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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6、70年代实质成长率和投资率
中国经济是年轻的经济，与衰老期的经济不同，回复力非常快。经济停滞是由于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构造上引起的。67、68年激烈武斗，使这两年连续减少，后续两年迅速回复，76年打倒四人帮时也是同样。这种后退与美国的大恐慌和中国大跃进时期不同，不是由于经济构造引起的后退，中国的基干产业正迅速成长。66年到78年，实质成长率6。6％。按照一般的分类基准，0…3％低成长，3…6％正常成长，6…9％高成长，9％以上超高度成长。文革期平均6。6％，属于高度成长。并没有经济大混乱，濒临崩溃。
一般很难实现GNP中超过30％的蓄积率。日本经济60年代固定资本形成率超过30％，实现了高度成长。中国65年前虽然有超过30％蓄积率的年份，但没有持续，70年到80年连续11年强蓄积体制。这种强蓄积构造是80年代超高度成长的基础。这种构造被注入大量外资，达成了改革开放年率10％以上的成长。
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工业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产品。天上有卫星、大型喷气客机，地上有汽车火车，海里有万吨轮核潜艇，此外计算机、微电子、家电……，应有尽有。中国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之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扫除了文盲。在民族即将奋飞的前夜，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70年代末的中国就像欲展翅高飞的雄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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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雄鹰折翼蓄积构造的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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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雄鹰折翼蓄积构造的大转换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提出的口号是〃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号召国民团结起来，节衣缩食，为民族的未来去拼搏奋斗。而中国，据说文革期的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的却是〃先富论〃。
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是艰辛漫长的，人民节衣缩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使这种蓄积构造迅速向消费构造转换，使生活短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
1979年开始，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以粮食为例，1978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以100为基准，85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为202，而同期的物价指数为128。财政倾斜，化肥大规模使用，再加上包产到户使积极性提高，使粮食大幅度增产。
在城市，工资分配率急剧上升，工资分配率是工资占附加值（工资总额、利润、税金）的比重，如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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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工资分配率的变化
毛泽东时代由于蓄积构造，工资分配率约21％。80年代有三次大幅度提高，一次是80、81年增加到25％，二次是86、87年达到30％，89年以后增加到40…48％，如果算上福利开支，会超过50％。作为对比，日本高度成长期的工资分配率稳定在35…40％之间。中国89年后远高于日本。
80年代，急速由蓄积构造向消费构造转换，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收入急剧增加，各种耐久消费品的需求急增，中国一夜之间向大消费社会突进，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能够极大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成为共识。
但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实质增长，由于不顾一切向消费倾斜，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不能负担基础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已经起步的项目能砍则砍。国防科研一停就近20年，大型喷气客机、微电子……，凡是不能立即产生效益的项目纷纷下马。天真地想象〃市场换技术〃，能够和西方建立〃和平典范〃，重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清末民国的发展道路。
政府财政枯竭，对国营企业实行拨改贷，自负盈亏，作为〃企业国家〃的政府职能瘫痪。再加上工资分配率急升，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89年开始效益急剧下降，随着改革推进，效益越来越低下，如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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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国营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的变化
作为政府主要财源的国营企业效益急剧低下，政府没有财力承担教育、医疗、养老、住宅等福利，使毛泽东时代的〃准中产阶级〃的社会构造崩溃，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准中产阶级社会构造的崩溃使购买力急剧弱化，进一步使企业效益下降。
国内蓄积构造的瓦解，只能依靠外资，于是积极引进外资，外资在固定资产中的比重急速上升，如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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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粗固定资本中外资比例
作为对比，台湾经济是由于美国援助和6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推动发展的，63年进入高度成长期，到74年约13年间，66年除外，粗固定投资8％至11。5％外资依存。大陆86年外资4。4％以上，96年到达12％。如果不算外资，蓄积率93年以后不足25％。现在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进外资，使更多的企业破产，更多的人失业，政府更加没钱，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
在农村，由于人民公社解体，使水利、植树、造地等公益事业停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陷于停滞。农村的中小学校建设和教育费，合作医疗费等都陷于停顿，农村的蓄积构造瓦解。人民公社制度抑制农民的消费，从而抑制都市劳动者工资的蓄积成长经济，由于农村自然发生的市场经济使政府的压制消费策略崩溃，向城市波及，再加上企业内部分配构造改变，演变成了依靠外资才能实现高度成长的经济。
支持中国经济的有三大支柱：自我技术力、市场、大量廉价高素质的劳动力。
中国向消费社会突入时没有像日本一样，用消费对外敲诈技术，消费带着产业链成熟，迫不及待地大量引入外国制品，使自己的产业链崩溃，自我技术趋于消亡。到今天，天上飞的是外国飞机，地上跑的是洋车，地铁是国外的，高速铁道也准备引进外国的新干线，重新提出〃国船国造〃的口号。自鸣得意的家电、手机业，里面的芯片及关键部件是进口的。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技术力停滞不前，生产设备和基干部品依靠进口。自我技术力趋向消亡。
准中产阶级社会瓦解，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市场结构成金字塔形。高端有高级消费志向，倾向消费外国制品。底边低收入者由于失去教育、医疗、住宅等保障，购买力急降。国内市场低迷，外贸依存。
劳动力无限供应，工资提高缓慢。中国的工资并不低，还有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中国劳动力素质高，普遍受过初中等教育。改革使中国劳动力的积极性高涨，在流水线上象机器一样每天干十多个小时，即没有岗位培训，也没有闲暇时光，微薄的收入也不能负担子女教育。高素质劳动力也趋向枯竭。
中国现在的GDP增长，只有数字意义。作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大量的资源却被加工后出口，国民并没有实际消费，且利润大多属于外资。换来的花花绿绿的纸片，或压箱底或奢侈消费，丝毫没有想到提高和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消费才是〃价值〃，才有效益，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纯粹是浪费，效益低下。名义工资上升，但被各种必须的开支盘剥走，也没有落实到实物。这一切都算成GDP增长。随着GDP迅速增长，人民却不能求学、求医、求职，养老金也不知在何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底层急落，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民族在流血。
作为对比，日本从55年开始约20年间超过9％的增长，技术立国，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约20年间超过9％的增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人均GDP不足1000US，翻两翻。日本1980年的人均GDP不足1万US，经过约20年2…3％的低速增长，2000年时人均GDP超过3万US，也翻了两翻。长期的汇率变化，反映了一个国家技术力的变化。
1997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主要靠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但现在，政府的财力进一步弱体化，控制力低下，污职和贫富分化使政府公信力下降。如果再爆发类似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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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民族责任和牛顿三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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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民族责任和牛顿三定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走的是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人民的生活其实比较贫困。45年战败，国民经济崩溃，但日本人节衣缩食支持民族知识和技术的再造。55年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当然是低水平的），但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国民也受到普遍教育，经过20年高速发展，以技术立国，人均收入赶上了发达国家。中国则不同，从洋务运动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较优势，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上海非常繁华，但抗战时却是汉阳造对日本的大和零战，底层的民众异常贫困，绝大多数是文盲，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49年以后，走的是民族知识和技术蓄积的发展道路，到70年代末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扫除了文盲，建立了准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整备了支持中国腾飞的三大支柱：技术、市场和劳动力，与55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但其后的发展却脱离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建设，雄鹰折翼，经过20年的GDP高速增长，依然是落后国家。
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向殖民地滑落，日本绝不能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可能是日本国土狭小，火山地震频发，无依无靠，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只能通过〃群〃去拼。没有比较优势，只有靠自己〃物作り〃的〃技〃。中国却是个人主义，可能地大物博，还有一些比较优势。
研读中国经济史，却是另外一副光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什么挣钱做什么。在国难日渐深重的2、30年代，依然莺歌燕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想到去建立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在不断捡芝蔴过程中，却丢了西瓜，最后芝蔴也被抢干净。
历史虽然已经走到了21世纪，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日本学者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做的学问自然是工业社会的学问。〃社会〃就是人群，对人群研究需要有大量的统计图表。〃工业〃其实是机器，而对机器进行研究，则需要有现代工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和统计图表，这些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配合。从大量的统计图表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制订相应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比对期望与实际的差异，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关于中国的数据我在这里出口转内销了。中国人喜欢根据主观好恶修改数字是有名的，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相关数据的比对，以得到比较客观的认识。日本学者是冷酷无情的，要么是〃中国威胁论〃，要么是〃中国崩溃论〃，却没有沁人心脾的〃双赢论〃，有个代替的词叫〃共荣圈〃，这可能是日本〃武士〃的传统。
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或在农贸市场卖茶叶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坐而论道：1个苹果卖1元，赚5毛，有利可图吸引更多的人种苹果，价格下降，供需平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公正，自动实现资源配给最优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问题是自由市场真的这么神奇，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不知道是会卖苹果还是种苹果。
还有些人附庸风雅，邯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