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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彻底查清所有对付苏联的情报机构；
三、弄清各国的政治方针和经济形势；
四、获取以上各方面的文献资料。
内战后，列宁和“契卡”最迫切关注的“反革命集团”是已经被打败了的白军
残余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20年后期，当最后一股白军离开俄罗斯以后，他们实
际上就再也没有机会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严峻的挑战了。但列宁却不这样认为。
他宣称：“一支被打败的军队会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很多教训。”他估计当时可能
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流亡者：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已经摒弃前嫌，相互勾结…… 他们充分利用
一切机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对付苏
俄、粉碎苏俄政权……这些反革命流亡分子信息灵通。
组织严密，具有良好的战略眼光。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外国科的主要目标是针对流亡于柏林、巴黎和华
沙的“白色禁卫军”。他们一直在企图颠覆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是这些阴谋所产生
的实际影响比列宁想象的要小得多。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最关注的其他“反革命”威胁来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
者，他们为了赢得自己的独立，既与红军作战，也与白军作战。1920年冬天和1921
年春天，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的暴动席卷了整个乌克兰农村。甚至在红军和“契
卡”“平息”了乌克兰暴动之后，流亡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游击队还继续越过边界
搞袭击活动。1922年春天，乌克兰国家政治部接到情报说，西蒙·彼得留拉的乌克
兰流亡政府建立了一个由尤尔科·图提尤尼克将军领导的“游击队总部”，该总部
派了一些间谍前来乌克兰建立地下民族主义组织。
国家政治部奉命不仅要收集有关流亡的白色禁卫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
情况，还要对他们进行渗透和破坏。对付这两个反对派的策略都是一样的建立
一个在国家政治部控制下的假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将其作为诱饵，把图提尤
尼克和白军的主要将领引诱回乌克兰。
引诱图提尤尼克回乌克兰的第一步行动（该行动的代号为“案件39”），是逮
捕扎亚尼图提尤尼克的“特别任务”军官之一。1922年扎亚尼在越过边界时被
抓获。被国家政治部成功地策反后，扎亚尼被送回到图提尤尼克的总部。他谎称在
乌克兰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最高军事委员会，现在急需在图提尤尼克的领导下建立
一个作战指挥部，以便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图提尤尼克非常谨慎，没有立
即回去，而是派了几名特使回去参加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特意安排的几次会议。会上，
装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国家政治部官员谎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发展很快，
一致声称急需图提尤尼克的领导。作为特使之一的彼得·斯达赫夫与图提尤尼克关
系甚为密切，他也跟扎亚尼一样，为国家政治部所收买并成为双重间谍。
劝说图提尤尼克本人返回乌克兰的努力最后终于在1923年6月26日取得了成功。
图提尤尼克与他的助手和保镇先来到德涅斯特河罗马尼亚一侧的一个偏远小村子里。
扎亚尼在这里迎接了他们并告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彼得·斯达赫夫正在对岸
等他们。下午两点，来自乌克兰对岸的灯光发出信号，图提尤尼克和他的随行人员
可以安全地过河了。但是他仍然很谨慎，让自己的保缥先过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
陷讲。斯达赫夫和图提尤尼克的保缥一起回来，向他再次保证的确没有陷阶。据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称，当时图提尤尼克对斯达赫夫说“彼得，你了解我，我也
了解你，我们不会互相欺骗对方。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不存在的，是吗？”“那是不
可能的”，斯达赫夫回答道，“我很了解他们，特别是那些（今天）跟我在一起的
人，你可以相信我……”这样，图提尤尼克才决定和斯达赫夫上船过河。他被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控制后，他写的信或以他的名义写的信就被送到在国外的主要的乌克
兰民族主义者手中，说他们的斗争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自己已经毅然决然地投身到
了苏维埃事业中。六年后，他被处决。
对付白色禁卫军的手段与对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手段很相似。1922年，驻柏
林情报站收买了前沙皇将军泽列宁，并利用他对流亡集团进行渗透。据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后来的一份略带夸张的报告称，泽列宁“在白色禁卫军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分
裂活动”，导致一大批军官脱离了彼得·弗兰格尔男爵，弗兰格尔是在内战期间被
打败的最后一个白军将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其他策反白色禁卫军的工作也取得
了重大战果，当时被策反的白军将领包括哥萨克首领A．1．杜托夫的前参谋长扎伊
采夫将军和前沙皇将军亚洪托夫，他后来移居到了美国。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对白色禁卫军的最成功的两次行动都是靠精心炮制陷阶取
得成功的，其代号分别为辛迪加和托拉斯。在这两次行动中，密探都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辛迪加行动的目标是萨温科夫。据信他是白色禁卫军中最危险的人物。
他曾是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恐怖分子，曾担任过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推翻的临时政府
的副总理。丘吉尔（还包括其他很多人）都很赞赏他的那种反布尔什维克的激情。
“当喧嚣过去，尘埃落定”，丘吉尔后来写道，“排开所有的污点和阴影不论，很
少有人比他为俄罗斯人民做过更多的努力、付出过更多的牺牲，冒过更多的风险，
承受过更多的痛苦。’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萨温科夫主要负责招募俄罗斯人民
军，这支军队受波兰指挥，对红军作战。1921年初，他在华沙建立了一个旨在推翻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新组织：“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盟”。该组织
在苏俄境内组建了一个间谍网，负责收集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情报，并策划颠覆苏联
政权的暴动。
对付萨温科夫行动的第一阶段被称为“辛迪加一号”行动。在一位打入该组织
内部的“契卡”密探的帮助下，此次行动成功地破坏了“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
布尔什维克联盟”的间谍网。1921年8月，“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
盟”的44个主要领导人在莫斯科被公开审判。“辛迪加M号”行动是要引诱萨温科夫
回来，将其作为另一次公开审判的主角，以此重挫支持他的流亡者们的气焰。克格
勃的秘密材料中把这次行动主要归功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阿尔
图尔·克里斯图安诺维奇·阿尔佐夫（他后来成为外国科的负责人），他是一位从
事干酪制造的瑞士一意大利侨民的儿子，并得到过安得烈·帕甫洛维奇·费奥多罗
夫和格里戈利·谢尔盖耶维奇·瑟罗叶若金的帮助。虽然“辛迪加二号”行动的确
成功地使用了密探，但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未承认是萨温科夫的日益增强的幻想倾向
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克格勃。在1912年一次访问伦敦期间，萨温科夫荒谬可笑地说
俄国商务使团的主席已经建议他加人苏联政府；他还声称，劳埃德·乔治和家人曾
唱着《上帝保佑沙皇》这首歌在他的乡间别墅欢迎过他。而实际上，这是一支威尔
士乐队在威尔士的一个圣延节前的庆祝仪式上唱的一首圣歌。1923年7月，费奥多罗
夫假装成一名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分子到巴黎（“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
尔什维克联盟“瓦解以后，他就把其总部设在这里）拜访萨温科夫，力劝他派其副
手谢尔盖伊·帕甫洛夫斯基上校和他一起回俄国去与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下组
织进行秘密会谈。一到莫斯科，帕甫洛夫斯基就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劝降，并作为
诱饵引诱萨温科夫亲自回来进行进一步会谈。8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支持者
越过俄罗斯边界，径直进入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为他设好的圈套中。面对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的严厉审讯，萨温科夫很快就崩溃了。在一次公开的审判中，他对他的
反革命罪行供认不讳：
我现在无条件地承认，苏联是唯一代表俄罗斯人民利益的国家。对于每一个热
爱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我要说，过去我走过了一条血腥的、漫长而沉痛的与你们
为敌的道路，我曾对你们的观念嗤之以鼻；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是真正
的俄罗斯人，如果你们热爱你们的民族，那么你们就应该完全承认现在的工农政权，
并毫无保留地服从她。
甚至在萨温科夫被判15年监禁后，对他的欺骗行为仍在继续。他一直没想到他
的狱友斯佩兰斯基是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官员。斯佩兰斯基成功地赢得了萨温科
夫的信任，并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暗中从他那儿打听到了很多消息，他本人也因
此受到了提拔。在斯佩兰斯基将他的情况作出最终汇报之后不久，萨温科夫就死了。
克格勃的档案中好象没有任何资料记录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死的。据现在流传的不太
真实的国外情报局资料显示，他当时是在“与一群‘契卡’官员纵情痛饮”后从一
幢高楼的窗户摔下或者说跳下来的尽管当时格里戈利·瑟罗叶若金还曾英勇地
企图把他救回来。而实际上看起来却更像是瑟罗叶若金把他推下去摔死的。
“托拉斯”行动比“辛迪加”行动更为成功。“托拉斯”是一个虚构的君主主
义者地下组织，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掩护名称。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
义协会是阿图佐夫在1921年首创的，并成了六年的诓骗行动的基础。，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官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冒充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秘密成员，利
用苏联对外贸易代表的公开身份得以有机会出国访问。到1923年他利用访问巴黎的
机会，赢得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弟）和（白）
俄罗斯军人协会的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的信任。然而这次诓骗的主要受害者却
是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赖利。他是一个比萨温科夫有更严重的痛想症的人。他是
一个悲剧性的可笑人物，他对现实的认识一天比一天混乱。据他的秘书托伊称，
“赖利经常受到严重的心理危机的煎熬，以至于经常产生幻觉。有一次他甚至还认
为他就是耶稣真主。”然而，当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没有认识到他已经没有什么
作用了，还把他当成是英国的一名优秀间谍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危险的对手之一。
与一年前诱捕萨温科夫一样，1923年9月26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又成功地引诱赖利
穿过俄罗斯边境参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谋反者
的会议。
被捕后，赖利也像萨温科夫一样，没有坚持多久。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有一封
他于1925年10月30日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这封信也许是真实的）。他在信中保证，
他会把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英国、美国情报机构和在西方的俄罗斯流亡者的情报都
供出来。六天以后，赖利被带到莫斯科附近的树林里散步，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
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据一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资料说，“他只是长长地出了一
口气，没有叫一声就倒下了”。陪同他最后一次在树林里散步的人员也包括瑟罗叶
若金在内，而瑟罗叶若金很可能就是一年前谋杀萨温科夫的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把赖利的尸体放在鲁比扬卡的一个船上医务室里进行了秘密展览，以此来庆祝他们
所取得的成功。很多年以来，西方一直谣传赖利逃脱了处决，并获得了新的身份，
发生这种传闻对于一种现实与神话错综复杂，无法分辨的职业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1927年，‘托拉斯”行动终于被曝光，这使得英国、法国、波兰、芬兰以及波罗的
海各国情报机构相当尴尬，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是这一欺骗行动的受害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苏联情报部门除了与反革命（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
的）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外，还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并取得了越来越
大的成功。苏联情报部门较西方情报部门有两大优势：第一、当安全在莫斯科已成
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西方国家对安全问题的重视仍很不够。第二。西方各国
的共产党和她们在西方的“同道者”会为苏联情报部门提供大量可供招募的意识形
态上的同道者，苏联情报部门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