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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生物科学家本身也已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了这种略为逊色的声望，并对“公众不够重视生物科学［对最近这场战争］所作出的贡献”表示关切。社会科学，至少作为它们代表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占有相当高的声望等级，这的确是令人惊异的。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考察公众对于社会科学的评价。关于这些职业评价，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指出。据诺斯和哈特教授报导，他们的样本在作出这些评价时，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对于专门职业，有较高教育和经济水准的美国人所给的评价要比那些教育和经济水准较低的美国人所给的评价略微高一些。这似乎表明那些直接受过自由教育或某些科学训练的人，要在更大程度上受那些支持科学的价值的熏陶，也更加懂得科学在自由工业社会中的至关重要性。
现在我们要问，在金钱收入这种“更为可见”的形式中，公共评价是如何表现自己的。自然，对于整个美国社会来讲，在一种工作的公共声望和表现为金钱收入的社会奖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和固定的关联。这对于科学家的收入来说肯定是正确的。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使我们可以说，科学家所挣的钱的确比大多数其他职业群体的平均收入要高，但是，只有极少几个科学家享有在美国职业系统的其他一些地方出现的极高的工资待遇。只有寥寥数人，他们是工业研究群体中的科学家兼经营者，每年所挣的钱超出二万美元。在所有科学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收入超出一万美元。那些在学术机构工作的科学家要比那些受雇于私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科学家收入少。以下数字取自《幸福》杂志对科学家所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它们显示了在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和工业界供职的科学家的相对经济收入：
学术界 政府 工业界
＄ 2，000以下 8％ 一 1％
＄ 2，000－＄4，000 20％ 10％ 10％
＄ 4000－＄6，000 33％ 35％ 31％
＄ 6，000－＄8，000 18％ 32％ 24％
8，000～＄10，000 10％ 16％ 15％
10，000以上
11％ 7％ 19％
个人不仅对于在其供职期间所能达到的工资最大值感兴趣，而且对工资增加的方式感兴趣。在科学中，工资的顶峰并不像在相对非专业性的美国职业中那样，很早就出现。与大多数专门职业类似，科学中工资的增加方式毋宁说是高龄、成就、及经验带来缓慢、微小然而却是稳定的工资增长。例如，在我们已经提到的《幸福》杂志的问卷调查中，百分之六十五的二十五——三十五岁的人属于四千——六千美元工资组。而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所挣的钱超过一万美元。所以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的收入，即使不是非常之高，也已在中年和老年时达到了相当舒适的水准。
我们刚刚给出的数字适用于所有科学专业。我们可以将其与有关一个单独群体——化学家——的收入的数据作比较；后一数据是由美国化学社团的经济状况委员会收集的。在大战即将来临、就业机会很好的1941年，从事化学专业的人的年收入的中值是三千三百六十四美元，百分之五十的人挣的钱少于这一数目，百分之五十的人多于这一数目。最低的百分之十其收入少于二千美元，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五收入少于二千五百美元。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于五千美元，百分之十高于八千美元。在具有四十年以上的经验、年纪较大的成员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于九千六百九十四美元；这一组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收入超过了一万九千二百美元这一相当高的工资数额。这些自然只是战前的数字。在战争中，同一委员会在与美国劳动统计局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化学家的收入增加了十四至将近百分之八十。当然，自战后以来，他们的收入仍然一直在增加。
虽然总的说来，如我们后面所要看到的，科学家是一个相当知足的职业群体，但他们对所获得的表现为公共声望和金钱收入的社会奖励并不完全满意。为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而准备的一项对科学家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科学家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他们应得的金钱和荣誉奖励。”当然这种感觉是很普遍的，但并不表明与实际收入水平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这种感觉及其普遍性所反映的倒不是科学家是一个吃亏的职业群体，而是说明科学家与其他美国职业、收入群体非常相似，觉得只要他们的收入再增加百分之十，他们就可以过得很舒适。
我们关于金钱收入所谈的这些也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在科学界所起的作用与在其他职业中完全一样。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工商界，金钱收入的变化范围要比在科学界大得多，而且它更直接地反映一个人在职业中的相对地位。这一点甚至可以从隶属于工商界的科学家中看出：工业科学家的工资变化范围要比他们在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同行的大得多，也比后者高得多。在每一种从事科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内，工资收入与所作工作的声誉粗略相关；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例如在学术工作和工业研究工作之间，就金钱收入而言是无法作出确切比较的。在工商界，高收入被认为是取得成就的一种适宜的刺激。而在大学科学中金钱收入并不被看作是取得成就的基本动力，人们非常警惕金钱奖励制度可能导致一种动机的变化，即由为了正当的目的而作出发现变为仅以获得发现所能带来的金钱为目的。如我们所知，科学中的“公有性”和“无私利性”价值观不提倡精心地构筑基于金钱收入基础之上的、易招致反感的等级差别。
在表示敬意方面，金钱收入对科学和工业所具有的这种不同含义也许也反应在这两种职业所认可的不同“生活风格”上。对于工商界人士，成就的象征是昂贵的物品，如豪华的房屋，高级小汽车，夫人用的高贵的服饰等等。而在科学家中，即使有少数人由于继承遗产而有可能购置这些物品，它们也会被视作不合适的象征。科学家间的竞争严格限制在取得科学成就上，维布伦所说的“钱的竞争”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
在科学中最恰当的成就象征是一个人的工作，工作的相对声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般的公众评价，但更取决于专业同行所作出的评价。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有少数美国大学中的教席给予占有这些教席的人以其所属领域中最高的声望。在工业界也是如此。某些公司的研究机构具有较其他机构高得多的声望，而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人则能分享这一声望。但是，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对于工作的这种评价都不是终极不变的。相反，它们随现任者的成就在有关专业群体中所受到的赞诩的变化而略微变化。在科学中，需要不断地重新求助于取得成就来支持自己。
由于这种过程是如此的迅速，也由于科学家个人明白能评判他的专门工作的同行是多么之少，所以他非常看重其同行非正式或正式表达的意见。在科学中也与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我们很难得到关于非正式意见这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之运行的可靠证据，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并感到其影响。正式的荣誉表达方式倒还比较容易把握，例如专业社团领导机构的选举，对于卓越科学成就的奖励等。基于这一考虑，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有关科学中的奖励和报偿的问题。有一些这类的奖励可供我们用来作为例证，它们只面向全国或某一地区范围内的美国科学家，它们几乎每周都出现在《科学》杂志的新闻专栏里（《料学》是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一份杂志，几乎所有实际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都读它）。但我们不准备这样做，而准备采取另一种方式。为了表明科学中奖励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普遍性，我们将选择诺贝尔奖作为考察对象；这一奖的授予是不考虑国籍的。从各方面来看，它作为科学声望的象征所具有的奖励的性质是很典型的。
负责颁发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委员会，大都由一些本人已取得了相当出色的科学成就的人组成，因而他们的意见会受到特别的尊重。不仅不允许个人直接申请诺贝尔奖，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推荐自认为是合适的候选人。在有权提名候选人的人员中包括瑞典科学院的成员——他们实际授予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方面的奖；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中的某些教授；前诺贝尔奖得主；及世界各国中某些被选中的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最后提到的这组被选中的科学家，其任期仅有十二个月，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新选出的委员会。这有助于防止偏袒现象的发生并能不断将科学发展的新的代表人物包罗进来。例如，为了帮助评选1949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二百三十七名瑞典以外的科学家（包括四十二名美国科学家）被要求提供候选人。当然，能够被指定为提名委员会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因为只有有造诣的人才可能被选中。不过，最大的荣誉——任何科学家有可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却是本身被授予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得主会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欢迎，通常在科学界之外也是如此。
诺贝尔奖还说明了科学荣誉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即它们通常是迟到的而非迅速的。在科学奖励的全部历史中，只有一次奖是直接授给一年前宣布的发现的，那就是1923年授予班廷（F．G．Banting）和麦克列奥（J．J R Macleod）的生理医学奖。授予他们奖是由于他们与其同事贝斯特（c．H
Best）、科利普（J．H．Collip）一道在1922年宣布发现了胰岛素。也许只有在医学领域一项科学发现的意义能够如此迅即地被人们所认识。通常诺贝尔奖总是授予五至十年前完成的成就。获奖者是些成熟的科学家：在物理学中，得奖者的平均年龄是四十六岁，在化学中是四十九岁，而在生理医学方面，则是五十四岁。
在科学中如同在其他职业中一样，除了荣誉和金钱收入这类社会奖励之外，直接的工作满足感是导致合格的角色行为的一项重要动因。这里我们可以从1947年为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找出一些证据；这项研究考察了由大学、工业和美国政府部门中的五百六十七名科学家所构成的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工作满足感。在一些不尽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该研究所选择的这组科学家构成了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样本。如人们由理性价值观在科学中的重要性所能推测到的，作为个人的科学家在其工作和事业中将智力上的满足看得最高。这些智力满足包括“理解事物的机理，探索未知，和体验创造性刺激”。占第二位的强烈满足感来自这些科学家所作工作的社会价值。“大多数人说社会贡献是他们所关心的一件事，并觉得他的工作为人类福利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们所说的“无私利性”科学价值观的一种表现。
工作满足感是科学家选择其职业的组织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决定哪种组织类型是最令人满意的时候，每一组（大学、工业和政府）中的科学家都将有可能按其所愿意的方式作其所想作的工作视为首要条件。”在这一点上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大多数人说“他们正在作最适合于他们的工作，有权尝试他们自己的想法，并有机会改善其专业能力。”这些意见无论在这三组科学家内部还是在不同收入或年龄段的科学家之间，都变化不大。尽管这种实际工作满足感存在于所有三种组织类型的科学家中，将他们全都集合起来考虑时，大多数人把大学看作搞研究的最佳组织类型，工业部门次之，而政府则仅居第三位。稍后我们将讨论这种相对排列顺序的意义。大学受到最高评价，因为它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工业部门提供“可见的、实用的成果”所带来的满足感。政府部门的吸引力乃来源于其“不受限制的研究设备和资源”。每种工作满足感至少足以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去充实不同类型的组织。
总而言之，用上面所引用的哪篇报告的话来说，“美国科学家认为，以他们为自己所描述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他们相对说来是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的。”在科学家对《幸福》杂志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