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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局长来到您这里，告诉您某某区委第一书记酗酒？或者
即使他不告诉您，您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即使他不说，我们也清楚。我们忌酒，也许这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喝酒。为
什么我反对酗酒？实话对您说，原因并非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因为我出身于一个信
教的家庭。胡说八道！我知道，那些喝酒的人，他们通常在酒桌上借推杯换盏之际
解决一些人事问题。您想想，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去喝酒的人肯定收受了手下人
的礼物，因为得有钱才能纵饮无度……”
“您能肯定，您州里的克格勃分局局长没有向莫斯科打您的小报告吗？”
“我想没有，因为我没有被召去受训。我从未感觉到有人打我的小报告。如果
有，估计会有人告诉我。再说，我也没什么值得报告的事……”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是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可却在受到一些人无耻的窃听，
而且我所有的电话都受到了窃听。当大使后仍受到窃听。我从丹麦回到莫斯科，坐
下来打电话，有工作要谈。但没法谈话，线路杂音很大，有人在窃听。我很生气，
于是说：‘你们在听我说话吗？这是你们的事，但请不要妨碍我工作！’杂音立刻
停止了，听筒里鸦雀无声。
“还有，当我还在市委工作时，有时晚上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时间已经很
晚，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静悄悄的，可以安下心来工作一会儿……我听到办公室的
一个角落传出蜂鸣声，然后是另一个角落、我的办公桌……我觉得这是国家安全委
员会的伙伴在给我发信号，告诉我窃听器在哪里，他们也不愿干窃听这种事。
“早晨我来到市委，秘书告诉我：‘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今天检查了您
的通讯线路。’这意味着，新的窃听器又装上了。
“我被解除市委第一书记后，身后总是厚颜无耻地跟着个尾巴。我去图希诺的
姐姐家作客，他们正等着我。我招手，想搭辆车，一辆汽车停到我面前，车里坐着
两个人：‘请上车，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即便到国外当大使，我也知道是不会让我安宁的。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每逢
11月7日和5月1日，我都要把高级外交人员请到寓所吃饭。午宴过后，开始放音乐，
大家想跳舞。领事的妻子俯在我耳边说：‘在这个房间里您小心点。这儿有人在窃
听。’
“我非常清楚，这并非她本人决定警告我，而是她在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丈夫，
那是个善良、优秀的小伙子，是他想让我小心一点。
“每个使馆都设置了这样的部门，其任务是监视，以免发生不测。但不测之事
还是发生了。我们使馆出了个著名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是个情报人员，
为英国人工作。
“有趣的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工作得很卖力。他研究过丹麦，了解丹麦。总的
说来，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我一直无法信任他。后来成为克格勃驻外间谍头目
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上校曾写道；使馆里只有大使不信任戈尔季耶
夫斯基。所以说，他们搞不清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方面……”
“监视让您感到难受吗？”
“根本不难受。一个人只有觉得问心有愧时才会难受。我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
过错。我是自愿要求去打仗的，整个战争都是在前线度过的。我工作诚实……”
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领导过下瓦尔托夫斯克市的克格勃分处，
后来成为秋明州克格勃分局的副局长。我问他：“您同第一书记的关系如何？”
“第一书记对我来说是政治领导人。我应该向他汇报所发生的一切、最有意义
的工作成果以及问题。我的身份是一名部下。当然，没得到过任何关于要监视他的
指示。不允许收集关于党和苏联官员的情报。党的机关有自己的‘反间谍机构’，
即组织处，它负责抓党风问题。
“当然，国家安全机关的每一位领导，无论是市一级的，还是区一级的，都希
望同第一书记建立起某种非正式关系。第一书记通常也乐意把克格勃人员拉拢到自
己身边，以免他们打小报告
“外出视察工作一般都同行，第一书记通常会带着警察局长。检察长、克格勃
负责人，以这种阵容出发。对民众发表完讲话后可能会去打一会儿猎，这些都有助
于加深私人关系。我在实际工作中也碰到过一些少有的例外，即克格勃机构的领导
人同党委书记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谁能占到上风？”
“经常是第一书记。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一次，最后是讲原则的克格勃工作
人员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市委第一书记被解除了职务。这位克格勃工作人员得到情
报，一市之长非法勒索一些党委书记。这位领导时常接待客人，请他们吃喝，可党
内的账目上没有规定这种开支，因此市里一些单位的书记给他大笔送钱，补偿他无
法报销的开支。这场冲突以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是一个特例。所有的命令中都写着：‘不得检查党和苏联机关的领导、检
察长和法官’。他们都是碰不得的人。
“我们被绝对禁止以党的机关干部，尤其是其他国家党的领导人为工作对象。
但曾根据一项经勃列日涅夫同意的特别指示，责成秋明克格勃分局负责有关希腊共
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萨哈利阿第斯的事宜，当时他用尼古拉耶夫的姓在苏尔古特市政
治流亡。在这件事上不止一次地受到过批评，也不止一次地得到过表扬，其中包括
我本人……”
我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
“您有过被监视、被窃听的感觉吗？”
“实不相瞒，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有人对我说过：叶戈尔·库兹米奇，您
在受到窃听。但我的性格使我并不在乎这个。我知道，在家里我肯定也受到了窃听，
因为权力更迭时曾拆除过什么装置。看来是有人在窃听，体制就是这样。”
“这对您有影响吗？”
“没有，绝对没有。”
“如果您想讲点私事，您也知道电话有人窃听，您怎么办呢？”
“没什么，我没有任何私下里的话要讲，我不播弄是非……”
克格勃地方机关的领导人又如何看待与党务机关的关系呢？
瓦列里·沃罗特尼科夫将军说：
“既有工作关系，也有私人关系。有时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应该去找第一书记，
向他报告重要情报。但由于我十分了解他，有些事我不会向他报告。这种事也有过。
“客观地讲，没人建议我们收集涉及党的领导人的情报。但这种情报终究会落
入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权利隐瞒。我们上报给中央，它又会像掷出的飞旋镖一样返
回到原处。结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区委第一书记来找州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求
‘给我们区换一个克格勃处长，我和他搞不好关系。’也有相反的情况，克格勃处
长请求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因为他没理顺关系。但这是非常少有的。
“如果是小问题，我们也会尽力不把它揭露出来。当有人因为过于尽心竭力而
把情况报到上级时，上级也会给予相应的看待。曾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党的干部
去国外，到那里后就松懈了，有些自由散漫。小组成员中有一个‘眼线’，回国后
他写了关于这一切的报告。负责为州党委编辑情报的干部把这则报告也列了进去，
送到了第一书记手中。经调查，原来这位党的干部得了胃溃疡，他根本不喝酒。代
表团中的所有女士都写了解释性材料，证明他表现很好。
“后来我亲眼看到党组织的那位领导对克格勃分局局长谈他对此事的想法。即
使有必要报告关于某位党的干部的品行，也不要拿这种小事来报告。告密引发这样
的反应，结果第二次已没有兴趣再做这种事了。”
“地方领导会不会认为任何事情你们都会向莫斯科报告？”
“我们不会去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猫就是用来吓唬老鼠的。也许他们会因
此而表现得好一些……”
反映党的高级干部问题的材料怎样才能到克格勃主席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又
该怎么办呢？
就此我询问了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如果州分局的局长向您报告，说第一书记酗酒，把其他女人带到自己家，行
为不检点等等，您怎么办？”
“这种事是不会写到纸上的，也不会向我的副手报告。只有在一对一的私人会
见时才能谈这种事。分局局长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才能专门就某个问题来莫斯科，或
者是在莫斯科时请求单独会见，然后说出一切并征询我的意见。”
“您会怎样呢？”
“我会记下来，告诉他：继续观察，看看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向我报告。如果
我确信情况非常严重，就去中央，找勃列日涅夫或主管人事的书记伊万·瓦西里耶
维奇·卡皮托诺夫说：注意，有苗头……
“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随行的有5位将军。我国大使设宴款待我们，宴会接近
尾声时大使已烂醉如泥。克格勃驻外工作人员报告说，大使在招待会上也是这种样
子。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把我们克格勃的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为什么装聋作哑！
这会损害我们同这个国家的相互关系……”
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克格勃都可以过问，只是在对领导干部进行调查时应该
得到中央的批准。
如果克格勃不去做这种事，又怎么能收集到关于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
奇·晓洛科夫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
诺夫的材料呢？是的，勃列日涅夫不让动他们。安德罗波夫在成为总书记后才得到
机会收拾他们。1983年夏天，他们最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经过。
契尔年科在全会上发言时说：
“考虑到晓洛科夫和梅杜诺夫在工作上犯的错误，政治局决定建议全会将他们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在近几年削弱了内务部的领导工作，走上了个人滥用
职权的道路。为自己和亲属建造别墅，把外国公司赠送给部里的3辆小轿车留作私用。
表现不够真诚，没有自我批评。借70岁生日之际拍关于自己的电影，为此花费了5万
多卢布。梅杜诺夫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边疆区的领导干部中贿赂风气盛行。确
凿的事实表明，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杜绝这种现象。经他同意，以拥有苏维埃
代表身份为借口未立案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他的这一行为败坏了自己作为一名领导
者和中央委员的名声。”
通过无记名表决，两人被逐出了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没有出席全会，梅杜诺
夫走出了大厅。后来，晓洛科夫开枪自杀，梅杜诺夫退休回家。
安德罗波夫以克格勃的侦查材料为依据向腐败宣战。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人
民已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讲了安德罗波夫有一次召见他
的情景。安德罗波夫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您不认为该管管乌兹别克斯坦了吗？我早就开始注意那
里的情况。应该开始这项工作。”
利加乔夫说：“我们准备立即着手。”
安德罗波夫说：“您知道该怎么做，把拉希多夫请来。”
利加乔夫寻思开了：他当时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负责人，而乌兹别克斯坦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德罗波夫鼓励他说：“您不用难为情，就说是受我所托。”
不久，拉希多夫来到莫斯科。有人通知他利加乔夫请他去一趟。拉希多夫像主
人似地走进办公室，他的样子似乎在说，什么部的负责人竟敢找他谈话？
利加乔夫回忆说：“起先他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只好对他说，是受尤
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之托和他谈话。他坐下来，对我说话也变得温和了。事先我已
把50…60封信摆在桌上。他立刻明白要谈的话题了。最后我说：‘我建议派一个委
员会去乌兹别克斯坦。’他说：‘我们现在正是收获棉花的季节，你们会妨碍工作。”’
利加乔夫同意等一等，等收获工作结束后再说。他说：
“后来我们派去了一个委员会，查出当时最为严重的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