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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成功的。
由于T 局取得的成绩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改变了当初对国外
情报局开展的政治情报搜集工作的批评态度。80年代初，克留契科夫总是为他的下
属不能招募到重要的美国间谍而大动肝火，并要求在这方面取得“大踏步的进展”。
1985年2 月，他批评克格勃针对苏联主要对手开展的行动“属于低水平”，可
是克格勃驻外情报站仍然未能在招慕美国公民方面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两个月后，克留契科夫的“祈祷”得到了报应，一位主动上门者来到苏联驻华
盛顿大使馆，这个人就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为克格勃效力前，他已经在中央情
报局里工作了整整18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揭发了20名西方（主要是美国）
间谍，其中包括：总情报部的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将军，他为联邦调查局和
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0多年；潜伏在克格勃里的英国间谍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
当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电子专家阿道夫。托尔卡切夫，他
曾向西方提供过关于苏联航空电子系统方面的高度机密文件；另外还有其他至少＊
名潜伏在克格勃和总情报部驻外机构中的间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枪决了，而
处在克格勃监视下的戈尔蒂耶夫俾基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帮助下成功地逃离了俄罗
斯。
这些间谍代表了自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成功的渗透到苏联内部的西方特
工。
埃姆斯出卖这些间谍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钱。九年后他被捕时，克格勃和后来的
国外情报局共支付给他300 万美元（或许俄罗斯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位间谍比他获
得的报酬更多了），并许诺再给他200 万。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制定新的对美政策时，
克格勃第一次在中央情报局里招募到了一个如此重要的间谍，这对戈尔巴乔夫无疑
是个好消息。同时，对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在关于主要对手及其盟友的报告中减
少歪曲事实的成份这一要求，国外情报局也做出了回应。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
奇。舍巴尔申（当时是克留契科夫的助手）说：“国外情报局再也不用提交带有虚
假内容的、主观主义的报告了”，虽然很多官员发现改掉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是非常
困难的。
1987年门月，戈尔巴乔夫在赴美访问并准备与里根总统签署裁减超级大国核武
器的第一个军备控制条约时，带上了克留契科夫。此前，国外情报局局长还从来没
有陪同苏联国家元首出访过西方国家。戈尔巴乔夫对克留契科夫充满了信心（虽然
后来他为此而后悔）但是在当时，这无疑反映出他对国外情报局在大量搜集科技情
报和向中央情报局进行渗透方面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认可。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克留
契科夫曾在布兰奇庄园饭店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后来当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
特。盖茨共进晚餐，他们并没有引起饭店内其他人的注意。盖茨后来写道：回顾当
初，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进行第一次高级会晤时，克留契科夫竟然能对他在中央情
报局核心部门安插了一个间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这件事装模做样地表现出毫不知
情的样子；他也知道我们向总统和其他官员汇报的有关苏联的情况，并了解我们在
苏联开展的人事和技术情报搜集工作。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
1988年10月，克留契科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第一个由负责国外情报事务
的官员提升为克格勃主席的人。他离开国外情报局时所做的告别演说是新旧思想的
典型混和物。他声明：“民主化和公开性是促进改革的力量，没有这些我们是不会
获得成功的：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认为它是不受陈腐思想和固定思
维限制的，那么我们所标榜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政策都将变为一纸空文。
然而他的讲话也反映出了他对美国一直持有的怀疑态度和“阴谋理论”。虽然
没有提到“瑞安”行动，但他仍然试图证明这一行动的原则是正确的：（国外情报
局承担的）许多职责并没有被取代。一个基本要点就是不能忽视可能突然爆发核冲
突。
另外，他还警告说，西方情报机构仍然在进行无耻的“挑衅行动”；他声称仅
1988年上半年，西方就已经开展了900 多项这样的行动。克留契科夫戏剧性地迈入
了1989年（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会见美国大使的克格勃主席），这也像征着东西方
关系新气象的开端。此后，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赢得西方和苏联人民好感的史
无前例的公关活动。他主张：“克格勃不仅要在自己国家中树立起与我们不懈追求
的高尚目标一致的形象，而且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这一形象。”
经过激烈的权力角逐后，53岁的列昂尼德。舍巴尔申接替了国外情报局局长的
职务。这是自二战以来第一次由具备在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从事情报工作经历的人
出任这一要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舍巴尔申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为党的领导
层准备情报报告。他能够超越其他几位比他职位高的竞争者而被任命为局长这一事
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戈尔巴乔夫很欣赏他的汇报工作。1991年9 月舍巴尔申辞职
后，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官员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把舍巴尔申描述成“几十年
来第一位真正胜任的国外情报局局长”。据他自己讲，他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的
第一个重要指示就是“确保西方不会在武器控制这一问题上使用欺骗手段”。
虽然国外情报局在对苏联“主要对手”取得的战术上的胜利给戈尔巴乔夫留下
了深刻印象，但是却未能挽回它在战略上的失败。T 局成功地窃取到的西方机密也
并没有对解决苏联经济体制上的问题产生任何影响。虽然科技情报一年的价值就有
10亿卢布之多，而且苏联有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苏联与西方技术上的差
距还是越拉越大。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在进一步削弱计划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建
立起能够替代它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1990年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丰收，但苏联还是
出现了饥荒。任何经济和政治情报都不能延缓衰败的苏联体制的瓦解。
由于苏联的经济问题在1990年表现得更加突出，分裂分子也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中心对苏联“主要对手”的那种传统的怀疑态度又开始复活。克留契科夫并没
有把所有对苏联存在的问题的指责都看作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说：“在克格勃看
来，我们应该从国内寻找导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也指责中央
情报局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帮助“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加强了
力量，并把他们作为“反对苏联的秘密战争”的一分力量。舍巴尔申认为，戈尔巴
乔夫并没有注意到国外情报局发出的警告。“他和他的朋友们生活在自我创造的幻
觉世界里……他们正奋力把苏联这驾马车赶上西方的轨道。”在中心看来，与戈尔
巴乔夫一样，克留契科夫并不想得罪美国人。可是他却开始公开宣扬一些已经被克
格勃抛弃的阴谋理论。1990年12月，他指责西方阴谋“提供不卫生、甚至是被污染
了的谷物和带有超过平均放射指数或有害物质的产品”，（这）“不亚于经济破坏
行动”。
接着，1991年2 月，先是他的第一助手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然
后是苏联新部长会议主席瓦连京。帕夫洛夫接连凭空指责西方银行带头打击卢布。
克格勃负责情报分析的官员，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昂诺夫在1991年4 月的一
次讲话中公开提出了中心对以美国为首的旨在颠覆苏联的阴谋的说法。这个人曾担
任过国外情报局负责南北美洲情报工作的副局长。他说，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消灭
苏联”。
他还暗示说戈尔巴乔夫不愿听从他的意见：克格勃已经就此问题详细地向国家
领导人做了汇报。我们不希望再次看到伟大卫国战争前曾经出现过的恶劣形势；当
时苏联情报机构曾发出过警告，强调纳粹德国会发动突然进攻，但是斯大林把它当
成假情报拒不接受，甚至还大发雷霆。你们都知道这个错误使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
价。
另一个证明克格勃领导层再次倒向传统阴谋理论的明显证据就是6 月17日克留
契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的讲话。他宣读了1977年1 月国外情报局给政治局
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发展间谍的计划》。
这份报告至今仍然属于最高机密。报告谴责了中央情报局制定的旨在破坏苏联政府、
经济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计划。克留契科夫声称这个计划仍然在执行当中。克留
契科夫还郑重地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间谍就是戈尔巴乔夫最
亲近的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并声称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参加与哥伦比亚大学
进行的学生交流活动时就被美国发展为间谍。
正如克留契科夫以后抱怨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这些鬼话当真。毋庸质
疑，国外情报局里许多在西方工作过的官员也不会相信这些。但是克格勃主席并没
有在西方工作过的经验。如今克留契科夫成了戈尔巴乔夫最危险的反对派，因为他
坚信，这个曾经在1989年乖乖地容忍苏联集团崩溃的戈尔巴乔夫，正在领导苏联走
向解体的道路。1991年8 月，他成了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保护苏联社会主义
制度的政变的主要组织者。
克格勃绝密档案
政治领域的战争
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主题在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除了从事情报搜集和编写政治上正
确的情报分析外，克格勃还试图通过各种“积极措施”去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这
些措施包括操纵媒体以及不同程度使用暴力手段的“特别行动‘等等。受其在两次
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英勇地挫败反革命阴谋的夸大其辞的描述的影响，同时也因为
希望能够给政治领导层留下一个好印象，克格勃经常过高估计自己的作战效率。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都是克格勃实施“积极措施”和进行情报搜集的主要目
标。绝大多数情况下克格勃使用的都是非暴力的“积极措施”——低毁“主要对手”
信誉的“影响行动”。1984年1 月举行的国外情报局高级干部会议再次确认了
国外情报局的工作重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
…我们必须换而不舍地努力揭露敌人的薄弱环节”，这一重点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没
有改变过。许多用“揭露”这一委婉表达方式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是A 局（国外情
报局中负责执行“积极措施”的机构）故意制造的假情报，这些情报通过PR线（政
治情报处）
官员传达给国外情报站。有人估计，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花在“积极措施”
上的时间占他们全部工作时间的25％，虽然，实际上有些人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A 局编造的假情报在复杂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了它的情报人员素质上
的差异。A 局中50％的官员是开展“积极措施”的专家，而其余50％的官员中有些
人是从其他部门淘汰下来的。国外情报局里最有能力和最有抱负的工作人员几乎都
不愿意到A 局去工作，因为在A 局很少能得到出国工作的机会，而且在A 局工作会
被视为已经走到了事业的尽头。当然也有例外。尤里。莫丁（“五杰”的最后一任
指导员）
就是“积极措施”方面的专家。他在担任了A 局副处长后，又被安排到印度从
事政治情报工作——负责散布假情报。他的工作非常成功，后来，他被任命为安德
罗波夫学院政治情报系主任。然而很多A 局的官员都不具备或很少具备在酉方国家
生活的经验，他们对西方的了解都来自拙劣的、关于资本家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
的阴谋理论，据他们称，这些阴谋家在美国操纵着一个秘密“指挥中心”。直到20
世纪80年代，还没有一任克格勃的主席和国外情报局局长在国外工作过，因此他们
也都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李。哈维。奥俾瓦尔德暗杀。如果中
心不把这件事解释成一桩阴谋，那就完全不符合它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