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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严地维护这种证言的被接受，甚至不能不对反对者声色俱厉地加以斥责。然而，在内心中，他对这种不出庭证人的宣誓书的证据价值如何是抱有很大的怀疑的。因此，他在接受这种证据的时候，总喜欢加上一句“我们接受它，不管它的价值如何”，或者“它是在通常条件下被接受的”，意思也就是说它的作证价值大小有待将来评议。庭长这种多余的语句正足以表示他无可奈何的心情，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在法律上并没有多大的缺点，因此，法官同事们也不便提出抗议或批评。
最后，关于宣誓书，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便是它同其他作证文件的区别。在被远东法庭采为证据的数以千计的文件中，有的是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的档案、卷宗，有的是官吏或职员的报告函电，有的是私人的日记、信札、回忆录或其他著述，种类甚多，不限一格。但是这些文件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早已存在的文件，而不是专为远东法庭的这次审判而特别作出的，因而它们的客观性是比较强的。客观性比较强，作证的价值当然也就比较大。宣誓书则不然。宣誓书系作者应诉讼一方之邀请，为了该方的利益而专门作出的证言，交由该方代表向法庭提出，以代替他的出庭陈述。虽然它有证人的宣誓和其他仪式的保证，但是它的内容很难避免掺杂有主观偏见和私人感情的成分。通常由对方以猛烈反诘去考验证人证言的办法，在这里又不能使用。因此，在一般法官的心目中，特别是在承认“反诘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的英美派法官的心目中，不出庭证人的宣誓书的作证价值是不很大的，绝不能与其他作证文件或出庭受讯证人的证言等量齐观。庭长对宣誓书始终怀有抵触情绪，其原因亦在于此。
在第三章第二节“国际检察处对战犯们的调查工作及起诉准备”中，曾经指出过：在盟军总部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四次逮捕之后，被羁押在巢鸭监狱的日本甲级战犯已达百余名之多。对这许多战犯，国际检察处（早已被指定为未来的国际审判的起诉机关）在1945年底进行过一次普遍的初步的调查。到了1946年1月19日法庭宪章颁布和2月14日法官名单发表之后，国际检察处的侦查工作便更加紧张，因为他们知道法庭不久将要成立，而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工作不久也将开始了。这时他们的侦查对象不是一般在押的甲级战犯，而是从这些战犯中特别挑选出来的约二十余名作为第一案起诉的被告。他们那时确曾集中全力对这些预定的被告进行很细致、深入的调查侦讯，有的战犯被侦讯达五六次之多，录取的侦讯口供达数十页。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控的二十八名甲级战犯中，除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四人之外，每个人都有检察处根据他们在长期侦讯中的口供而作出的一份记录。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是由于在海外作战（板垣在新加坡，木村在缅甸），日本投降时被当地军事当局拘捕，直至远东法庭开始举行公审方被押解到庭，因此检察处来不及对他们执行侦讯，录取口供。重光和梅津则系由于特种的考虑，检察处在起诉的前夕方才决定把他俩列名被告，因而也来不及对他们进行侦讯。被告自确定为诉讼案件中的被告之时起，即被认为与检察处是壁垒森严的敌对双方。除在公开庭审外，彼此不得有所接触。他们的身份同在起诉前羁押监狱时迥然不同。这是英美法系的一种特殊制度，而为远东法庭所采用。板垣、木村、重光、梅津四人起诉前既未入狱，起诉后始到庭受审，这时他们与检察处处于对立的地位，检察处便不能对他们进行侦讯和录取口供（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二节）。除此四人之外，国际检察处对其他二十四名被告都分别作有一份侦讯报告，亦即检察官对他进行侦讯时双方口头问答的逐字逐句的文字记录。这二十四份侦讯被告或口供记录应该怎样使用？它们是否可以当做作证文件而要求法庭予以采纳？这个问题在讼诉双方之间曾引起过很大的争辩。
在审讯的过程中，检察处曾经企图向法庭提出这种侦讯口供记录，并请求采纳为法庭作证文件。被告辩护律师方面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其理由是：1这种口供记录并未经被告本人签字，作成后也未曾念给被告本人听过，使其有审查和更正的机会。2这种记录纯系检察处单方面的行为，侦讯时并没有法庭人员或辩护律师在场。3这种侦讯只对一部分被告进行过，而不是对全体被告都进行过的（指对板垣等四人没有作过这种侦讯），因而把它们提出作证对这些被告不是公平合理、平等对待的。由于侦讯记录有上述缺点，所以辩护方面坚决要求法庭拒绝作为证件接受。
这个问题在法官们之间也引起了一场争议。非英美派的法官大都认为可以接受，因为宪章明白规定了“本法庭不受技术性采证规则之拘束……不拘泥于技术性的程序，并得采用本法庭认为有作证价值之任何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十三条（甲）项。被告们的侦讯口供记录既是检察方面经过长期的辛勤努力所作出，自不能视为没有作证的任何价值。英美派法官则不然。他们大都怀有英美法系证据法则技术性的偏见，认为这种侦讯记录既不合乎一般“宣誓书”的规格条件，又不是在被告们有充分“保障”下作出的，因而无条件地采纳为证是不适宜的。
法官们争论的结果是决定采用一种多少带折衷性的办法，即：1对每一被告的侦讯口供记录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向法庭提出要求采纳为作证文件。2如果被告出庭作证，他可以自愿承认这份记录的整个内容正确，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证言的一部分。3倘使被告出庭作证但不愿承认该份记录的全部内容，则检察官在对他执行口头反诘时可以尽量利用记录中的材料，迫使他承认，否则他必自陷于矛盾、狼狈的处境。这是法庭最后作出的处理这种被告口供记录的办法。
但是被告出庭作证与否是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的。因为，法庭虽有权批准诉讼双方所提的证人名单并协助双方传唤证人，但是它却无权强迫任何证人到庭作证。以前提到过的波多野事件，便是一个例子。参阅本章第三节（一）目。
被告既不为自己辩护而发言（他们都是由辩护律师替他们辩护），而一部分被告（土肥原、广田、平沼、梅津、重光、木村、佐藤、、星野九人）又拒绝登台作证，他们在法庭整个审讯期间每日只是端坐在被告席中，始终未发一言，从而检察官对他们也就没有进行反诘的任何机会，更谈不到利用他们的侦讯口供作为反诘的材料。说者谓这些被告是比较狡猾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复杂，而在侦讯期间又承认得太多，倘使登台作证，可能被检察官无孔不入、咄咄逼人的反诘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因此，他们宁愿销声敛迹，保持沉默。对这些人，检察处几乎是没有法子利用他们的口供记录的。
木户幸一宣誓供述书至于那些自愿以“辩护证人”资格登台作证的十六名被告（东条英机、小矶国昭、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南次郎、武藤章、冈敬纯、岛田繁太郎、大岛浩、白鸟敏夫、东乡茂德、贺屋兴宣、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木户幸一、松井石根），他们有的是想借此表白一番，企图洗刷或减轻自己的罪责，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为自己的罪行宣扬一下，美化一番，把自己说成仿佛是个“民族英雄”的样子。东条英机便是后一种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他曾自愿登台作证，在他代替直讯答问的书面证言的前面还偷偷地、恬不知耻地加上一页封皮，写着“此乃一历史文件也”的字样。当法庭发现了他这个“阴谋”之后，庭长立即加以讽剌和申斥。
对那些自愿登台作证的被告们，检察处是毫不放松的。在对他们进行反诘时，检察官必然会逼使他们承认他们以前在侦讯期中所供的口供，至少是其中某些主要事实。如果他们企图抵赖或者企图用新的说法代替旧的说法，则检察官可以指责其前后矛盾，自相抵触，因而使他们陷于不利的地位。
由上所述，可见检察处在侦讯期间所作的口供记录对多数被告还是利用过的，虽然对少数被告它几乎完全用不上。遗憾的是：建立此项侦讯记录原本是检察处在起诉前的一项主要准备工作，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由于形式上的缺点（如未向被告们宣读、未经他们签字等），致使法庭未能整个地把它们当做作证文件而予以接受。正如我们一再指出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是“证据主义”，是故凡是没有被法庭正式接受过的文件或未在审判记录中登载过的证言，将来在诉讼双方的总结中和辩论中，以及在法庭的最后判决中，都是不能援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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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庭审讯程序的批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之所以旷日持久，审讯程序之复杂繁琐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法庭宪章本身关于审讯程序的规定，无论在精神实质上还是在具体条款中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
一方面，它要求对日本首要战犯们作出“迅速”的审判。因此，在宪章第十二条（“审讯之进行”）中便规定了“本法庭应（甲）将审讯工作严格地限制于迅速审理控诉中所提出的各项问题；（乙）采取严厉措施以防止任何足以引起不合理拖延审讯之行为，并排除一切与本案无关之问题及陈述”。第十三条（“证据”）中规定了“本法庭不受技术性采证规则之拘束。本法庭将尽最大可能采取并适用便捷而不拘泥于技术性的程序，并得采用本法庭认为有作证价值之任何证据”。这些条款的目的无疑都是为了要加速审讯的进行。
但是，另一方面，为了要使审判符合“公平”起见，法庭宪章又规定了许多复杂繁琐的规章制度，从而又阻碍着审讯的迅速进行。这些规章制度并非一般公平审判所要求的，或必需的，而是英美法系所特有的。例如宪章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审讯进行之步骤，以及讯问和反诘证人各阶段的细腻的划分等，都是极端繁琐的一些英美法系传统的规章制度。
由于法庭宪章和程序规则都是英美法系的专家所起草，而法庭成员中多数又是受英美法系教养出身，因此，非但在法庭审理程序的条文规定上，而且在实际执行中，英美程序法的影响始终有形地或无形地支配着远东法庭的全部审讯过程。正如我们一再指出过的：英美法系的程序规则是世界各法系中最复杂、最繁琐的，它里面掺杂着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许许多多的历史残迹。
由上所述，可见远东法庭的审讯程序始终贯穿着一个大矛盾。这个矛盾也可以说是目的和方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宪章授权给法庭便宜行事，以达到迅速审判的目的；另一方面，法庭所采用的许多规章制度，以及英美法官们对程序问题的习惯偏见，又在达成这个目的的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物和绊脚石。
诚然，为了解决或缩小这个矛盾，法庭在审讯过程中也曾采取过某些措施。举例来说，对出庭证人的直讯不用口头问答方式而改用宣读证人书面证言的方式便是最突出的一个。另外一个重大措施便是限制反诘中对证人的诘问，使其必须针对证人在直讯证言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法庭能在审讯最初期便及早采取了这两个措施，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明智的举动。对远东法庭的审讯程序说来，它们确实是富于“革命性”的变革。考虑到出席法庭的证人有四百余人之多，不难想像：如果法庭没有及早进行这两项变革，长夜漫漫的东京审判的过程可能还要拖长半年乃至一年之久。
但是，法庭为达成“迅速审判”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审讯程序上，它并没有充分行使法庭宪章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所赋予它便宜行事的广泛权力。
时过境迁，现在我们不妨客观地回顾一下远东法庭在审讯程序中的某些缺点。假使这些缺点及早得到纠正，东京审判所耗的时间必可相当地缩短，而它的政治影响反而可以大大地增强。
首先，必须指出，审讯程序对被告辩护方面是过分宽大的，甚至可说是宽大无边的。诚然，为了使审讯公平合理，被告的辩护权利是应该尊重的。但是对于滥用这种权利的事情，法庭应该事先防止或及时制止，而不应遇事迁就，任其发展。然而法庭在这方面做得是十分不够的。例如，宪章规定每一被告有权自行选任其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