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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纲领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实施各种公民权：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年满二十岁的公民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纲领还要求对各州、城市、农村村社实行广泛的自治……在国家经济和财政政策方面实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彻底免除低收入者税赋；取消间接税、保护税和针对劳动者的各种征税。在工人立法方面，要求用立法规定最长工时（八小时）和最低收入……”〔２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资金资助的跨世纪著作《苏联兴亡史》这样说：“社会革命党虽然由于先天不足，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它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是有功的，特别是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更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主力军。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参加过第一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至于它后来与布尔什维克反目为敌，则是要重新研究的问题。起码不能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该书还指出：“社会革命党被沙皇专制制度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它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后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更不应视为正常现象。”〔２１〕
除了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外，民粹派最为人诟病的，大概就是流传甚广的“英雄、群氓”观念了。
“英雄、群氓”的说法来自民粹派后期重要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米海洛夫斯基对历史有极忧患的意识。他说在历史极黑暗的时刻（他举的例子是中世纪，实际上二十世纪这样的例子更多，如法西斯德国，如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当“人的智慧和精神潜能被缩小到了最简单化的形式，到了只为最后一片能糊口的面包而斗争时，人就会丧失自己的个体性”〔２２〕，成为群氓。这时他们会产生对“英雄”的渴望。而“英雄”（指那些还保留着个体性的人）就会依从自己的或善或恶的本性，带领群氓从善或从恶。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些说法当然让人听了不舒服，但若是简单化地解释成民粹派认为自己是英雄，人民是群氓，却又是误解了。
那么，民粹派是否一片光明面，全无错误？当然不是，民粹派主流派别（革命民粹派）不接受改革，只接受革命。说它是俄国改革进程中断的始作俑者不为过。它的激进派别（民意党、社会革命党等）搞个人恐怖，时间长达三十年，虽后期反省停止了个人恐怖（１９０８年），但已在历史上开了恶头。民粹派主流派否定资本主义的相对进步性，轻视民主操作，“惟民是从”，传至今日，仍有负面影响。
如果不求全责备的话，民粹派的这些错误应归诸历史局限性，而不应归诸他们的个人品质。就全体成员的品质来说，西方政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能达到民粹派的水平。
今天欧洲的民粹主义复兴，如果作浪漫主义地理解的话，是重新发现民粹主义的价值，是对一个多世纪前人类曾经达到过的一种高尚情操的迟到的肯定。如果作现实一点地理解的话，那又是形式各异的利益群体借用民粹主义的旗帜，在为自己争利益，纯属“历史的误会”。
就连“文革”都曾涂过民粹主义的油彩。中国刚开始“文革”时，西方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曾这样评价“文革”：“……它不完全是消极的，这场革命依据民粹党式的信念，相信一般群众固有的能力和创造性……”〔２３〕
“民粹”误解何其多，真是这样。
注释：
〔１〕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１页。
〔２〕郑园园：《欧洲民粹主义抬头》，《环球时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
〔３〕李一蠡：《从民粹主义想到的》，《炎黄春秋》２００２年２月。
〔４〕（俄）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２页。
〔５〕以下分析民粹派的错误（本文略），均摘自前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１１页。
〔６〕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１９５１年版，第２２页。
〔７〕〔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２〕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３３、３５３、３５５、３５５、３６８、３７４、３５９页。
〔８〕（日）杉森久英著：《神秘的驻外武官》，林怀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３页。
〔９〕何蜀：《〈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第２２版。
〔１０〕摘自１９６０年《苏联妇女》：《唱歌的女郎》。
〔１１〕（俄）薇拉·妃格念尔著：《狱中二十年》，巴金译，三联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２～４３页。
〔１２〕〔１３〕蒋路：《俄国文史漫笔》，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７、６８页。
〔１４〕于沛、戴桂菊、李锐：《斯拉夫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２页。
〔２０〕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７页。
〔２１〕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２３〕笔记抄录文革期间《参考消息》，原日期不详。
国际关系短札：孔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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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战略家
中国禅宗的一种说法是：在一个释迦牟尼的信徒打坐入定进入境界后，心灵与世界将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心灵将不过是世界的一个投射，而世界也不过是心灵的一个倒影，心灵是怎样世界就是怎样，世界是怎样心灵就是怎样。
美国政论家Ｐ．Ｍ．Ｓ·布莱克特笔下的“镜子战略家”，正是这样的一些“成佛得道者”。这些号称军事学家的人们，经常会把自己这一方面所拥有的军事能力或自己不自觉地怀有的意图硬套在他人身上，即当主张应加强自己国家的军事能力以对付“敌人”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想象着“敌人”一定也在以本国为敌并且在发展足以致本国于死地的武力。美国于是在上世纪六七十代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库。
那位后来不幸遇刺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就曾经发表过关于“导弹差距”的演说，他一度认为苏联的核武库远远超过了美国。事实上现在人们知道，当时苏联的核力量只不过是美国的几分之一。布莱克特因此认为肯尼迪也是一位“镜子战略家”，尽管肯尼迪屡屡呼吁和平。
搜歼“恶人”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１８２１年的独立节演说中自豪地告诉美国人：“美国不会到国外去搜歼‘恶人’”，要是这样做的话，纵然“它也许会变成统治世界的独裁者，但它将从此失去自己的灵魂。”那时候美国奉行着华盛顿和杰弗逊的律命，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外面的世界任它怎样乱就怎样乱罢，反正美国不参与其中。不过这一处子之身在一百年之后还是被打破了。１９４１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惹得美国一时火起跑到美国之外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打了一场大仗，后来一不做二不休还在日本本土丢下了两颗原子弹，一瞬间炸死了几十万日本“恶人”。后来二战结束，美国又同另一个大“恶人”苏联大搞了半世纪的冷战，期间在世界各地镇压了众多“自由的敌人”和“可恶的共产主义分子”。再后来大“恶人”苏联终于顶不住“自由斗士”的强盛武力败下阵来，美国又乘乱捕获了中美洲的小“恶人”诺列加，收拾了阿拉伯沙漠中的中“恶人”萨达姆·侯赛因。
近年又有一个“恶人”本·拉登用两架飞机炸毁了纽约的世贸大厦，美国又一次毫不犹豫远涉重洋，打垮了本·拉登的背后帮凶“恶人”塔利班，然而最想搜歼的“恶人”本·拉登至今却仍然生死不明。看来美国在阿富汗还得这样搜歼下去，只是不知道亚当斯一百年前所说的美国的“灵魂”，现在还附不附在美国身上？
安全与武库的悖反
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５日，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在螺旋形上升的军备竞赛中，即使军备增加了，但国家的安全很可能反而减弱了。”
人们一向认为实力是保障安全的惟一通途，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五十多年前美国刚刚制造出原子弹的时候，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安全感的国家，因为美国拥有一种“极其可怕的武器”（杜鲁门告诉斯大林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和敢于威胁美国。在苏联不出几年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后，美国人感到自身铜墙铁壁似的安全网已经被打破了一个小洞。不过随着更新型的武器——氢弹的发明，美国人还是认为有了一个小洞的“铜墙铁壁”仍然可算得上是一个“铜墙铁壁”，并且因此而不把苏联放在眼里。及至后来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同时发明了弹道导弹后，美国人才在安乐声中如梦初醒：原来“铜墙铁壁”也不过是纸做的假冒伪劣产品，最强大的武库建立起来之时，也是国家安全最脆弱之时！
然而美国似乎并没有真正醒过来，它今天吵嚷着要搞反弹道导弹系统，分明还在做着“铜墙铁壁”的好梦。这样的好梦能做多长呢，我们且走着瞧。
“巨洞”理论
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向美国建议两国进行核禁试谈判时，两位美国人艾伯·特拉特博士和爱德华·特勒博士发表了一个名为“巨洞”的理论，说很小的核爆炸能够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内“隐瞒”起来，而不被发觉。
要隐瞒住一个两万吨级核武器的爆炸，必须要多大一个洞呢？直径至少需要五百英尺，而且，洞穴必须处在地下三千英尺的地方。而世界上已知的最大岩穴之一卡耳斯巴德洞，也只能顶住一万吨级的爆炸力。如果人造这样一个“巨洞”，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假设是在一个盐场上，那就需要搬走两千万吨的盐（美国在１９５９年全部盐产量为五百万吨），成本超过一千万美元，并需要二年到四年的时间。
不知道当时的苏联人到底有没有造出这样大的一个“巨洞”来？
“不信任”先生
在美国的那些冷战斗士中，“不信任”先生杜勒斯，大概是最为敬业的一个。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曾经努力以对俄国人微笑来作为政策的替代物，但是这种和平主义总是遭到他的政府内二号人物国务卿杜勒斯的强烈反对。在１９５３年邱吉尔提出召开美、苏、英最高级会议时，杜勒斯不假思索就加以了拒绝；在１９５５年艾森豪威尔试图邀请苏联元帅朱可夫访美时，又是杜勒斯毫不含糊予以了阻挠；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杜勒斯还是想也没想，坚决不同意以美国撤退两个师来换取苏联撤退驻在匈牙利的两个师的建议。
１９５５年，在苏联接受美国的裁军建议后，美国国务院反把它撤回，当时杜勒斯摆出的一个论点是：“你不能把你不信任的力量联合起来作为安全体系的基础。”从此以后，“不信任”成为了美国政策的基调，杜勒斯先生也因此“流芳百世”。
肯尼迪的政见
１９５９尼基塔·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时任参议员的约翰·Ｆ·肯尼迪对苏联人说：“我们相遇于最高级会议中总要比相遇于战争边缘上好得多。”艾森豪威尔是在最高级会议中见到赫鲁晓夫的，而事隔不久，肯尼迪却在战争的边缘上同苏联人对峙（古巴导弹危机）。
公正与和平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被人们称之为“和平王子”，他认为自己作为总统的任务是寻求“公正的和平”。然而吊诡的是，就在艾氏一心为了与苏联“公正”地建立起庞大的核武库的时候，美国和世界却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古巴导弹危机后，他的继任者肯尼迪后来在美利坚大学演讲，呼吁建立不依靠于实力的和平时，然而遭到了他的将领们的普遍反对。
是应该“通过公正取得和平”还是“应该通过和平取得公正”？美国政论家李普曼说只能选择后一种。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所喜欢说的话却仍然是“公正”。
杜鲁门与原子弹
１９４５年美国对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后，杜鲁门总统的解释是，这些炸弹是用来“缩短战争的痛苦的，是为了拯救成千上万美国青年的生命的”。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