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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保安总局达8年之久，这比亚戈达和叶若夫两个人的任期加在一起还长。他制
订出来的工作方法全部为他的后继者们所沿用，他要比他们聪明得多，他们只是沿
着他所指出的道路朝前走，他所设想出来的一切是他们所想不出来的。
这一切的原因大概在于，和自己的同行们相比，缅任斯基十分地与众不同。他
性格温和，招人喜欢，彬彬有礼，谦逊，无私，是个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历史
上是这样描述他的形象的。学识渊博、忠于事业的布尔什维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
福维奇·缅任斯基重病缠身，经常在别墅里休养。他在那儿种花，还在化学实验室
里做实验。因此他没有可能直接了解许多事，只靠从自己的第一副手亚戈达那儿听
汇报。他对亚戈达完全信任，但是说一切工作都是亚戈达替他做的却不是实情。正
是缅任斯基策划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斗争，是他派遣了恐怖行动小组到
国外去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是他准备了震惊全国及全世界的首批莫斯科法庭审
判。
缅任斯基所做的一切，尚未达到他的后继者们所干的规模，这仅仅是因为斯大
林在当时还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
1874年8月19日，缅任斯基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在彼得堡的
士官武备学校中教历史。他在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以后考进了彼得堡大学
的法律系，做过律师。早在1902年他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但与捷尔任斯基不同的
是，他总是想方设法不去触犯法律。他在夜校里给工人们讲课。第一次俄国革命期
间，他在布尔什维克报纸《军营》的编辑部中任职。1905年7月，警察逮捕了该编辑
部的全体工作人员。他在监狱中度过了4个月，后因宣布绝食而被取保释放。他立即
逃往芬兰，因为那里有当地的法律。1907年他开始侨居国外，住在比利时、瑞士、
法国和美国。在巴黎时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
列夫·托洛茨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与缅任斯基相识在1910年，在法国。那
时未来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参加了极左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当时参加这个小组
的还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革命后他任输血研究所所长）以
及未来的教育部长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在那些年里，缅任斯
基写文章用的笔名是斯捷平斯基。
在博洛尼亚，他们为从俄国来的工人开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校。就是在这里托洛
茨基遇上了缅任斯基。
托洛斯基写道：“他给我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准确地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他更像是另外某一个人的影子，或者说是某一幅未完成的画像的不太成功的草图。
“是有这样一种人。他那曲意逢迎别人的微笑和隐晦的目光闪动有时会表明，
一种极力想摆脱自己不出众的窘境的热切愿望在折磨着此人。”
托洛茨基写以上这些话时，他自己已流亡国外，而缅任斯基已经在领导着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与反对派进行殊死斗争了。因此可以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些话是带有
偏见的。
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所罗门是本世纪初一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他
和列宁全家都很熟悉，在国外侨居时与缅任斯基也过往甚密。他曾回忆说：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
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在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到火车站去
接他……
“我首先见到的是满面病容的驼背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
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
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涨……
“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
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
把伞。我赶忙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
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
喘气都够困难的！
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
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从此，我情不自禁地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
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
“而缅任斯基却一直在温和地微笑。这种对待亲近的人所持的自我牺牲精神，
也是缅任斯基性格中的一大特点。这个缅任斯基，当他从基辅来到莫斯科的时候，
虽然害着严重的小肠疝气，还是抢着搬自己和同志们的行李，而年轻的同志们却心
安理得地轻松走着。为此，他病倒在床，一卧不起数星期之久。他毫无怨言地忍受
着自己的痛苦，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的微笑。
“列宁对他的老同志、老朋友缅任斯基的态度一直让我觉得奇怪。曾有几次我
向列宁谈及缅任斯基的艰难处境。由于极端谦逊且害羞的天性，缅任斯基宁死也不
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们求助。（我曾看见他病得要死的样子，而且十分贫困，但
是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处境。）可是列宁一点儿也没有为他做什么。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曾经谈到缅任斯基，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完全不
明白事理，也不知道怎样把伟大的思想贯彻到生活中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是看错了自己的这个老熟人。在做国家安全工作之前
和担负了这个工作之后的缅任斯基简直判若两人。令人费解的是，这个职务就能如
此改变一个人吗？还是说，担任了这个职务以后，原来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些特
点突然表现出来了呢？
1917年7月，缅任斯基回到了俄罗斯。尽管他完完全全是个文职人员，但他被任
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军事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1917年10月25日，缅任斯基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家银行的
政委。他来到银行的主要办事处，要求向新政权交出1000万卢布用于当时的开支。
国家银行的职员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新政权，对人民委员会的这一要求傲慢地加以拒
绝，于是赤卫队员就占领了银行，但是钱仍然没有拿到。
列宁决定让缅任斯基担任俄联邦副财政人民委员的职务，而财政人民委员由著
名的政论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担任，这可能是因为
他曾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原故，然而他始终没能管理好金钱。在得到了前往
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任命以后，缅任斯基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个工作人员，就躺在斯莫
尔尼宫中的沙发上睡着了，把一份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呈文盖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为什么列宁要让他管理钱财的事呢？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缅任斯基在巴黎侨居
的时候曾在银行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的原故？
现在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从银行里把钱弄出来。
11月8日，曾详细描述十月革命的美国人约翰·里德在斯莫尔尼宫中看见了缅任
斯基。他写道：“在楼上的食堂里，一个戴着羊皮高帽的人躲在角落里坐着。他穿
着的那身西装，我想说，就是昨天他穿着过夜的那一身。不过他整夜未睡，他的脸
上长满了三天没刮的胡子。他正在一个肮脏的信封上神经质地写着什么，有时又沉
思地咬着铅笔。那就是财政人民委员缅任斯基。他任此职的全部资历就在于，曾在
法国银行里当过一名办事员。”
几天之后，缅任斯基接受了约翰·里德的短暂采访。他对那美国人说：
“没有钱我们寸步难行。要给铁路员工和电报局职员发薪水……可是银行都关
闭了。关键是国家银行，可它也不工作。全俄国的银行职员都被收买了，他们停止
了工作。
“但是列宁下令用炸药炸开国家银行的地下室。至于私人开的银行，不久前刚
发布了一项命令，叫它们明天就开张，否则我们自己就去打开它们的大门！”
缅任斯基和列宁一道签署了“关于银行开业的决议”：
“工农政府命令各银行于明天即10月31日，按平时的营业时间开业。如果银行
不开门营业，不按支票付钱，那么银行的行长们和理事会的全体理事都将被捕。财
政部的临时副人民委员将为所有的银行任命政委，在他的监督下，凭盖有工厂委员
会印章的支票应付现金。”
仅11月17日一天，缅任斯基就收进了第一批现金500万卢布以应付人民委员会的
必要开支。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打开私人银行的所有保险柜。每个银行里都派驻
了武装支队。
人民委员会宣布国家对银行业务实行垄断经营。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与国家
银行合并为统一的人民银行。银行的股票被废止，股票交易被宣布为非法。这一切，
缅任斯基仅用了几个月就宣告完成了。然而列宁对这些工作并不太满意，也没有继
续让他担任要职。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记事本里也谈到：缅任斯基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有表现出
多少积极性，或者说仅仅表现了自己的无能。”
政府迁到莫斯科去了。而缅任斯基被留在彼得格勒，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和彼得格勒劳动公社法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
1918年4月，派他去柏林任总领事，因为他懂几种外语，而且在国外生活过。然
而很快他就被驱逐出了德国，因为在苏俄外交使团的行李中发现了传单。于是，缅
任斯基又被派往乌克兰，在那儿他当了几个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检查团的副人民委
员。
1919年秋天，缅任斯基回到了莫斯科。捷尔任斯基给他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找
到了一份工作。
1919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下属特别处的
章程”。其中指明这些部门的任务是与陆海军中的反革命活动和间谍活动做斗争。
由于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斯基当时身居高位并且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那时强调特
别处应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一规定于1931年被废除，自
那时起，军事反间谍机关就不再受军队的领导了。）
军事反间谍机关就这样产生了，它不仅侦缉间谍和叛徒，同时也跟踪军事将领，
研究军队中的情绪。
此外，由于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尚没有外事部门，所以它的特别处还要负责
海外的以及白军和外国占领区的情报工作。
第一个领导特别处的是捷尔任斯基本人。
1919年9月15日，缅任斯基被任命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的特命全权代表。
一年以后他已成为特别处的副处长，又过了几个月成了处长。1922年7月，他被正式
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缅任斯基既向捷尔任斯基，也向托洛茨基汇报各地特别处的工作，汇报军队中，
而且也不仅仅是军队中的形势。托洛茨基当时是比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重要得多的
人物，因此军人们很自信，并不害怕“契卡”人员。然而，在托洛茨基离开军队以
后，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可在国内战争时期，一个大发雷霆的集团军司令就可
以轻而易举地逮捕“契卡”特别处的负责人，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融洽的话。
缅任斯基对陆海军人民委员是无限忠诚的。
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来到车箱里向我汇报特别处在军队中的工作。
“说完了正事之后，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倒换着左右脚，带着
他那曲意奉承的微笑，让人感到不安和困惑。最后，他终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反对我的复杂的阴谋。
什么，什么？我感到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那时我连一点点这类的思
想准备都没有。
是的，他想让列宁等人相信，您纠集了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专门为了反
对列宁……
您疯了吗？缅任斯基，您清醒清醒吧！我不想谈论这些。
“缅任斯基走了，一边歪着肩膀、咳嗽着。我想，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为自己
寻找其它的轴心，以便继续绕弯子。”
由此可见，向上级领导汇报政治形势以及政治家们的行动这种做法早在那
个年代就已成了国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