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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这一转变反映出多伊奇对他的影响。两个人通过菲尔比进行的
第一次接触是在1934年的8月。多伊奇汇报说，他已经指示菲尔比与麦克莱恩见面，
与他讨论择业和对外联系等方面的问题，并要求他断绝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开始
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麦克莱恩同意了。但是当时中心不同意多伊奇直接与麦克
莱恩见面，之后的两个月中，和麦克莱恩的联系仍然由菲尔比负责。和菲尔比一样，
麦克莱恩使用的第一个代号有两个版本：德语的WAISE和俄语的SIROTA，这两个词都
是“孤儿”的意思（暗指两年前他父亲去世了。）
当时，还是一个特里尼蒂学院历史研究专业二年级学生的盖伊·伯吉斯正在准
备一篇他永远也未能完成的论文。几个月以来，他一直被代表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
义发动一场地下斗争的想法搞得激动异常。从他后来成为“五杰”之一的事实来看，
他可能是受了秘密“五人帮”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希特勒组织的启发。这听起
来有点可笑。他经常与一些是共产党员的朋友谈论实际上并不成功的德国五人帮，
麦克莱恩很可能也是那些朋友之一。当麦克莱恩违背命令向他承认自己被要求从事
秘密工作的时候，伯吉斯急切地希望得到让他也加人的邀请。
1934年12月，麦克莱恩为多伊奇和伯吉斯安排了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多伊
奇对这位在剑桥名声显赫的人物已早有耳闻。伯吉俾是个精明、善于社交的人，在
谈论有关使徒、在社交上排外但酗酒成性的皮特俱乐部以及愤世疾俗的讽刺轻歌舞
剧等等高雅的文化话题时，他同样也轻车熟路。他从不隐藏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同情
和同性恋的疯好。虽然在那个时候，同性恋是非法的，但他仍然与年轻的工人阶级
男性进行“粗暴的同性恋交易”。一个比多伊奇更古板，更缺乏想象力的指导员很
可能会把无法无天的伯吉斯当成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财富。但是多伊奇却认为，正
是其无法无天的性格能够给伯吉斯的间谍工作提供良好的如果说也有些不寻常
的话的掩护。苏联历史上还没有过象伯吉斯这种类型的间谍。当被邀请参加共
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斗争时，伯吉斯对多伊奇说他感到“非常荣兴，并准
备为此牺牲一切”。他的代号是“小女孩”（正好与菲尔比的代号“小男孩”相对），
明显暗示出了他的同性恋倾向。
像对待菲尔比一样，多伊奇给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布置的最初任务就是断绝与左
派人士的联系，并在思想上与政府保持一致，以便于今后能够成功地打入政府机关。
麦克莱恩成功地使他的母亲麦克莱思女士相信他已经“放弃”了大学时代对共
产主义的幻想。1935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当被问到他
在剑桥读书时的“共产主义观点”时，他决定“毫不掩饰地承认”：
“是的”，我说，“我曾经有过那样的观点，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摆脱它。”
我想，他们一定喜欢我那坦诚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互点了点头、交换了一下目光然
后笑了。然后主考人说：“谢谢你，就这些了，麦克莱恩先生。”
1935年10月，他进人了英国皇家外交部，成为“五杰”中第一个渗透到权力机
关中的人。
伯吉斯则利用他那鲜明的个性特征隐瞒曾经加人过共产党组织的历史。1935年
下半年，他成为年轻的保守党右派国会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上校也是一
个同性恋者的私人助理。他们曾一起赴纳粹德国开展取证工作，但实际上主要
是据伯吉斯称和与他们观点相似的希特勒青年会的成员发生同性恋行为。
伯吉斯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同性恋者搭上了关系。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爱德华·普法
依弗。此人是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厅主任。达拉第于1936年1月至1940年5月担任
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月至1940年3月出任总理。伯吉斯曾经对他的朋友吹嘘说
“他和普法依弗以及另外两名法国内阁成员……曾一起在巴黎的一家男妓院里度过
了一晚。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又唱又跳，并不时地用皮鞭抽打绑在桌子上的一个光着
身子的男孩。”
1935年2月，伦敦秘密情报站出现了安全危机。当时使用“马克思·沃利施”这
个化名进行活动的赖夫被召到国内事务部接受口头审查，在审查他的官员的桌面上
摆着厚厚的标有沃利施这个名字的档案。奥尔洛夫向中心汇报说，看来英国“政府
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但还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因此决定要辞掉他。”国内事务部
指示立刻将赖夫解雇，赖夫只得服从。奥尔洛夫担心英国安全局可能也在调查多伊
奇，因此宣布，作为一项防范措施，由他来直接控制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
他们三人现在有时已经被称为“三个火枪手”了。当时奥尔洛夫把自己伪装成了一
名美国商人，在雷根特街上开了一个出售进口电冰箱的商店。他相信，那时这种伪
装还是安全的。但是在10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安全危机。他偶然地遇到了一个几年
前曾经在维也纳教过他英语、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于是，奥尔洛夫连忙离开了伦
敦，而且再也没有回去，对那几个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间谍的指导工作重新由多伊
奇接管。
在他的指导下，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很快就成长为成熟的苏联间谍。或
许克格勃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在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不是在
协助共产国际与法西俾主义进行地下斗争。不过，他们也不再需要正式的通知了。
正如多伊奇给中心的报告中写的那样：“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为苏联工作。他们非
常明白这一点。我与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党员的基础上的。”换句
话说，多伊奇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他所控制的下级间谍，而是把他们当作在共同的事
业中为了同一理想在他的指导下一道工作的同志来对待。后来，其他没有多伊奇这
样灵活的指导员都非常不高兴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把自己当作苏联情报机构
的官员，而不是间谍。1963年，菲尔比逃到莫斯科之后，他惊奇地发现，和其他外
国间谍一样，他没有军官头衔，而且苏联永远也不会授予他军衔。于是，他用各种
办法误导西方记者，让他们认为他是克格勃的上校，甚或是将军。在1968年出版的
回忆录中，菲尔比再一次谎称自己“是一位任职已有三十余年的苏联情报机构的军
官。”
1935年的安全危机之后，多伊奇和秘密情报站采取了更多的防范措施，以避开
英国安全局和其他特殊部门的监视。通常情况下，在准备与一个间谍见面之前
地点通常都在伦敦多伊奇总是先让人开车送他到城外，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汽车
是否被跟踪。在确认没有尾巴之后，他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到伦敦，而且中途要
换好几次车。在旅途中，他把拍摄了秘密文件的胶卷藏在梳子，旅行必需品和家庭
用品里。给中心的报告通常是用隐写墨水书写，寄到哥本哈根的一个地址，再从那
里转寄到莫斯科。
虽然克格勃和国外情报局在90年代初期公开了一些关于“三个火枪手”的饶有
趣味的材料，但是它们从来不会提到诺曼·约翰（“詹姆斯”）·克卢格曼这个人。
他是多伊奇在1936年发展的一名间谍。克卢格曼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诗人约翰·康
福德是剑桥大学里两个最卓越的共产党活动家。当时被人们称作“詹姆斯和约翰”。
虽然1937年刚满二十一岁的康福德就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了，但克卢格曼仍坚持斗
争，并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部长、政治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和党
的官方历史家。还在霍尔特的格雷舍姆学校读书时，克卢格曼就加人了共产党。他
与唐纳德·麦克莱恩同龄，而且是朋友。克卢格曼在特里尼蒂学院获得了一项现代
语言学专业的公开竞争的奖学金，而麦克莱恩在邻近的特里尼蒂教会学校也获得了
一项奖学金，虽然该奖学金在名气上稍逊一点。两人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和麦
克莱恩一样，安东尼·布伦特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克卢格曼的
影响。布伦特发现克卢格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理论家”，他“以丰富的技巧
和充沛的精力管理着党的组织……总是由他来决定（共产党员）应该对剑桥大学里
的那个组织或团体进行渗透。”克卢格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英国的资本主
义制度已行将就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革命就要来临了，”他后来回
忆说。“如果有人说，革命在三十年内不会在英国爆发，我会笑掉大牙。”
由于他是英国最活跃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之一，因此克卢格曼不可能像“五杰”
那样使人信服地脱离共产党组织并打入“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但是，多伊奇发
现可让克卢格曼扮演另一种角色：做一个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招募对象的人；
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说服学生党员参加党的地下斗争，而不是其他一般的斗争。
在多伊奇发展克卢格曼前，内务人民委员会征得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英国
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是绝对不可能反对的。和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共产党的领
导人一样，他认为无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对苏联无条件的支持都是国
际共产主义的利益所在。得到了他的同意后，多伊奇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了间谍，代
号是梅尔。由于牵扯到英国共产党，所以直到1998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都拒绝承
认曾经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为间谍。克格勃保守最严密的一个秘密就是它希望一
直到80年代仍是如此西方国家“兄弟党派”的领导人在发展间谍和为特工编造
“身份档案”方面提供协助。
1936年春，中心任命另一名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代号“曼”）为伦敦秘密
情报站站长。和多伊奇一样，他后来也成了苏联情报战线上一位不朽的英雄人物，
他的画像也悬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马利是匈牙利人，一战前，他在天主教会
里做神职工作，1914年自愿加人了军队。1916年，作为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少尉在
俄罗斯前线作战时被俘；他在一系列战俘营里一直呆到一战结束。马利后来曾对他
的一个间谍这样说：
我见过所有最恐怖的景象，冻僵了四肢的年轻士
兵们在战壕里慢慢死去……我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于
是当革命爆发时，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我与过去彻底
绝裂了……我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一直坚持这
个信仰。
马利最初被派遣到伦敦是在1936年1月。当时他被派来指导在英国外交部从事密
码工作的金上尉（原来由皮克负责）。他对金佯称自己是一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荷
兰银行的经理；金以为正是这家银行出钱购买他提供的秘密文件。4月份，马利被任
命为秘密情报站站长，从此以后开始与多伊奇一起指导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那些间
谍。和多伊奇一样，他的同情。动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太平盛世的坚定信念给这几
名间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上半年，多伊奇和马利完成了对“五杰”的发展工作。在这一年年初，
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制作人的伯吉斯安排了多伊奇与安东尼·布伦特一位法国语
言学家。艺术历史学家和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研究员第一次会面。虽然“第四人”
这个绰号是媒体的发明，而不是克格勃为布伦特所起的假名，但是他不仅是五个人
当中第四个被发展的，而且四十年后，也是这五个人中第四个被公开曝光的。直到
战争爆发时，布伦特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还仅限于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经多伊
奇同意，他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特里尼蒂学院里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大学生，美国共
产党员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奈杰尔）。第一次与多伊奇见面不久后，布伦特就
把斯特雷特邀请到自己在特里尼蒂的优雅的住处。斯特雷特刚刚得到他的亲密朋友
约翰·康福德两个星期前在西班牙内战中英勇牺牲的信息，仍然显得有些惊魂未定。
布伦特告诉他，“我们的朋友”非常关心他的将来。“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应该
做的事情。”“什么朋友？”斯特雷特不解地问。“国际，共产国际的朋友”，布
伦特回答说。“朋友们”已经做出决定，斯特雷特的责任是断绝与党组织一切公开
的联系，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