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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辩护方面的这种战略不仅是浪费了法庭的时间，拖延了审判的进度，而且给了日本被告们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用“慷慨”而冗长的陈述公开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当年从事对外侵略的种种荒谬“理论”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东京审判中最可憾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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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法庭的档案和档案的处理
远东国际法庭档案库存的档案是相当丰富的，日本人常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一类的辞藻去形容它。
远东国际法庭档案的来源，主要有下列几个：
1。诉讼双方（检察方面和辩护方面）所提出而被法庭接受了的作证文件的原件（亦称“正本”）。这种原件（正本）为数将近五千卷，均经登记归档，存库备查。影印或铅印或打印的副本则分发给各有关方面。这种作证文件有些是在提出时全部被提出者在公审庭上宣读了，并记入了开庭记录。但是有许多作证文件，由于篇幅太巨，提出的一方在公审庭上只是宣读其内容的一部分（当然是比较重要的、有关的一部分），因而在开庭记录中记载的也只是这一部分。例如，著名的“木户日记”（法庭接受的最重要证件之一）共有十几册之多，但在法庭上被宣读了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任何作证文件，只要它被法庭正式接受了，便都有作证的完全效力，都被当做证件归档存案，无论它的内容是全部地或只是部分地在法庭上被宣读过。
2。盟军总部在占领日本初期所缴获的日本政府的秘密档案，例如，历年来的御前会议记录，内阁会议记录，战时核心阁议（“五相会议”）记录，大本营的决策和作战计划，军部的秘密指令和文告，外务省的秘密报告和电讯等。这些文件都是属于“极机密”一类的文件，在战前或战时日本从来没有公开过的。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政府曾经费尽心机地将它用若干金属保险箱装好，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但终于被占领军神话般地发现了。日本政府为了要消灭罪证，在投降以前便把大部分的档案文件都烧毁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被炸毁的，因为在日本投降前一两个月内盟军飞机曾昼夜不停地狂炸东京，投下数以万计的炸弹，因而东京和横滨一带的建筑物（包括政府机关的房子）大约有75％以上全被炸光或烧光了。但是，日本政府最秘密、最重要和最富有历史价值的档案资料却没有被炸毁烧光。日本政府中的那班元凶巨魁们早已把它装进几个金属保险箱中秘密地埋藏起来了。埋藏的地点是在东京一家被炸毁了的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他们满以为公司的高大建筑物既已倒塌，地下室已为断瓦残砖所深深埋盖，加上附近又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在这种情形之下，它是不易被发觉的。然而，据报道，在日本被占领不到四个月的工夫，他们的这个“秘窖”便被巡逻的盟国宪兵神话般地发现了。这个发现原是偶然的，但当时的新闻报道却绘声绘色地把它描写得像是一种有计划的“探险”行为似的。“秘窖”被发现之后，盟军总部便把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那些保险箱都挖掘出来了，并且发现每只箱上都贴有封条，封条上写着：“非经内阁决议，不得启封。”这就不但表明这些保险箱里保藏的必是日本政府极端重要的秘密档案，而且表明隐埋这些档案的行动完全是日本最高当局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集体阴谋。毫无疑问，远东法庭的这些被告战犯们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参与了这个阴谋，其中某些人，如东条、木户、永野、东乡、土肥原之流，或许还是这个阴谋中的核心人物。由于这些文件对于远东法庭审判日本首要战犯具有莫大的价值，盟军总部便把它几乎全部移交了法庭档案室保管（纯粹属于军事机密的文件除外，如日本战时的军队编制、军需生产、作战计划之类）。检察和辩护双方向法庭提出的证据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些档案中淘取的。设在法庭大厦三楼的档案室便成了诉讼双方的武库，双方的工作人员都孜孜不息地像沙里淘金般似地在那堆积满架的、数量浩大的档案文件中寻找于己方有利的材料。哪怕是一鳞半爪，只要看来对己方有利，他们都要不遗余力地尽量搜刮，尽量向法庭提出。至于法庭是否接受，那是另外一件事。尽管如此，双方在这卷帙浩繁的日本档案中所提取出来作证的材料毕竟有限，仅占全部档案的极小部分。因为，这种日本档案不啻为日本政府（包括天皇、内阁、国会、大本营、军部等）数十年来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重大决策和措施的全部内幕写真，而法庭所需要作为证据的只是近十余年来（自1928年皇姑屯炸案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日本扩大其侵略阴谋，从事侵略战争，以及它在侵略战争中所犯违反人道及国际法惯例的种种暴行的有关材料，特别是同这二十余名被告战犯直接有关的材料。毫无疑问，后者只能是前者的一小部分。由此可见，这种日本档案未被法庭利用的仍占绝大部分。对于这一部分未向法庭提出作证的材料，法庭当然不能把它当做证据看待。但是，对于研究日本近代史的人们，特别是对于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或对外关系史的人们，日本政府的这种机密档案却是无价之宝。
除了上述两类材料之外，远东国际法庭档案室还收到了不少从纳粹德国的秘密档案库里所缴获到的有关日本的侵略阴谋及德日互相勾结的材料，以及个别同盟国送来的有关日本侵略战争和日军在各地的种种暴行的材料。这些材料一部分已经为诉讼双方所利用，作为证件向法庭提出了，但是大部分仍然搁置在档案室中。当然，对研究历史的人们来说，这些材料的价值也是很大的。
以上所述是远东国际法庭档案室重要资料的组成概况。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这些资料不但对于远东法庭的审判关系重大，而且对于日本研究也具有莫大的价值。
可是在法庭审判结束不久，盟军总部便把档案室所有的一切文件和资料，无论是法庭接受了的证件原本，或是日本政府的机密档案，或是从纳粹德国搜来的秘密文件，或是同盟国提供的作证资料，全部都接收了，并且不久便送到华盛顿美国陆军部去了。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美国独有的财产，其他同盟国是休想染指的。非但如此，连影印或打印的复制档案也被美国完全接收过去了，不让其他同盟国分享一册。记得当时中国政府曾想谋得一部“木户日记”的影印本，几经交涉，终于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拒绝。查东京总部有鉴于“木户日记”
具有重大的作证价值和历史价值，曾经用照相方法把它制成了影印本达一百部之多。但是对一个同日本关系最密切、作战最长久、而且是远东国际审判主要参加者之一的同盟国连这样一部影印本都吝而不与，美国政府之极端专横自私，多疑善嫉，竟一至于斯！
这便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全部档案的最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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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一）
依照1945年12月26日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盟军最高统帅被授予实施和执行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中所载之一切投降条款的权力，而“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乃日本投降的重要条件之一。波茨坦宣言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规定：“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战俘者在内，将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为了实施上述两项条款，盟军最高统帅部（简称盟军总部）在日本被军事占领的最初期便立即开始采取了下列两项措施：一是分批逮捕了一百余名首要的战争罪犯，亦即所谓“甲级战犯”；这些被逮捕者都是对日本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大政客、军阀、财阀、外交家或宣传家。二是分批“整肃”了近二十万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凡是日本侵略战争时期在日本政府、军队、法西斯团体或大企业中担任过比较高级的职务的日本人都在被“整肃”之列。“整肃”是日本人所用的词语，英文原为purge，意即“清洗”或“取缔”。凡是被整肃的人，在整肃没有被解除之前，都不准担任任何公职。他们不但不准充当各级政府的任何官吏或议员，就是社会团体或企业团体的较高职务，如会长、经理、董事、主任、书记、会计之类，亦不准担任。在占领初期，盟军总部曾分批整肃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达19万多人。后来由于美国袒护日本反动势力的政策抬头，他们的整肃便一批又一批地被解除了。到1952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订的时候，大部分的被整肃者都已恢复了公民权。“和约”签订之后，日本政府便索性全部解除了对这些人的整肃。
盟军总部采取上述两项措施是必要的，因为惩治战犯和取缔军国主义分子不但是国际文件授予它的权力，同时也是它对盟国不可逃避的义务。
必须指出，盟军总部在日本投降和盟军登陆后的初期对于行使这种权力和履行这种义务是相当严厉、认真的，可以说是雷厉风行，剑及履及，使日本反动派一时陷于极度惶恐和苦闷之中。这显然是由于那时战争甫告结束，盟国人民对于日军侵略的创痛记忆犹新。就是美国人民对于珍珠港的浩劫和对日作战的艰苦亦未能轻易忘怀。因此，在同盟国之间还存在一种同仇敌忾的共同感觉，大家都有严惩日本战争祸首和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要求。同时，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尚未明显地表现出对日本反动势力的庇护、扶植态度，尽管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某些人早就有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有力帮手的构想。
由于上述原因，盟军总部在占领初期对于逮捕战犯和整肃军国主义分子的工作进行得还算是比较迅捷及时和严格认真的。
整肃问题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没有直接关系，兹不多述。
此处要着重叙述的只是主要战犯的逮捕。因为，逮捕他们的目的无疑地是为了将来交付审判，使其接受严厉的法律制裁。事实上，此后不久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对象都是从他们这些人里面挑选出来的。
日本主要战犯（亦即所谓“甲级战犯”）的逮捕系在1945年9月至同年12月间分四次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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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