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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旋加速器和电子回旋加速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加州理工学院的现任院长李·杜布里奇曾描述由此导致的结果。他说：“若干问题可以平行地被加以研究，为了保持机器的运转和进行不断的改进，需要所有团体的联合努力。”他指出，一般说来，“由于核物理学中的现代工作所需要的某些设备是如此之大和如此昂贵，以至需要众多的人员才能操纵和充分使用它们……我相信发展若干巨大的研究中心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中心对于核物理学的进展将是极其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正式组织的需要是很显然的。
总而言之，由于我们已经给出的这些一般原因，大型正式组织在科学中越来越常见了。但是，无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中还是在科学的许多部分中，这类组织都不可能完全取代非正式组织模式。尽管如此，科层制模式仍搅扰了某些科学家，即使在科学中需要它的地方也是如此。这倒很像科层制在其他领域中的确立曾搅扰某些“自由”社会的臣民一样。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技术主任考瓦斯基（ L·Kowarski）指出，“引入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无论其是多么灵活和精简，都会引起专职科学家的遗憾，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迄今为止都过着一种独立小生产者的日子。”
除了某些科学家所可能感到的这种广为散布的遗憾之情以外，还有对于科层制模式现在带给科学家的问题的真诚的关心。等级组织这方面的某些问题乃是这种社会组织本身所固有的，与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具体目标——是科学的或其他方面的——无关。这些问题中的某些也曾出现于其他科层制中，如政府部门，工业界及工会组织，在理解和控制这些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科学组织的管理可从对于正式组织这些困难的普遍分析中受益匪浅。不过，仍然有一些为科学所特有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正式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做的是认清必须选择这样的人来作为大型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懂得科研的性质及其协调的问题。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将为其下属保持自主性的一般问题转换成手边特别科学专业和特别科学问题所需要的具体社会条件。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成功的科学经营者将某些最成功的大型科学研究组织称为“一个人的影子”。朱厄特根据他做为一个非常大的研究组织的领导的长期经验，曾经探讨这一重要问题。他说，“实际上，领导和其直接下属所作的是提供一种合适的环境，在其中有创造性思想的人可以自由地工作；是勾画出似乎有希望取得进展的一般领域；以及在决定如何继续推进时，对研究成果及其他许多因素进行权衡。”我们已经看到，就组织的目的而言——无论是工业的或其他什么的——这都必然会导致对领导的需要，但同时它仍能为科学发现的自主过程留出适当的范围。很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个别管理者的个人智慧来为好的科研工作提供适当的条件。对于某些职能研究组织非常需要进行认真的经验研究，以考察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成功，又是什么阻止了研究目标的实现。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位学者指出：“将管理技能应用于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是非常新近的事情，对于这一领域的经验我们只有很少的文献记录。当前最需要作的是对经验作出记录和评价，接下来对于有关的发现加以条理化。”关于大型科研机构及其他组织的管理的社会科学，才刚刚超出“常识”阶段。
现在让我们从美国科学中的组织和控制的问题，转向讨论美国科学的范围和规模，也就是说探讨上述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领域内发生的。在此我们必须满足于粗略的估计和一般的印象，因为今日美国科学包括如此多样和常变的专业活动群体，以致很难精确地描述它的规模。然而有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却是明白无误的。一位负责追踪美国科学中人员变化情况的人指出，美国科学正以陡峭的曲线形式上升。它的每一方面都呈指数曲线形式。”
幸运的是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最近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认真地搜集起来的数据，它们至少能够告诉我们目前美国科学人员、资金、设备的大致数量级。这里没有包括社会科学，对于它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加以讨论。该理事会的研究估计，1946年美国约有七十五万名专职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五。在这一数字中，大约只有十三万七千人从事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教学。后面这较少的一组人在美国社会中显然极其重要。甚至在这较少的一组人中还存在着一个更重要的核心。它由在物理和生物科学方面具有博士学位的二万五千人构成，这些人能够，即使潜在地，为基础科研作出贡献。在这十三万七千人的总数中，估计在大专院校的有五万，在工业界的有五万七千，在政府部门的有三千。从1946年到1949年，这一总数字引人注意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达到了十八万这一较大的数字。1940年以来，在大学的科学家的相对人数减少了，在政府部门的保持稳定，而在工业界的则大大地增加了。在1930年，大学占有重要科研人才中的百分之四十九；而在1940年，则只占百分之四十一；1947年，只占百分之三十六。不过这种减少不一定是有害的。
在美国这么多的人员仍不显得充足。由于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认为“科学是维持国家生存的一个主要因素”，并认为“只有通过研究和更多的研究，我们才能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它在1946年提出了在未来十年（1947－1957）中，科研人员有计划扩充的政策建议，不过这一建议没有指定到1957年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我们已经看到，在战后人员的扩充是多么迅速，关键科研人员组的人数从十三万七千达到十八万。这一增长已超出了战后关于科研人力资源情况的报告的预计。的确，也许正是这些报告部分地激励了这种巨大的增长势头。这样的增长率不大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但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大规模扩充却是非常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所可能得到的资金来衡量美国科学的范围。1900年以来，所有三类科学组织的研究费用都保持稳定增长，其中政府部门的费用比大学和工业界要更快一些。这种增长势态自1930年以来，显得尤为强烈。据估计在这一年，美国科学的花费为一亿五千万美元；1940年，为三亿五千万亿美元；到1949年，则为二十亿美元。所以在三十年代，国家的科研费用翻了一番多，但是总额从未超过国民收入总额的千分之五。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在1947年作出了非常激进的建议：到1957年，美国科研费用最少也要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战争无疑大大增加了用于科研的经费。例如在1941－1945年期间，花了大约三十亿美元，其中大多数用于应用研究。这一巨大数额中的百分之八十三是由美国政府出的。在1944和1945年，每年都花了八亿多美元，几乎全部都是由政府出资。尽管战争期间作了如此巨大的花费，从那以后，资金的支出仍在增大。1947年花费了十一亿美元，1949年花费了二十亿美元。这一总数恐怕还要继续增加，并且无疑，大头仍要由美国政府的资金来提供。工业界大约花了1947年总经费的一半，而大学虽然在绝对数字上其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却仍只占总额的百分之四。这是大学科研费用相对减少趋势的继续，在1930年，同样的百分比为百分之十二，在1940年为百分之九。
最后，可利用的科研设备的价值构成评价美国科学的另一粗略指标。1946年美国政府所拥有和操纵的研究设备的价值为十五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为国防部占有。这一数字中未包括原子能委员会的设备。工业界有十亿美元的设备，而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有大约三亿美元的研究设备。1946年以来，研究设备也增加了，其速度大致与科研人力的扩充成正比。
美国科学最近已经发生的这些扩充和那些可能将要继续下去的扩充趋势，当然不是在毫无计划和毫无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人力是增长中最关键的要素，规划科学培训项目，无论这一任务多么艰巨，就显得尤为重要。培训一个科学家需要大约四到十年，从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在开头所作的个人决定，待四到十年后，培训结束时可能会毫不现实。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科学在继续发展时，为了自我指导起见，必须收集关于自身成长趋势的最可靠的信息。”多年来，收集这种信息一直是政府科学组织中各种小组的职责，现在这一职能已转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对于后者我们稍后还要作更多的论述。这样的信息有助于维持科学人力供需的大致平衡，防止下列三种重要的不平衡的发生：各种专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各种不同技能——即管理、纯科学、及应用技能——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不同层次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因为在科学中对受过高度训练、非常有能力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无论以专业人员的数目、以财政花费的规模，还是以仪器设备的价值来衡量，美国科学现在都是一项规模巨大、具有头等国家重要性的事业。除非在美国“自由”社会中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否则科学的位置将在大学、工业和政府中得到维持乃至推进。
关于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最后一点一般考虑是，构成这一领域劳动力的科学家的社会特征。不幸的是，关于这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所能谈的只是美国科学家的阶级来源、他们的宗教背景，以及妇女在科学中的地位。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不仅是科学社会学，也是直接的实用目标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科学与美国生活中的其他职业一样，充分体现着这样一种强烈的美国价值观，即任何形式的才智都应受到报达。然而，我们却无法确切地说明在怎样的程度上科学构成了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渠道。1906年，卡特尔（J．M。
Cattell）研究了第一版《美国科学家》上所列人物的父辈的职业背景。在他所考虑的这一父亲群体中，百分之四十三点一的人曾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百分之三十五点七的人曾从事工商业；百分之二十一点二的人从事农业。而当时，在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一从事工商业；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从事农业。所以工商业组提供了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当的科学家份额，而农业组所提供的科学家只占按总人口百分比所应提供份额的一半；科学专职群体所提供的科学家份额几乎是该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十五倍。正是这后一事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时似乎存在着一种阶级的自我补充，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社会升迁的机会。不过，卡特尔的“工商业”和“农业”类中，似乎也包括下等和中等阶级。因此，唯一明确的结论是相当大比例的科学家出自专门职业群体。
最近我们又有另外一点证据。《幸福》杂志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数学－物理学家“通常出自中产阶级和专门职业家庭”，“列入《美国科学家》中的物理学家，有相当多的人是教士的儿子。”据这一调查说，化学家“通常出自小城市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并且“可作出的最普遍的结论是科学常来自低收入阶层。”所给出的唯一证据是科学中的博士获得者大多出于较小的、费用低廉的学院。不过，关于这一概括还有其他的证据。国家研究理事会科学人员办公室最近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理科研究生依赖于某种财政资助。它表明研究生极少靠自己的财力进研究生院。”在法律和医学领域中，自己付钱的人要比在科学中的多。
如果我们可以冒险作出一些概括——它们应受到检验，并通过认真设计的研究来予以充实——我们可以说，在科学这一专门职业中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流动，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专门职业阶级的自我补充。社会流动大概更经常发自中产阶级的低收入层，而非发自非常低等的社会层，然而，借助于美国社会中的免费公共教育系统和奖学金，后者偶尔也