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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加乔夫同意等一等,等收获工作结束后再说。他说:
“后来我们派去了一个委员会,查出当时最为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首先,棉
花产量存在着严重虚报问题。顺便说一句,拉希多夫每两年得到一枚列宁勋章。其
次,共和国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他的亲戚。在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有30多位拉
希多夫的亲戚。此外,苛捐杂税和送礼之风猖獗。
“就拿他妻子去下面州里来说,既然汗的妻子来了,意味着应该送些什么。整
车整车的贡品……最后在塔什干召开中央全会,我被派去出席这次全会,许多人被
开除公职。但遗憾的是,后来格德良一伊万诺夫之流横加阻挠,他们借‘乌兹别克
案件’向上爬,甚至指责我收受贿赂……”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名义上的记者
戈尔巴乔夫时代是从一件不愉快的事开始的。为了回击苏联情报人员遭逮捕一
事,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批准拘留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丹尼洛夫是俄罗斯族人,对俄罗斯有着极其浓厚和真诚的兴趣,他试图查清自
己祖先的有趣经历。他没有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卢比扬卡也知道这一点。却突然
演变出一场丑闻,一场令苏联新领导的形象并不是非常光彩的丑闻。
克格勃使戈尔巴乔夫相信,应该逮捕这名记者,因为通常都是这种做法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了。后来他大概意识到,他
做错了。
苏联反间谍工作者不相信,记者不再是美国情报人员的“掩护身份”。之所以
不相信,是因为大部分苏联驻外记者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至少是情报总局的工
作人员。
在塔斯社和新闻社较大的驻外记者站,有克格勃的固定编制。至于电视和广播
单位的驻外记者站,克格勃人员或者充当第二记者,或者当摄像师。而报纸记者,
除《真理报》外大部分都是情报人员。
70…80年代我在《新时代》杂志工作时,每个工作人员,包括打字员在内都知
道,12个记者站中只有两个记者站是杂志社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后来也交给了克格
勃。
是否设立新的记者站同样要取决于克格勃的需要。主编给苏共中央写秘密报告,
内容是要求在某个国家建立记者站,并会注上“经苏联克格勃()同意”。括号里
是克格勃副主席的姓名。
在情报人员中有些人非常有才华,文章写得生动有趣。1991年后有些人自愿离
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从事新闻工作。但也有一些人,连简短的消息都写不好。
我感到奇怪,如果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于纸上,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自己的主
要任务呢?
即便“记者”不给编辑部发任何消息,也不会有人抱怨。我只知道曾有一个报
纸的编辑,他给主管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副主席打电话,执拗地说,派给他的情报人
员就工作能力来说什么都干不了,尽误事,因为他无法胜任报纸工作。
一位惊惶失措的将军情报局主管人事的副局长迅速赶到这名编辑那儿,把
一叠材料摆到他的桌子上说:“您自己挑,看谁合您的意。”
这位编辑明智地拒绝翻看情报人员的卷宗,但请求派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后来
就照他的话做了……
为了不妨碍苏联和美国在减少双方关系中的紧张和稍稍拉近距离方面所做的最
初尝试,不得不放了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写道,在改革时期成为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丧失
了信心,从原来的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变成了一个易怒、脾气暴躁的人。他领会不了
情报资料,也无法理解国际局势。
我曾询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政治局的同志对切布里科夫印象如何。
据说,克格勃主席看起来是个阴郁而沉闷的人。事实是这样吗?
“唉,没办法,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有些孤僻,乍一看显得有些冷漠,但他
是温和、可靠的人,我们大家都信任他。他不看戈尔巴乔夫的脸色行事,他是少数
几个能够以应有的分寸提出反对意见、试着让人相信并接受自己想法的人之一。”
“克格勃主席找过您吗?或者他只找总书记?”
“我曾因为什么事去过他们克格勃一次。他也找过我,为了在某一问题上得到
支持,或通报些信息。总的说来,我对特工机关没有特别的需求,他们通常去找一
把手,规定就是这样。”
“他们向你们提供关于国内形势的材料吗?”
“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部门得到有关同一个问题的材料,例如从克格勃、
情报总局、外交部和塔斯社等。我们不缺情报。我们可以比较、对照。我通常每天
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来阅读文件。但也有许多这样的情报,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是
为了取悦一把手或级别最高的几个人,而没有提供确实可靠的情报。” “您在把克格勃的情报同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作比较时,您有何印象?机关干
部更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吗?”
“不,机关里的人了解不到任何新东西,尽管有分析报告。比如说,关于犯罪
情况,我们得到的是相当内行和专业的文件。”
“总书记得到的情报要多得多吧?”
“我想是的,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报我不得而知。我不过问这种事。例如,
他可以得到关于大使馆活动的情报,我要这有什么用呢?可他需要,国际部的人直
接找他。”
“总书记休假您代理工作时能得到这些情报吗?或者说仍是送给总书记?”
“送给总书记。我收不到,大家都有分工……”
国家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茶,所有意识形态的教条都被打破了,在这一时刻,
1987年的9月,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在庆祝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诞辰110周年的
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说了些什么呢?
“帝国主义国家特工机关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仍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和政治
风气、苏联人的世界观……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正在企图寻找新的可乘之机,渗入我们的社会,针对苏联
不同阶层的居民施加相应的、不同的影响,以便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强加给苏联
人,灌输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无论……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对我国各阶层的居民虎视眈眈……我们的敌人企图把文艺
界的一些知识分子推上吹毛求疵、蛊惑煽动和虚无主义的立场,丑化我们社会历史
发展中的一些阶段……”
切布里科夫仿佛在重复安德罗波夫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讲话稿,他的秘书处只
是稍稍加了些修改和编辑。他的路已明显地偏离了戈尔巴乔夫的航向,这已是有目
共睹。
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突然提到电视节目和报刊的导向“不对头”。切
布里科夫很乐意就此话题谈下去。
以下是速记记录的一段内容:
“切布里科夫:现在电视在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第十二层》。节目讲的
是年轻人与老一代之间的争吵。而且,老一代通常看起来相当平庸,无法对咄咄逼
人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给予相应的回击。
“雷日科夫:我认为,这是个危险的节目。
“切布里科夫:应该回击这种东西。我并不是主张为过去或现在大唱颂歌,但
如果我们放开对文学创作的控制,那结果将是,我们苏联政权70年来将没有一天是
光明的……”
当时的中央书记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写道,切布里科夫的讲话
秉承了克格勃领导人所惯有的风格,克留奇科夫也继承了这一风格通过攻击
“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的意图”来谈论国内问题。
在切布里科夫眼里,敌人的阴谋诡计无处不在。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政府对事故的发生表示了同情,并表示愿意为消除
事故后果提供帮助……然而,可以看出,尤其是美国方面,企图把发生的事用于宣
传目的。美国媒体强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核能史上最大的事故之一,其
规模比美国1978年三英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大许多倍,乌克兰大面积的粮食产
区和第聂伯河流域受到了辐射污染。
“以我们的反应堆通常没有混凝土圆顶保护为根据散播流言蜚语,说苏联的核
能没有考虑可能的事故后果,依靠的是落后的技术水平。西方的宣传极力夸张渲染
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论点……
“国家安全委员会已采取措施监视外国外交家和记者的活动,限制他们收集切
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材料的可能,以挫败其利用这一事故在西方煽起反苏宣传活动
的企图。”
现在,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实际规模及关于这类反应堆建造中所存在的失误的
真实材料都大白于天下之际,再读到这种装腔作势、一派谎言的报告令人有些触目
惊心。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克格勃为领导人提供真实情报吗?
前总书记助理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切布里科夫给
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他萨哈罗夫人选科学院主席团的消息。切布里科夫痛苦地
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的科学院还没有成熟。”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戈尔巴乔夫挖苦他警惕性过高。
1988年9月,切布里科夫对《真理报》发表了长篇谈话。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以说,已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克格勃主席可能不赞成改革,这可以理解,但他
应该看出这些变化。可从他的讲话来看,感觉不到这一点:
“外国破坏中心一直顽固地向苏联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国经济和社会
生活中的弊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造成的结果,实现好转的惟一可能就是放弃
我们已作出的历史选择,放弃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观被吹得天花乱坠。
遗憾的是,有些人,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就爱‘咬’这一诱饵。”
在回答记者关于克格勃的任务这一提问时,切布里科夫说了这样一番话:
“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努力首先集中在及时发现和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情报活动
和破坏活动,以及反苏分子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分子旨在破坏和颠覆我们现行制度的
敌对活动。”
这次采访之后不到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就把切布里科夫从克格勃主席职位上调
到了已不太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位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正式命令是1988年
10月1日签署的。
切布里科夫负责行政和护法机关方面的工作,他接替的是阿纳托利·伊万诺维
奇·卢基扬诺夫,后者被调至苏联最高苏维埃任第一副主席。
当时仍是政治局委员的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 日记中写道: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当年费多尔丘克任部长时内务部对他在斯塔夫罗波尔某些
方面的工作进行检查感到不满,克格勃似乎也有份。戈尔巴乔夫曾气愤地提起这一
点,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做呢?说明他还在耿耿于怀……”
前总书记助理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对切布里科夫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
好有自己的说法。
博尔金认为,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切布里科夫作为一个温顺的工作人员,兢
兢业业地为契尔年科服务,定期向他报告党和社会中的力量对比情况。他也给戈尔
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报告情况,但相当肤浅,他害怕契尔年科知道这一点。犹豫不
决和过于谨慎令切布里科夫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寻找调
动他的途径。成为中央书记后,切布里科夫失去了各种关系和情报,不再拥有原先
的影响力,渐渐地沉寂下去……
叶戈尔·利加乔夫对切布里科夫被调到中央并不感到吃惊:
“这是戈尔巴乔夫决定的,没作任何特别的解释。书记处需要一个人来负责行
政机关和民族政策的问题,这个人要消息相当灵通,正派。我表示赞成,我没有理
由不同意。”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布达诺夫当年领导过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反间谍局
的内部安全工作,他对我说:
“我不止一次地去找过切布里科夫,因为他负责情报安全问题。他接见我,我
向他汇报工作。切布里科夫授予过我一枚勋章。切布里科夫是个比安德罗波夫更加
注重形式的人。切布里科夫是中央委员会教育出来的一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