线电操作训练后，来伦敦与他
团聚。 克格勃的档案记录显示，在英国期间，多伊奇共发展了20名间谍并与另外29人
有联系。这其中包括剑桥大学五位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是这些间谍中最出色的，到
二战时他们已被中心称作“五人帮”。他们是：安东尼·布伦特、盖伊·伯吉俾、
约翰·凯恩克罗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吉姆·菲尔比。《七杰》这本非常畅销的
西方小说在1960年发行以后，布伦特他们就经常被称作“五杰”了。多伊奇成功的
关键在于，他经中心批准采取了新的招募策略，即在著名大学里年轻的激进分子掌
握权柄之前就对他们进行培养。在给中心的信中，多伊奇曾这样写道：
在这些大学里，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开展得很广泛而且来来往往的学生的数量也
很大，这样，我们从党员中挑选个别人出来并不会引起党和其他人的注意。人们会
忘记他们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经历。而且即使有时有人想起来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
那么也只会认为那是他们年轻时的一时冲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接班人
的人。我们要做的只是给这些人（招募对象）一个新的（非党员的）政治身份。
由于英国政府里最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来自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因此自然而
然地这两所大学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新兴大学，就成了多伊奇寻找发展对象的根据地。
可能只是机遇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多伊奇招募的间谍多出自剑桥而不是牛津大学这
一现象：在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就读的吉姆·菲尔比是第一个引起多伊奇注意的人。
其他“四杰”都是菲尔比被发展后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布伦特、伯吉斯和凯
恩克罗斯也是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而第四人（麦克莱恩恻来自特里尼蒂教会学校。
多伊奇的招募策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五杰”
都成功地打入了英国外交或情报机关。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高级情报，以至于莫斯科
有时几乎都应接不暇。
1933年6月，菲尔比带着“把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走出了剑桥的大门。
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维也纳国际工人救援组织工作。同时，他还是处于
地下状态的奥地利共产党的通信员。在维也纳期间，菲尔比与高过婚的共产党员利
茨·弗里德曼相识，并结了婚。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次短暂而热烈的风流韵事，并
有了第一次在雪地里做爱的经历（“当你习惯它之后，你会感到非常温暖”他后来
回忆说）。第一个发现菲尔比可以被发展为苏联间谍的人是利茨的朋友伊迪丝·苏
斯契茨基，或许也正是因为她，才引起了多伊奇对菲尔比的注意。伊迪丝本人也是
被多伊奇发展为间谍的，中心竟然给她起了“伊迪丝”这个极其缺乏想象力的代号。
1934年5月，在多伊奇到达伦敦几个星期之后，吉姆和利茨·菲尔比也回到了伦
敦。几个月前，伊迪丝·苏斯契茨基也在伦敦住了下来，并和另一个被多伊奇招募
的间谍，一位英国医生亚历克斯·图德·哈特结了婚。这对新婚夫妇的联合代号是
“箭”。1934年6月，伊迪丝·图德·哈特带着菲尔比来到伦敦的雷根特公园。坐在
公园的长凳上，菲尔比与多伊奇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据菲尔比后来为克格勃撰写的
一本回忆录称，当时多伊奇对他说：“我们需要能够打入资产阶级政府机构里面的
人。为我们打入进去吧广但是在初期阶段，多伊奇并没有告诉菲尔比，他即将开始
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生涯。相反，他使他相信自己是参加了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
斯主义的地下斗争。多伊奇告诉他，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与共产党断绝一切看得
见的联系，并争取博得英国亲德分子和亲法西俾分子的信任。菲尔比自与多伊奇见
面后，立刻有了他的第一个代号，这个代号有两个版本：德语的SOHNCHEN和俄语的
SYNOK。它们大致都是英语里V男孩”的意思。这种做法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
五十年后，菲尔比仍然记得他与一个被称为“奥托”的人的第一次约会。他说
那是“令人惊奇的”：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绝对了不起。我很快就发现了
这一点。而且这种感觉再也没有失去过……一见面，你
就会注意到他的眼睛。他注视着你，仿佛在这一刻世界
上没有什么比你和与你交谈更重要的事了……而且他
这人非常幽默。
在克格勃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另一位指导员能像多伊奇和剑桥“五杰”那样，
配合得如此默契了。虽然“五杰”中有四个都是以一流的成绩从剑桥毕业的，但是
多伊奇的学术成就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辉煌。而且他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同
时具备更丰富的人生经历。他那富于魁力的个性、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对干未来人
类一定能从资本主义剥削和贫富分化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信仰已经浑然一体。他对
自由的解释则对剑桥“五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提倡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解
放，还包括性的解放。这五个人都坚决反对严格的性道德和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英
国那套陈腐的阶级制度。伯吉斯和布伦特是同性恋者，麦克莱恩是双性恋，菲尔比
是个性生活能力很强的异性恋者。凯恩克罗斯是一个坚决的异性恋者，他后来写了
一本关于一夫多妻制历史的书，书的结尾引用了乔治·伯纳德·肖的名言：“所有
女人都更乐于分享一个出色的男士的10％，而不愿独占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凯
恩克罗斯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推崇这本书。“终于
有了这样一本书”，他给凯恩克罗斯写信说，“能够紧紧地吸引住所有主张一夫多
妻制的人。”
多伊奇作为一名控制英国间谍的特工，在近四年时间里，受三个特工的指挥，
这三个特工都使用过多个化名：伊格纳季·赖夫，代号马尔；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代号斯韦德；特奥多尔·马利，他先后使用过几个代号保尔、西奥和曼。1938年，
这三个人都成了大恐怖的牺牲品。赖夫和马利以莫虚有的罪名被枪决了。奥尔洛夫
及时逃到了北美，他以如果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追杀就对外公开他所知道的关于
苏联间谍的全部活动情况相威胁，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1993年出版的克格勃和国
外情报局合作编写的奥尔洛夫传记中，称他是招募剑桥大学里的间谍的“主谋”，
这种说法多多少少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夸张。其一，
是苏联的等级制度。在苏联的体制中，高级官僚通常都会声称其下属取得的成绩是
他们的，而且这些荣誉也会被算到他们头上。声称是奥尔洛夫这位参与30年代在英
国的间谍行动的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发展”了菲尔比就是这种普遍现象的典型例
证。其二，对奥尔洛夫的历史地位进行夸张，更多是出于时代的考虑。把自己视为
克格勃第一总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国外情报局，需要证据来证明西方情报机关和
安全部门的愚蠢。国外情报局可以以奥尔洛夫来嘲弄西方安全和情报机关：在三十
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居然都没有发现剑桥“五杰”最主要的招募人就生活在它们的
鼻子底下美国。在奥尔洛夫于1973年去世前的数年中，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劝他
回国，并以一套舒适的公寓和丰厚的养老金做诱饵，这无疑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克
格勃希望把他树立成一个典型：虽然在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他曾被迫逃往国外，但
和菲尔比一样，“仍然保持着对列宁革命的信仰”，并运用自己受过的高超的间谍
训练，欺骗了西方情报机构很多年。
实际上，奥尔洛夫在伦敦只呆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34年7月份，他在伦敦住
过十天，然后就是从1934年9月到1935年10月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级别比他
低的多伊奇在实施情报活动前必须得到他的批准。偶尔，奥尔洛夫也会主动对多伊
奇下达一些指示。但是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清楚地表明，制定把菲尔比和其他年
轻的剑桥精英作为发展对象的总体策略的人是多伊奇，而不是奥尔洛夫。而且，菲
尔比自己也承认，在实施这个策略的技巧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指导员能与多伊奇相
媲美。
菲尔比为苏联情报部门所做的第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了多伊奇与剑桥大学
里另外两个发展对象唐纳德·麦克莱思和盖伊·伯吉斯之间的联系。1931年唐
纳德·麦克莱恩走进了剑桥特里尼蒂教会学校的大门，如果说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坚
定的共产党员，那么在一年之内他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麦克莱恩长
得英俊滞洒，而且在学术上很有天份，他的父亲曾是自由党的一位前内阁部长。麦
克莱恩＿定被多伊奇视为打入权力机关的几乎完美无缺的人选。1934年6月毕业时，
麦克莱恩在现代语言专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当时他并没有马上表现出要到英
国的政府机关里做事的愿望。他更希望能到苏联去教英语或继续在剑桥攻读博士学
位。但在那年夏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他的母亲，说他准备参加第二年
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这一转变反映出多伊奇对他的影响。两个人通过菲尔比进行的
第一次接触是在1934年的8月。多伊奇汇报说，他已经指示菲尔比与麦克莱恩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