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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与原子弹
１９４５年美国对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后，杜鲁门总统的解释是，这些炸弹是用来“缩短战争的痛苦的，是为了拯救成千上万美国青年的生命的”。他这样说的依据，是担心日本不会投降。但事实上，美国本来就没有任何计划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日以前对日本东部诸岛进行登陆攻击。而且，在原子弹实际投掷之前的一个月，美国就已知道日本政府在通过它的驻莫斯科大使向世界求和了。
投掷原子弹的主要理由其实是为了阻止俄国介入对日本的瓜分，不过这样的考虑，杜鲁门从来没有去说。
“唠叨”的哲学
那个在美国发表了“铁幕”演说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后来变了，他一再主张美苏两个核国家应该恢复接触和举行最高级会谈，但他的意见却一次次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拒绝。１９５４年６月，在围绕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和谈期间，邱吉尔又一次针对美国的战略假说就东西方冲突的问题直率地宣称：“唠叨又唠叨总比战争又战争好……我赞成我们应当试试和平共处，来一个真诚的尝试……我恳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去领会巨大物质福利的前景；如果一定要我作一次预言的话，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将不会抛弃这样的机会。”
要是所有人都认识到了“唠叨又唠叨”的好处，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
政治疆界与军事疆界的同步率
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认为：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一定会出现。二战结束之际，美国、英国、苏联军队同时开进希特勒的德国，这些军队迟迟没有撤退，于是以中欧为界，西欧国家和美国建立起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欧国家和苏联建立起了华沙条约组织，世界在“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中一晃就是半个世纪。
最近几年来，美国一直在为“接触”还是“遏制”中国而举棋不定，为此，兰德公司后来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接触性遏制。据说它现在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视中国为“朋友”了，中国和美国因此分属成了两个政治世界，这几年从我们便屡屡听说起“美国战略东移”、美国的军事部署开始偏重于东亚西太平洋海域的事实中可想而知。
李普曼的那句话，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存在着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一定会出现。
与“魔鬼”共舞
１９６９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说过一句让他的国家吃惊不已的话：“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对此，基辛格评价说：“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党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大事。”
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所举出的另外一个事例与尼克松的话，也有异曲同工之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希特勒进攻苏联，邱吉尔在解释英国为何决定支持斯大林时，也曾说过一句不涉及个人信念或道义支持的话：“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邱吉尔）起码也会替魔鬼说两句好话。”
基辛格和尼克松眼中的所谓“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其真义也就在于：能不能与“魔鬼”共舞。在基辛格看来，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重要标志。
不是“反苏”，亦非“亲华”
１９７２年的尼克松访华，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美国“亲华”的开始。事实到底如何呢？且来看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的说法。
在基辛格开展对华秘密外交期间及之前，当时的美国朝野上下在对华关系上曾经有过三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一种是“亲斯拉夫派”立场，认为苏联担心中美勾结，因此，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会使苏美合作成为不可能，因此，美国应该把改善对苏关系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与之相反的是一种现实政治观，它力促扩大同中国的联系以制衡苏联；还有一派是“亲华派”，他们认为同苏联的关系不应成为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尽可能采取行动增加苏联的不安可能是有用的，但是美中关系的根本改变应根据其他考虑来进行。基辛格赞成哪一种态度呢？他说：“毫不奇怪，我是站在现实政治派一边的。”
现代国际关系不是一种善恶之争，而是一种复杂的网状结构。美国与中国的接近并不是因为“亲华”，也不是为了“反苏”，它服从于现实世界的权力与利益的平衡需要，道义与意识形态应被放在一边。联系到当下还在展开的对日关系的激烈论争，基辛格所说的“现实政治”，是不是应该引起中国人的更多注意呢？！
学者与政治家的道德观
享誉世界的政治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卸职之后曾经如是说：“一个局外人，从绝对观点考虑问题，他是从概念上来判定是非的。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够不分阶段就达到他的目标。任何一个局部的步骤，从德行上来说，本来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没有这个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德行。”
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基辛格无疑也是一位渐进主义者，他曾经主张与“魔鬼”共舞，而且说，“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而“是否愿意照这条良好的路线走，是标志着学者或者任何局外人的道德观和政治家的道德观之间的区别”。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在基辛格眼中和手下，因此是非道德化的，学者和思想家所习惯的绝对化的道德准则，无法构成政治家和行动者操作具体问题时的最高依据。
“真正”的现实主义
美国的“单边主义”，近几年来越来越多成为一个话题。而且最近看到一种观点，说单边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因为它直接诉求强权，迷信武力。
现实主义就是一定会“单边主义”吗？三十年前的一位著名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却说：“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特别是在与朋友的关系上是非常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的。政治上的多极化，虽然难以习惯，但却是出现一个创造性新时期的先决条件。一个平衡力量对我们会有好处，尽管承认这一点可能是痛苦的。”基辛格因此提出：一个有独立性的欧洲对美国是有利的，一个有独立性的亚洲对美国是有利的：“我深信，一个要想在国际上起作用的欧洲，即便偶尔固执己见，也比一个以追随美国领导为名、实际上推卸责任、无所作为的欧洲，对我们更为有利。”
在多极化与霸权之间，基辛格倾向于前者，这一点他今天仍然没有多少改变。“现实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鸟”，我们似乎应该睁大点眼睛来看看。
乱世三女性
？ 王开林
乱世自有乱世的凶险，乱世自有乱世的美丽，乱世自有乱世的凄凉，乱世自有乱世的荒诞。相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乱世至少具有双重意味：其一，她们要遭受比男性更多的苦难和欺凌；其二，她们在寻求生机和出路的过程中被造就或被毁灭的几率非常接近。一大堆民国史料摆在眼前，有三位女性的事迹格外吸引我的视线，她们身上均具备非同凡庸的男儿胸襟和须眉气概，智慧之出众，勇毅之超群，甚至连某些饮誉国中的“奇男子”和“伟丈夫”亦稍显逊色。但她们的心性和志向迥异，所选择的人生路径也截然不同，一个成了疾走狂呼的女权主义者，一个成了报仇雪恨的侠客，还有一个则成了卖国求荣的汉奸。在乱世中，她们的传奇故事宛如沾染了泪光和血色的霜天风景，特别醒目，也特别惊心。
一、唐群英：女权和女拳
１９１２年，清王朝彻底覆亡，中华民国取而代之，中国妇女的命运开始出现千载一遇的大转机。但男权社会依然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坚固堡垒，当权者并不急于给还女性被剥夺达数千年之久的诸多权利。迟至１９２３年，在某些地方，女学生剪齐耳短发、穿齐膝短裙仍要受到责罚。迟至１９２８年，妇女骑自行车引起路人围观，还会被抓到警察局，课以“仿佛率众游行，究竟有伤风化”的罪名。１９３６年春夏之交，国难日殷，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思秣马厉兵，抵御外侮，竟然舍本逐末，下令将街上穿短袖衣、露胳膊肘的摩登女郎抓到军法处关、禁、闭，一时间，济南城中时装为之敛迹。前路固然千难万险，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们却并没有望而却步，秋瑾的同窗好友唐群英（她俩是东京青山实践女子学校的同学）便适时地挺身而出，决意为女性争权利，其内容包括求学的权利、就业的权利、恋爱婚姻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此外，还有重中之重的一项，即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唐群英认为，中国女性理应冲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去，与男性政治家并肩治国。
唐群英（１８７１～１９３７），湖南衡山新桥黄泥町人，其父是湘军将领。家风所致，唐群英从小性情豪爽奔放。她在家做闺女时便骑马，击剑，吟诗，“常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二十岁那年，迫于母命难违，唐群英嫁到湘乡荷叶冲，与曾国藩的远房侄儿曾传纲结为夫妇。此后，她与同样雄心万丈、深感闺中寂寞的秋瑾一见如故，两人常在一起饮酒赋诗，一吐胸中的郁闷。
１８９５年至１８９７年这两年间，唐群英迭遭不幸，先是女儿夭折，然后是夫君病故，她的情绪一落千丈。但她很快就振作精神，决定“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弱者形象，她博览群书，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思想出路。有一次，她偶然读到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大同书》时，其中有一句话的意思是：“女人应该有权利跟男人一样接受教育，获得荣誉，管理社会。”那一瞬间，唐群英的心眼仿佛接通了电源，倏然为之闪亮，于是她立定信念，今生今世一定要为妇女争权利、争自由、争幸福。五言绝句《读〈大同书〉抒怀》即透露出她当时的心迹：
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
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
１９０４年，唐群英在秋瑾的感召下，仗剑去国，漂洋过海，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在日本，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由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智勇双全的女将。１９０５年８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唐群英敢为人先，成为第一个在花名册上签字的女会员（她还是秋瑾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介绍人）。１９０７年，秋瑾在绍兴被捕牺牲，唐群英既为痛失好友和同志而悲痛，又为革命仍有继起者感到欣慰。这一层意思从她撰写的挽联中不难看出：
革命潮流是秋风吹起；
自由花蕊要血雨催开。
唐群英留学日本期间，曾被推举为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书记和会长。她创办杂志，激励女界同胞，在国家内忧日深、外患日亟的危险关头，疾走狂呼，与热血男儿奋袂争先，同尽爱国救民的天职。唐群英精力旺盛，魄力巨大，其一呼百应的凝聚力也非常人可及。辛亥革命爆发后，她统领一支全由志愿者组成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追随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前往武汉，担负起战地救护伤员的重任。１９１２年２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开庆功会，唐群英以“女界协赞总会”的代表出席，受到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接见，并被授予“二等嘉禾章”。
在中国近代，女子关心政治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契机。１９０１年３月２４日，为抗议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由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汪康年组织，在上海张园举行集会。会上，花季少女、年仅十六岁的薛锦琴登台发表即兴演说，引起上海舆论界的强烈震动。保守派认定“少年女士当众演说殊为可鄙”，改良派则盛赞“薛女士在张园演说，实为我国从来未有之事……若人人能如薛女士，又何患国家不强也”。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同样表示激赏：“此女士对大众演说，通晓事理，热心爱国，实足令我西人钦佩。”无论如何，薛锦琴登台发表政治演讲，既是中国女性破天荒的举动，也是中国女性不遑多让、直接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开端。
中华民国初建，万象更新，百废待举，再加以南北局势紧张，男女平权仍然只是一句停留在纸上的空谈而已。尽管如此，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毕竟为女子参政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外部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