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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对斯大林的提醒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怀疑。从伦敦情报站发回的报告使他了解到，
直到1941年6月以前，英国主要负责情报分析的部门联合情报委员会，还不相信
希特勒正在进行进攻苏联的准备。直到5月23日，联合情报委员会还在向丘吉尔报告
说“与苏联签定协定对德国大有好处”。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被斯大林当作进一
步的证据，证明丘吉尔的警告是在试图欺骗他。德国人恰恰是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
对丘吉尔和英国政策心存疑虑这一点。作为“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欺骗性行动，
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四处散发报告称，关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谣言是英国使用的误
导攻势的一部分。
6月初，关于德军向苏联边境调动的报告越来越多，就连斯大林本人也无法用英
国散布假情报这种说法来解释了。在驻莫斯科德国大使馆的一次私人午宴上，德国
大使康特·冯·德·舒伦堡透露了希特勒的确已经决定要进攻苏联这一消息。“你
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吧？”他对惊呆了的苏联大使弗拉基米尔·
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说，“因为我是在悍斯麦精神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始
终反对对俄国发动战争。”对杰卡诺佐夫提供的情报，斯大林的反应是在政治局的
会议上说：“现在假情报都散布到大使一级了！”然而，6月9日，或者稍晚的一些
时候，斯大林接到了一份报告称，德国大使馆已经通过电报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准
备在一周内撤出苏联，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地下室烧毁文件了。
虽然那个并不存在的英国的阴谋仍然困扰着斯大林，可是现在，他开始怀疑德
国的阴谋了，但还不是一个意在发动突然袭击的阴谋。由于掩盖德军的调动行动越
来越困难，德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就散布出一个谣言，称希特勒准备发出一个最后通
碟，借助于显示武力，要求苏联作出新的让步。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那些
日子里，真正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这个关于想象中的最后通牒的威胁，而不是德国实
际的进攻。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很多外国政治家和记者们都被这个刻意
散布的关于最后通牒的谣言蒙蔽了。
为了保住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贝利亚对敢于呈送有关德国进攻苏联准
备情况报告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委员会里的官员，都大发雷霆。1941年6月21日，他
下令把四名坚持呈送这种报告的官员“关进劳改营”。同一天，他给斯大林写了一
封信，信中充分显示出他冷酷无情又好阿决奉承的个性：
我再一次坚持召回我国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并对他进行惩罚。他一直用所
谓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报告”对我进行狂轰烂炸。他报告说，进攻明天就会开始……
但是，我和我的部属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时刻铭记着您英明的论断：希
特勒是不会在1941年对我们发动进攻的。
另一位因为提供了关于德国即将发动侵苏战争的情报而身陷险境的人是外国科
的高级官员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后来任驻美国情报站站长。1941年初，
扎鲁宾被派遣到中国，会见时任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顾问的德国人瓦尔特·斯膝
尼斯。斯股尼斯曾经担任希特勒组建的纳粹党冲锋队副队长，但是在1931年被解职
后，他逐渐开始反对希特勒。1939年，内务人民委员会驻重庆情报站开始接近斯股
尼斯，他同意提供有关希特勒的情报。1941年2月，扎鲁宾向中心汇报说，一个从柏
林来的人秘密向俾胜尼斯保证说，“德国计划在今年5月底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这是希特勒原定的进攻时间，但后来进攻被推迟了）。6月20日，他发回了一份电
报：“我们的朋友（斯腾尼斯）多次明确说明并保证根据绝对可靠的情报
希特勒已经完成了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菲廷严肃对待此类情报的态度使贝利亚
非常恼火。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战争的爆发才使菲廷
摆脱了被枪毙的命运”，这个结论恐怕是正确的。
当时苏联情报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负责情报工作的独裁者个人的失误，使德国在
6月22日对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英
国的政府机构中，对从各个委员会收集来的情报进行的耐心但却缺乏创见性的分析，
终于使人们改变了德国认为与苏联签署和约对自己“非常有利”的看法，而认识到
希特勒早就决心发动进攻。在莫俾科，整个情报分析机构都被可怕的阿决奉承作风
控制着，完全封闭在“轻视情报阿决奉承求得生存”的模式里，并受到阴
谋理论思潮的极大影响。
斯大林的统治使人们始终处于一种偏执的紧张状态，并造成了对于“政治的正
确性”的近乎奴性的遵从，即使在1941年伟
大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些影响仍然多多少少地扭曲着情报分析工作。从1942到
1944年，战争时期苏联最有能力的间谍剑桥“五杰”提供了极其丰富而且
高度机密的情报。然而，就是因为这些情报中有一些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不相符，
中心怀疑他们是受英国情报机构控制的双重间谍。但是，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俾
大林一个人身上。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专制体制决定了情报分析存在一定程度上的
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中心总是对克里姆林宫隐瞒它不想听到的内容。克格勃对外情
报工作的最后一任负责人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1992年的时候承认，直到戈尔巴乔
夫提出公开性之前，为了迎合政治领袖的口味，克格勃“不得不提交带有虚假的正
面观点的报告”。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当德国军队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苏联内地推进的
时候，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可能性是斯大林面临的更可怕的事。里宾特洛甫命令
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尽一切可能挑动日本对苏联发动战争……我们的目标仍然是，
在冬季到来之前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上与日本人会师。”一开始，东京的观点
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北进”（即对苏联开战）；另一派则支持“南下”（即对
英、美开战）。非常不受斯大林信任的佐尔格试图从东京方面进一步证实支持“南
下”的人已经占了上风。但是，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了，他的间谍网也迅速被瓦
解。
在使斯大林相信日本不会对他发动进攻这一问题上，技侦部门比佐尔格更有影
响。1938年底，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四局的联合技术侦察情报单位被解散了。内务人
民委员会的技侦部门搬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塞莱饭店所在地。它的侦察重
点是外交方面的通信往来；而绝大多数（并非全部）军事方面的通信联系是由（从
四局发展而来的）总情报部的密码破译专家们负责的。1941年2月，内务人民委员会
的密码破译人员并入了新的、扩大了的第五局（密码局），其核心机构是一个负责
破译外交密码和代码的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专家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谢尔
盖·托尔斯泰，此人后来成为战争时期获得荣誉最多的苏联密码破译专家，曾两次
获得列宁勋章。1941年夏天，在他领导下的一个破译小组取得了类似于一年前美国
的密码分析家们所取得的成绩。当时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日本的主要外交密码，美
国人给这组密码取了个代号“紫色”，此后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也就一直沿用这个名
字。为了庆祝他们的成功，从不喝酒的美国密码分析专家们买来了一箱可口可乐。
然而托尔斯泰却没有时间去庆祝他的成功。但他提供的日本外交电报的确是非常重
要的。电文明确指出，日本不会对苏联发动进攻。
技侦情报对日本战略意图的进一步确认，使斯大林能够把远东司令部所辖师团
的半数兵力都投入到西线上来。1941年10月到11月，有八到十个步兵师、约一千辆
坦克和一千架飞机投入了西线的战斗。可能正是这些力量和红军的战略预备师团一
起挽救了苏联。正如理查德·奥弗里教授在其对东部战线的研究中所总结的那样：
“（1941年12月）阻止德国军队的并不是恶劣的冬季，而是已经从夏秋两季的打击
中恢复了元气的苏联军事力量。”
苏联的技侦情报部门除了进一步确认了日本不会对苏联发动进攻外，还觉察到
日本将对英美发动战争的举动，虽然破译出来的外交电报里并没有提到日本准备偷
袭珍珠港的计划。1941年N月27日，也就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10天前，东京发给日
本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该电报很可能也被抄送给了驻莫斯科大使馆）被破译
了出来，电报中指示日本驻柏林大使：
会见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向他们秘密解释我们与关国的关系……向希特勒解
释一下，日本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南方，因此我们建议避免在北方展开（针对苏联
的）行动。
然而，战争时期，苏联密码分析家们取得的成绩还比不上英国的技侦情报人员。
在布莱奇利公园的英国技侦情报机构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军队使用的主要高级密码。
这在一定程度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苏联的情报部门未能制造出强有力的电子“炸弹”；
而英国人1940年即在布莱奇利公园制造出了第一个电子炸弹，用以扰乱德国艾尼格
码型密码机的日常设置。苏联更没有能力仿制“巨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从1943年英国人即在布莱奇利开始使用它破译更高级的秘密信息（以自动加密。解
密的电传打字机脉冲信号为基础的无线电信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里，
德国军队多采用这种通信方式而不是使用艾尼格码型加密机传递战术情报。苏联的
技侦水平不如英国，除了技术上的因素外，还有人为的因素。苏联的体制绝不会容
忍吸收那些杰出而有天赋但却不循规蹈矩的年轻人，然而恰恰是这些人才使英国的
技侦情报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艾伦·图林是取得“巨人”胜利的功臣之一，他非
常聪明但他的行为也的确有些古怪。他曾经把一生的积蓄都（兑换成了银锭）埋藏
在布莱奇利的小树林里，但后来居然又忘记了藏宝的地点。和许多英国的密码分析
家一样，他绝对不可能去迎合斯大林主义体制所要求的“政治合格”这一条件。有
一些英国技侦情报单位通过破译敌人高级通信密码获得的情报，以一种经过伪装的
形式从官方途径发送到了莫斯科；或者是由几名苏联间谍以没有经过伪装的形式发
回了莫斯科。
正如克格勃后来为了回避自己过去制造的俾大林式的恐怖事件而标榜自己在列
宁时代革命的纯洁性那样，它也试图把自己在1941至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记
录编造成一种无私的英雄主义形象在敌后开展特别行动和组织游击战是可资利
用的最好例证。据战争时期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行动和游击战局局长帕维尔·阿纳
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这段历史是唯一没有被官方修
改过的部分，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是它自己的功劳，而且其中不存在任何需要掩饰的
斯大林式的罪恶。”事实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时期的记录，和它在其他
时期的历史一样，都被全面地修改过。
在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乌克兰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907天里，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会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在那里进行地下斗争。这支小分队的英雄事迹经常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用来标榜自己在敌后开展的英勇卓绔的斗争。敖德萨的城市里
有许多原来用于开采沙岩的地道；那些在19世纪用开采出来的沙岩修建的宏伟建筑
至今还屹立在敖德萨的街道两旁。婉蜒上千公里。没有任何地图记载同时又有许多
出人口的地道为开展游击战提供了理想的场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正是
以此为据点的。1969年，在欧洲胜利日2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敖德萨郊区的一部分
地道被开放作为游击战纪念馆。在以后的整个苏联时期，这个纪念馆每年都要接待
100多万游客。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克格勃却用曾经辉煌一时的解放敖德萨的英雄故
事来给自己在战争时期那些值得怀疑的记录增光添彩。游击战纪念馆专门辟出一块
地方展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莫洛佐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
取得的战绩。死后成为苏联英雄的莫洛佐夫，同时也承受着自己的一生被编排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